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末路、小吏末路和贵族末路



  《水浒》中有三个人对水泊事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无他三人,梁山将不成其为梁山,水泊亦将不成其为水泊。他们三人是林冲、柴进和宋江。林冲蒙冤上山,大多勤勉于山寨之事。惟有王伦不收留晁盖一伙人,晁盖被史文恭杀死后,在两次水泊事业最关键时刻,如山中之虎豹,静候多时,突然窜出用大智大勇奠定了梁山前期和后期的基业。而柴进是梁山真正的源头,先是有恩于王伦、杜迁、宋万等人,然后再介绍林冲上梁山,使梁山有了第一个关键人物,无柴进林冲不得上梁山,林冲不得上梁山,晁盖难以顺利做梁山老大;晁盖等不上梁山,后面宋江等人壮大梁山都是虚话。宋江更不用说,他为一百零八将之首,私放晁天王等人,广招各路豪杰上梁山,最后力主招安,可谓梁山事业系于一身。
  这三人一为英雄,一为贵族,一为小吏。他们都是走投无路,不得已才上了梁山,三人上梁山的原因,上梁山之前的心态很值得对比。
  和宋江、柴进相比,林冲是真是百分之百的冤屈。宋江私放劫生辰纲的江洋大盗,为灭口杀死了阎婆惜,本是弥天大罪,按律是死罪,幸亏他银子使得好才轻判个刺配江州。柴进则是被知府小舅子夺了叔叔的老宅,对小旋风来说,最可激愤的并不是一屋之失,而是太祖皇帝允诺的贵族特权,百年之后竟然被地方官和地方官的亲戚藐视、践踏,再说李逵冒冒失失杀死了段天锡,虽罪不致死但连带责任还是有的。惟有林冲,干干净净老老实实,无丝毫做奸犯科之情节,可衙内为自己的淫欲,悍然强夺命官之妻,顶天立地的好汉竟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对那个年代对男人来说,夺妻是最大的耻辱也是最大的权利侵害,他一忍再忍,最后连自己的生命都难以保全,无敌忍者突作怒目金刚,手刃仇家上了梁山。
  因此和与早有自己小算盘的柴进、宋江相比,林冲上梁山最有悲壮色彩,这位忠心耿耿效忠朝廷的教头不得不做强盗,其内心之痛苦、煎熬、悲愤可想而知。在朱贵的店里,上梁山之前的林冲几碗酒下肚,想起前尘往事,想起去路漫漫,想起娇妻与深仇,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便在白粉壁上写下了八句诗:
  “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
  江湖驰誉望,京国显英雄。
  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
  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
  一个“仗义”“朴忠”的英雄,不能万里觅封侯就罢了,可做一本份小官不可得,过平常日子不可得,黑暗的朝廷就是这样逼迫自己本应最依仗的精英来反对自己。这首诗不仅是林冲心思的写照,也是千百年来无数报国无门反遭迫害的英雄末路之写照,英雄走向末路,大宋也就该走向末路了。
  宋江没有林冲的“朴忠”,林冲靠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安身立命,宋江则靠权谋,靠利用最流行的潜规则来博取最大的收益:金钱、名望,用的全是小吏的手段。林冲能交鲁智深这样的真好汉做朋友,也能帮助李小二这样“窃钩”的穷人,但把他放在宋江押司的位置上,碰到上司发文来追捕重大犯罪嫌疑人,他会像宋江那样泄露重大国家机密么?宋江那样做,是施恩于黑社会,是不折不扣的黑社会保护伞,这连一个公务员最起码的操守都不具备,何来“忠”?宋江作为郓城小吏,而利用权利金钱,收买各路边缘人,声闻于天下。——他的钱也来得蹊跷,因此萧瀚说他有“财产来历不明罪”重大嫌疑。从当小吏开始,他就做好随时和朝廷决裂的准备。光宗耀祖是男人正常的追求,但宋江选择的路径和林冲不一样,一用潜规则,一用显规则。因此他在江州题写的“反诗”,和林诗相比,风格不一样: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宋江所表露的是一种怨气而非悲壮。林冲蒙冤那样重,想到的只是“威镇泰山东”,而非报复社会,而这位口口声声忠孝的宋押司如果真忠于国事,不但不会私放天王,也不会在流配的路上,劝诱和欺骗燕顺、王英、郑天寿、花荣、秦明等上梁山。——黄文炳看得一点不错,他早有造反之心,然后走“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老路,博取官爵,但以揣测犯罪动机来定罪,而不是根据犯罪事实定罪,则是“莫须有”。——将宋江判处死刑是很不公平的,这是另一个问题。题反诗事发是上梁山的导火索,因此和英雄末路相比,这个小吏的末路有点滑稽。先是装疯卖傻在屎尿坑里打滚,企图骗过缉捕的公人。推上法场时,“宋江只把脚来跌,戴宗低了头只叹气。”被晁盖救了后,哭道:“哥哥!莫不是梦中相会?”
  比起英雄和小吏的末路,贵族柴进的末路直叫人惋惜痛心。作为大周皇帝的嫡传子孙,有誓书铁券在手,对来自朝廷的伤害他有种自信。和“朴忠”的林冲、“权谋”的宋江比,他一直和现行的体制保持冷静的距离,作为让位于赵家的柴家后裔,他内心恐怕并不认为自己是大宋的臣民,因此“忠”对他没有意义,自然谋取高官对他也没有意义。他和大宋是一种“契约”关系,自己的祖先和皇帝的祖先订立了江山转让“合同”,按照合同赵家需给予补偿,补偿条款中便有“司法豁免权”一项,大宋对他而言,惟一应该做的就是“履约”。秦汉以降,郡县天下,贵族势力日渐凋零,特别是隋唐开科取士后,寒门与豪门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国家公共职务向全体百姓开放,没有了特权自然没有了贵族。到宋代,除了皇族恐怕异姓贵族只有柴家了。因为在贵族和皇室只是名义上的君臣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盟约关系,贵族遵某姓为共主,贵族自己有独立的势力范围和很大的自治权。许倬云先生曾比喻,秦汉前天子和诸侯的关系是总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是真正封建;秦汉以后皇帝和各地方政府是总公司和办事处的关系,办事处是没有独立法人地位的。
  赵匡胤黄袍加身,从柴家那里得了皇位后,为了解决道统上的合法性难题,订立了赵、柴两家的合同。那么在宋朝初期,赵家或许还有种得位于孤儿寡母之手的道德内疚感,履约的积极性很高,统治天下时间一长,便具有自然的合法性,履约的约束也越来越弱。此时的柴进并非没有危机感。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崛起后,国与国之间征伐不已,各国贵族有朝不保夕之感,孟尝、平原、信陵、春申等战国四君子大批养士之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柴进“养士”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不管良莠都招集在门下,既周济林冲、宋江、武松那样的人,也养洪教头那样的人。“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在奸臣当道、公器私用的北宋末期,繁华之中隐藏着极大的社会矛盾,过着优厚生活的柴进自然不能置身度外,“养士”以备不时之需,这也是贵族一种“自保”措施,大官积累财富攫取权力以获得安全感,小官巴结上司以求自保,祝家庄这样的地主自己练兵自保,小老百姓去当响马自保,柴进不能去作大官,也不愿意去当贼,最好的选择是“养士”。金圣叹评价说:“柴进无他长,只有好客一节。”“旋音去声,言其能旋恶物聚于一处故也。水泊之有众人也,则自林冲始也,而旋林冲入水泊,则柴进之力也。”——柴进旋林冲入水泊,只是无意插柳,他自己是不愿意放下贵族架子去当强盗的。
  可这样一个连皇帝都许诺给司法豁免权的贵族子弟,在知府的小舅子眼里,完全是可以任意鱼肉的乡民。权力可以统吃一切,先朝订立的法律文书,在段天锡眼里,只是废纸一张,“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当年让江山订立的合同,大宋政府完全可以违约了——江山已经到了老赵家中一百多年了。
  林冲平时出阵,只是一职业军人奉命而为,无多话。攻打高唐州时,“头领林冲横八丈蛇矛,跃马出阵,厉声高叫:‘姓高的贼,块块出来。’”林冲主动出马,一为报柴进之恩,二是出于对高家的仇恨。迫使林冲、柴进两位梁山大功臣上山的为高俅兄弟,高俅才是梁山第一大功臣。
  原本寄希望于赵官家遵守合同的贵族也不得不作了强盗,但他和林冲一样,毕竟有种情结,做不了彻底的强盗,但对大宋他决无宋江那样的奢望与天真,最后称病辞官回乡务农,得以善终,这是贵族的清醒。
  英雄、小吏做了强盗,贵族也不得不做了强盗,大宋朝廷还能剩哪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