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会有哪位朋友说，《水浒传》轻鄙女性，是因为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一向很低，素有轻视女性的文化传统。但这话也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古代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地位低，并不必然导致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地位低，恰恰相反，文学世界里照样可以有很多光彩照人的女性。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因《水浒》的作者只熟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月黑杀人、风高放火的绿林强人，不了解女性，不善于写女性，所以才写成那个样子。但这话也不对，通读《水浒》，就会知道，《水浒》写阎婆惜和阎婆以及潘金莲和王婆的几段，相当细致生动，尤其是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一段，笔触极为细致传神，单以艺术性而论，绝不逊于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经典段落，绝对称得上第一流的笔墨，就连《金瓶梅》这样的大手笔之作，对此段也几乎全盘照录，足见作者写女性之能。由此也可见，《水浒》贬低女性的写法，不是因作者才力不足，而是确实别有用心。 　　那么这个别有的用心到底是什么？ 　　有两种见解值得向大家介绍： 　　一种是由孙述宇先生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提出的看法，认为仇视妇女，着意宣扬一种女人祸水的观念，是强盗文学的典型特征。此书认为，在水浒英雄的故事被写定成书前在民间流传讲述的二、三百年里，南宋初年北方当地的抗金武装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这些带有强人色彩的抗金武装的英雄故事与原来的淮南盗宋江的故事融合（参见本小书第一篇之相关部分），一方面，这些亡命之徒又通过讲述水浒故事向民众宣传，获取物质支援和兵员补充，同时又讲给自己人听来自娱并作为行动的指导。既然将水浒故事定为强人的宣传文学，里面的一些问题便迎刃而解，在这些强人的亡命生涯里，对妇女必然持一种防范疑惧态度：女人可能成为妨碍作战行动的累赘，女人可能使自己伤身，女人可能软化这些汉子强悍的亡命意志，女人可能使汉子们争风吃醋发生内讧，女人还可能和敌对势力的男人发生情感成为内奸而出卖自己人，……因此作为强人宣传文学的水浒故事，通过各种情节反复向这些亡命汉子们灌输“妇女不祥”的观念，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另一种见解是王学太先生在《中国流民》一书中提出的。此书认为，一部《水浒》，反映的是游民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在它成书过程中，游民知识分子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游民的人生与农民不同，他们闯荡江湖，冲州撞府，流浪已久，家在他们心中早已淡漠了，妻儿对他们没什么吸引力，甚至还可能是他们成大事的累赘。在六十年代出土的明成化年间（1465－1487）刊刻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四种》里，开篇便讲到，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后，为做一番大事业，关羽、张飞竟然决定互相杀掉对方的家小（刘备此时是光棍儿），于是张飞跑到关羽的老家，一口气杀了关家大小十八口，只因一时不忍才放走了有孕在身的关羽的妻子胡氏，而那边关羽也同时动手，将张飞一家杀得干干净净。这个血淋淋的故事今天读起来真是触目惊心，但这就是游民价值观的真实体现。同样，《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为拉某人上山，也不惜设计锄灭其家室，断绝其对家的依恋，如秦明、卢俊义的上山便是明显例证。既然游民不重家室，对女性采取漠视乃至敌视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水浒》中对女性的种种特殊描写，正是游民心态的典型表现。 　　上面两种说法，具体结论不同，但大致思路是非常接近的，即都把《水浒》做为某一特殊社会群体或阶层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的体现，并认为这一群体或阶层在成书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两种说法都能自圆其说，二者也有相通之处，因为历史中的游民去强人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他们的心态本就多有相似之处。至于是否一定要二者间取舍其一，在下以为也未必，文学阐释之道，本就见仁见智，这样两说并存，也不错。 　　最后要说的是，这种排斥女性的英雄故事的格局后来出现了重大转变。清代出来个文康发愿要写一部书，既有《水浒传》的侠烈故事，又有《红楼梦》的悱恻情缘，于是女侠十三妹便在《儿女英雄传》中出笼了。这一恋爱加武侠的变局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的武侠小说包括目今风靡海内外华人文化圈的新派武侠小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蕙质兰心、魅力足以颠倒众生的女侠形象，描画英雄侠骨的同时讲说起缠绵故事，让现代读者大过其瘾。由此，从侠义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演变，亦可觇知时代精神之动向，当然，这也是个有趣话题，且留待异日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