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3期

徜徉变幻　执著永恒

作者：包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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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诗性的动物，天地有大美，人间要好诗。
　　现实主义诗人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使万象化成关丽；它撮合狂喜与恐怖，愉快与忧伤，永恒与变幻；它驯服了一切不可融合的东西，使它们在它轻柔的羁轭之下结成一体”(雪莱《为诗辩护》)。
　　现代主义诗人说：“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
　　世象，社会，世道人心，文化格局，文艺思潮，这些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大格局，也是每个诗人难于脱越的现实。这个大格局影响每个人的生活、事业和命运，也影响着每个诗人的情感、叙事和追寻。
　　改革开放30年来，整个世界风云变幻，我们国家带着伤痛、顶着雷电、披着尘埃，日益和平崛起，演绎出一幕幕令世人赞叹，使国人自豪的壮剧，也拓展出多元激荡、兼容互动、多姿多彩的文化空间与艺术天地。这是个大有作为的时代，也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时代。
　　我们的诗歌，在这30年风雨历程中，相侔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等文学潮流的演变，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的理念与手法。得到创新和发展。人们看到了很多新诗，也记住了舒婷、顾城等诗人的名字。
　　新时期诗歌最重要的思想价值是以人为本，批判对人精神的扭曲与窒闷，呼唤人的全面解放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文明。最重要的艺术创新，乃是让人们在现实主义的主调之外，也欣赏到充溢现代性的奇蕴妙趣。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开始意识到由于某种误读，在诗歌创作、阅读和评论上曾存在的某些障碍，“历史已然说明，文艺方法论的发展，在80年代方法论的建构与90年代学界的消解性思想中，已经在思维上和价值上有了很大的不同，90年代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价值消解性，不再是那种整体的向前发展的神圣性话语，而是解构性论语充斥文坛。”(王岳川《文艺方法论与本体论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人们也留意到，伴之而来的最大缺失是排斥文学的人文理性。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人曾说历史走到了尽头，也有人断言人文精神成了最后的神话。但是，在历史的尽头，还有更新的社会生机，还有社会主义，“我们切莫忘记，任凭科学与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爱因斯坦语)，在绝对正确的发展之上，永远游走的是神圣的诗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