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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九十年笔谈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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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涌的诗歌大潮——改革开放三十年《诗刊》的诗歌创作主流及审美取向 杨志学
光荣的传统我们继取
高擎着诗的火把前行
——题记
从1978年我们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年不寻常的历程。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对此曾有激情饱满、诗情洋溢的描述与概括：“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三十年来，中国诗人的心伴着时代的脉搏跳动，与人民同悲欢，同祖国共命运。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广大诗人无不以特有的敏感，以诗的形式对生活发言，唱出时代的强音。在他们身后，开满了绚丽多彩的诗歌花朵。《诗刊》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诗歌刊物，肩负重任，不辱使命，团结全国诗人，关注社会变革，谱写优美动人的诗章。《诗刊》推出的大量优秀作品，为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发展历程留下了一页页生动的记录。许多诗篇不仅留在了诗歌史上，也永远留在了共和国发展的历史上。打开三十年中的一本本《诗刊》，就像打开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扇扇窗口。“诗，可以观。”在中国，还没有哪一种文学刊物能够像《诗刊》这样，如果将其不同时代和阶段发表的作品串连起来，就是祖国前进步履与社会发展变化的一部形象的画卷。
诗的海面的狂涛巨澜
当荒唐岁月终止，中国从十年噩梦中醒来，中国的诗歌亦随之觉醒、腾跃。重温改革开放初期《诗刊》发表的大量作品，我们心潮澎湃、激情难抑。那“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的有力呼声，那对阻碍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深深“不满”，以小草的深沉寄托为代表的诗人们对历史的深切反思，以“我要燃烧”的呐喊为代表的对祖国的历尽劫难而不变的爱，新时期的“大堰河式”作品对养育者的深情礼赞，一代青年“相信未来”的执著宣告……许多包含着厚重的生活积淀、深刻的人生思考、强烈的情感宣泄和鲜明的艺术个性的作品，走进了广大读者的记忆之中，显示了新时期中国诗歌的辉煌与绚烂。
显然，这里有一种诗歌与社会的互动、共生关系存在。诗人是时代的神经末梢，他敏锐地感应和觉察到了社会变革之必然，以特有的艺术形式率先发出了有力的呐喊；而社会的变革又为诗歌的生长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注入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一大批作品以《诗刊》为阵地，对诗坛和社会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像海上掀起的狂涛巨澜。
归来的老诗人艾青很快恢复了创作青春，在《诗刊》发表了他的《大上海》，气势恢弘，使我们依稀可见《大堰河》的笔力。引发朦胧诗大讨论的《秋》，出自著名诗人杜运燮之手，是在《诗刊》1980年1月号首发的。还有著名画家黄永玉，也是一位颇具个性的诗人，改革开放初期曾多次在《诗刊》留下精彩之笔。
作为一家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刊物，《诗刊》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文化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一、思想解放的先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诗刊社就召开了建国以来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吹响了诗歌界思想解放的角号。从此《诗刊》的组稿和发稿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出现了空前的活跃。在《诗刊》工作多年的老编辑王燕生说过这样的话：“《诗刊》是新的观念的助产士，是旧的观念的排雷兵。”据他回忆，“四人帮”粉碎后，《诗刊》曾做出这样一条决定：要千方百计发表那些蒙冤受屈的人的作品。于是，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得以问世，如公刘的《沉思》、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林希的《无名河》、昌耀的《大山的囚徒》等。这样《诗刊》实际上首先从艺术上为这批人平了反(参见《(诗刊)创刊50周年专家座谈会纪要》，《诗刊》(2007年1月号上半月刊)。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边国政的《对一座大山的询问》等作品的发表，无疑也为一些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爱情诗的突破禁区，也是解放思想的表现。如，女诗人林子的爱情组诗《给他》，打破了以往关于爱情诗的温文尔雅、含而不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写法，而采取一种火辣辣的、热烈的、直接陈述的方式写就。这样的诗，在它产生的五十年代不可能发表，而在其尘封了二十年之后，《诗刊》1980年1月号使这组诗得见天日，也是需要一番勇气的。这组诗发表后受到读者的肯定与好评，也证明《诗刊》的做法是及时的、正确的。
二、崇高诗美的播扬
“文革”灾难之后，共和国伤痕累累。而更严重的是人心灵上的伤痕，恐一时难以愈合。伤痕文学一时兴盛，是很自然的事情。与叙事类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诗歌中的伤痕作品多是含着伤痛的悲怆的歌吟，它在审美上的效应也许更符合人们对崇高之美的理解：崇高是克服痛感之后的快感，是苦难中的奋起。在那一特定阶段，《诗刊》发表了大量洋溢着崇高诗美光芒的作品，如牛汉的《华南虎》、曾卓的《悬岩边的树》、韩瀚的《重量》、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叶延滨的《干妈》、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这是对崇高诗美的广泛的播扬。这些作品也往往因其表达的内在而获得较为持久的传播，如人选各种选本、教科书等。
三、诗歌评论风暴的聚汇点
与创作上的高潮局面相适应，诗歌评论的活跃也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风景。所谓新诗潮，便是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相互激荡、相互作用下的产物。《诗刊》成了当时诗歌评论风暴的聚汇点，几年中发表了大量有锐气、有价值的诗歌评论及对新的诗歌创作现象的争鸣、探讨文章。谢冕等人的诗人梦虽未实现，而成为诗评家，无论对诗界还是对他们本人来说或许都是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失去了平静以后》(谢冕)、《实事求是地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朱先树)等，都是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诗歌评论文章。
四、诗歌朗诵潮流的引领
诗歌创作的繁荣，也带来了诗歌朗诵的热潮。当时悼念周总理、歌唱现代化的大型诗歌朗诵会，常常是由诗刊社出面主办的，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参与。“会场上群情激动，经常是演员含着泪花朗诵，而观众是流着泪水在听”(吴思敬《朗诵诗和非朗诵诗》，《走向哲学的诗》，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175页)。这是《诗刊》的一段佳话，也是诗歌朗诵最辉煌的阶段。
生活之海的五彩波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我们的诗歌创作也在不断做出调整，向着生活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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