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人物绰号与杭州方言民俗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张高峰 发布时间：2005-12-27 阅读：164次作者：杨子华在我国小说史上,人物绰号运用最早、最多最好的,当推《水浒》。综观《水浒》中108个梁山好汉,个个都有绰号。多的如宋江一人就有“呼保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这样三个绰号,甚至连那些市井小民也多有绰号,如第24回在王婆西门庆的对话中就提到李二的绰号叫“银担子”,陆小乙的绰号叫“花胳膊”,武大郎的绰号叫“三寸丁谷树皮”。因此,人物绰号已成为《水浒》的一大语言艺术特色了。殊不知《水浒》中的这些人物绰号,还与宋元杭州盛行的绰号民俗有着一层密切的渊源关系呢!
　　绰号民俗,主要是指那些生活在市井社会的下层市民的绰号民俗。这是因为南宋的都城杭州,商业经济空前繁荣,市民阶层空前壮大。当时,大量北方移民的南迁,带来了以汴梁为主的北方官话,与杭州原来的吴语方言融合成了半官话的混合型吴语方言。于是在杭州,半官话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充分体现市民生活情趣和审美心理的绰号民俗。这种新兴的市民绰号风俗,当即在杭州非常发达的民间艺术的表演者———民间艺人身上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反映。如被《四库提要》称为“可以见南渡以后土俗民风之大略”的《都城绝胜》、《梦梁录》、《武林旧事》等都大量记录了南宋杭州广大民间艺人的姓名、绰号。特别是宋末元初寓居于杭州街的周密,在他编著的《武林旧事》卷六“诸色艺人”条下,还开列了一份有“杂剧”、“演史”、“小说”、“影戏”、“唱赚”、“小唱”、“诸宫调”、“耍令”、“舞绾(舞蹈)”、“撮弄”(魔术)、“踢弄”(杂技)、“傀儡”、“角抵”、“蹴球”等522位杭州著名民间艺人的姓名以及绰号的名单。这为我们研究宋元杭州的绰号民俗提供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也对我们研究《水浒》人物绰号与宋元杭州绰号民俗的渊源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我们还需充分注意到这种市井社会绰号也同时在用杭州方言口语说讲的“说话”话本中得到了具体而生动的反映。在宋元杭州如星罗棋布的游艺场瓦子、勾栏里,由民间说唱艺人以“水浒故事”为热门题材的短篇“小说”,如《武行者》、《花和尚》、《青面兽》、《石头孙立》,以及《圣手二郎》等,都是以梁山好汉的绰号为题目的。
　　同样,当时杭州的瓦子、勾栏里,民间艺人已在演讲由无数短篇“小说”连缀起来的长篇“讲史”《大宋宣和遗事》中,除了为后来的《水浒》提供了故事的轮廓和人物的雏形之外,还提供了一份有关梁山好汉的姓名和绰号:智多星吴加亮　　　　玉麒麟卢进义青面兽杨志　　　　　混江龙李海九纹龙史进　　　　　入云龙公孙胜浪里白跳张顺　　　　霹雳火秦明
　　短命二郎阮进　　　　大刀关必胜
　　豹子头林冲　　　　　黑旋风李逵
　　小旋风柴进　　　　　金枪手徐宁
　　扑天雕李应　　　　　赤发鬼刘唐
　　一直撞董平　　　　　插翅虎雷横
　　美髯公朱全　　　　　神行太保戴宗
　　赛关索王雄　　　　　病尉迟孙立
　　小李广花荣　　　　　没羽箭张青
　　没遮拦穆横　　　　　浪子燕青
　　花和尚鲁智深　　　　行者武松
　　铁鞭呼延绰　　　　　急先锋索超
　　拚命三郎石秀　　　　火舡工张岑
　　摸着云杜千　　　　　铁天王晁盖
　　再加上没有列入名单里面的“呼保义宋江”等,总数为39人。这些不仅反映了宋元时的杭州确实存在着一个具有历史传统文化氛围的市井社会的绰号民俗,而且还有力地证实了这种杭州的绰号民俗与《水浒》人物绰号之间的渊源关系。下面我们根据绰号的丰富文化氛围和民俗情调,从五个方面做一些对照论证:一、宗教民俗杭州历来是佛家圣地,佛事活动异常频繁,到了南宋时期更趋旺盛。据《西湖游览志余》第14卷所记,杭州城内外及湖山之间的寺庙,已“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庙宇数量多,就必然孕育出丰富多彩的佛家故事。当时,杭州的瓦子、勾栏里就出现了象“说经”那样的专门演唱佛教故事的“说话”艺术。甚至瓦子“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还将最受世间欢迎的“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刊印出版,这便是后来的《西游记》的蓝本。在这样浓重的宗教气息的影响下便使《水浒》人物的绰号也涂上了一层宗教色彩。
　　[行者]
　　《水浒》第31回:“(武松)着了皂直裰,系了绦,把毡笠儿除下来,解开头发,褶叠起来,将戒箍儿箍起,挂着数珠……”张青夫妻看了,喝采道:“果然好个行者!”
　　最早称寺庙里的和尚为“行者”,“行者”在这一带有宗教色彩的方言,宋元时广泛地流传在杭州市民的口语中。也频繁地出现在杭州的“说话”话本小说中。特别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经塑造了“猴行者”这个后来《西游记》中的“孙行者”的原型。当时,杭州还出现了不少以佛教故事为题材的话本小说。《菩萨蛮》(《京本通俗小说》):“(陈可常)挑了行李径来灵隐寺,投奔印铁牛长老,出家做了‘行者’”。又如《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清平山堂话本》):“(浙江路宁海军钱塘门外,南山净慈孝光禅寺)……”不多时,行者请到五戒禅师……行者捧茶至。茶罢,明悟禅师道:“行者,取文房四宝来。行者取至面前。”
　　宋元时杭州还出现了一篇以武松的绰号为题目的“小说”话本《武行者》。虽然这篇《武行者》的“小说”话本没有留传下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宋江三十六人传》中得知武松最早的原型:“行者武松:汝优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
　　如果将《宋江三十六人传》与《水浒》比较一下,那么就发现有两点明显的变化:一是从《宋江三十六人传》中看出“小说”《武行者》里的武松的身份是“行者”,是一个“酒色财气,更要杀人”的行者。而在《水浒》里,从第二十三回“景阳岗武松打虎”,到第三十回“武松大闹飞云浦”,武松根本还没有“行者”这个绰号。一直到第三十一回“武行者夜走蜈蚣岭”,孙二娘因考虑到武松决意投奔二龙山路上的安全,才向武松建议:“叔叔既要逃难,只除非把头发剪了,做个行者”。于是孙二娘替武松打扮成行者的模样。也就是说,从这时起武松才有“行者”的绰号。而且这还是装扮的假“行者”,武松真正成为一名“行者”,乃是第九十九回,出于对宋“招安”思想的不满,武松不愿随宋江进京受封,却自愿留在杭州六和寺里出家当“行者”。从以上的比较来看,就会看清楚武松绰号的初貌以及其形象发展、演变的轨迹。
　　[神行太保]
　　《水浒》第三十六回:“吴用有个至爱相识,见在江州充做两院押牢节级,姓戴名宗,本处人称为戴院长。因为他有道术,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唤他做神行太保。”寺庙中管理香火等事务的僧人,即庙祝,也称太保。《水浒》第三十九回戴宗对萧让介绍说:“小可是泰安州长庙里打供太保”。据宋《书斋夜话》卷一说:“今之巫者,言神附其体……故南方俚俗,称巫为太保”。可见,所谓“太保”,乃是专指寺庙中那些有“道术”的庙祝,即巫师。《武林旧事》中也记载着杭州的瓦子里有一位表演“烟火”的民间艺人叫“陈太保”。其所以用“太保”作为绰号,无非是夸耀他表演的烟火神奇莫测,像有“道术”的太保那样。再看《水浒》,如上例,说戴宗之所以被人称做“神行太保”,就是因“他有道术,一日能行八百里”。很可能《水浒》中戴宗的绰号“神行太保”,乃出之于南宋杭州“烟火”艺人“陈太保”。
　　二、传说民俗
　　神话传说是一种众口相传、口传心授的语言民俗。由于杭州悠久而璀璨的历史、地理人文景观,特别是通过南宋杭州“说话”艺术的媒介,派生出了无数绚丽多彩的神话传说。
　　[活闪婆]
　　《水浒》第六十五回:“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因为走跳的快,人都唤小人做活闪婆王定六。”
　　活闪即霍闪,就是闪电,活闪婆即道教所谓电母。今杭州方言中仍有“霍闪”一词。而《水浒》作“活闪婆”乃是“活”、“霍”谐音而误,象这种谐音而造成形误的情况在话本小说中是极为普遍的。据何心在《水浒研究》中说:“大约古本《水浒传》作‘霍’字,后来不知怎样误为‘活’字,至今未曾改正。”连杭州人也有把“霍闪”说成“豁闪”的,如《杭州方言词典》:“豁闪:闪电……豁闪娘娘:神话中管闪电的女神;豁闪娘娘手里有两面大镜子。”这个神话传说里的“豁闪娘娘”,也即是“活闪婆”。“霍闪”这个方言,由南宋以来一直流传在杭州的口语中,如南宋《夷坚癸志》卷五“神游西湖”条:“一急脚走报云:‘速去,速去:’俄而霹雳霍闪,震到天地。”在清代,杭州人翟灏在《通俗编》中也说:“雷电霍闪,今人每逢称之。”此处所谓“今人”便是指清代的杭州人。《水浒》中,如上例,王定六之所以有“活闪婆”这样一个绰号,正“因为走跳的快”,如电光之霍闪。至今杭州还流传着如“豁闪不响雷,雷雨不会来”这类谚语。
　　[母夜叉]
　　《水浒》第二十七回:“见那妇人如何: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钏镯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
　　“母夜叉”即夜叉婆,凶恶的妇人。关于“夜叉”的传说,宋元间的杭州传播很广,如在杭州的瓦子、勾栏里曾风靡一时的“小说”话本《杨温拦路虎传》中的相扑高手李贵的绰号便叫“山东夜叉”。又据《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所记,每当霜降之日,西湖苏堤上便有精彩纷呈的马戏表演,其中一个节目叫“夜叉探海”。明代杭州人陆人龙《型世言》第九回还对“夜叉”的形象作了这样的描绘:“只听得林子背后,风起,跳出一个夜叉来,但见:两角孤峰独耸,双睛明镜高悬。朱砂鬓发火光般。四体犹如蓝靛。臂比刚钩更利,牙如快刀犹。吼声雷动小春天。行动一如飞电。”
　　《水浒》中,把孙二娘比作“母夜叉”,给她“母夜叉”的绰号,有两层含义:一是从外形上看她生得一副凶相;二是从人品上,她开着人肉作坊,生剥活人。《水浒》中除了孙二娘的绰号叫“母夜叉”外,还有第六回那个“杀人放火”的道人丘小乙的绰号叫“飞天夜叉”。
　　三、相扑民俗
　　相扑是从“头戴角相抵”的“角抵”发展演变而来的近似摔跤的体育活动。在南宋杭州的“百戏”技艺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就要算“角抵之戏”了。据《梦梁录》第二十卷“角抵”条载,每逢南宋“朝廷大朝会,圣节御宴第九盏,例用左右军相扑”。这种在宫殿上开展的大型相朴比赛,参与比赛的相扑手多达120人。
　　还有一种更具广泛性和群众性的庙会上的小相扑比赛。南宋时,杭州的护国寺、南高峰等处都设有露台。每当庙会之期,便挑选“诸道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举行全国性的夺标相扑大赛。平时,在杭州多如繁星的瓦子里也经常举行相扑表演赛。
　　[病关索]
　　《水浒》第四十四回:“因为他一身好武艺,面貌微黄,以此人都称他做病关索杨雄。”
　　自然,杭州这样相扑活动空前繁荣的景况,必定要对《水浒》人物的刻画上产生很大的影响。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便是杨雄的绰号“病关索”。这个“关索”便是来源于宋元杭州的相扑。据《武林旧事》所开创的相扑艺人的名单中,以“关索”为绰号的就有“张关索”、“严关索”、“小关索”,再加上在男女相扑艺人中各有一位“赛关索”,至少有五位“关索”。南宋杭州的相扑艺人之所以这样喜欢用“关索”作自己的绰号。其原因就在于关索这个三国蜀将关羽第三子,虽然正史上并无关索此人,在《三国演义》中的关索也没有什么作为,但在民间传说中,关索却是一位英勇强悍、武艺高超、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因此,相扑艺人纷纷用“关索”作为自己的绰号。这无非是夸自己是相扑的好手,就象传说中的关索那样英勇强悍、武艺高超。
　　《水浒》中,杨雄也擅于相扑,且有“一身好武艺”,故而得个“病夫索”的绰号。早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杨雄(王雄)的绰号叫“赛关索”,《宋江三十六人赞》还对其绰号作了这样的解释:“关索之雄,超之亦贤。能持义勇,自命何全?”
　　杨雄的绰号,在《大宋宣和遗事》及《宋江三十六人赞》里都是“赛关索”,到了后来的《水浒》里却改成了“病关索”。那么,病关索之“病”字,又该是什么意思呢?不少《水浒》研究者对此也表示了费解,甚至连那位编写《水浒传注略》的清人程穆衡也不得不坦率地说:“若关索而病,所未详也。”且看《水浒》作者是怎样解释这个“病”字的。《水浒》作者似乎也觉察到了读者(看官)们对这个“病”字的费解,所以在第四十四回介绍杨雄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杨雄“淡黄面皮”,“面貌微黄”“微黄面色”。显然,作者以为这个“病”字,即病态。再看第四十九回在介绍孙立时,也说:“端的好条大汉,淡黄面皮……姓孙名立,绰号病尉迟。”至于在介绍病大虫薛永时,索性连“面貌微黄”、“淡黄面皮”之类的形容都没有了。其实,据笔者的考证,《水浒》作者对“病关索”、“病尉迟”之“病”字的解释完全是不恰当的,在南宋杭州的方言中“病”与“赛”乃是同义词,因此《大宋宣和遗事》及《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的“赛关索”和《水浒》中的“病关索”意思是完全相同的,都是说杨雄武艺高强,赛过那个民间传说中的“关索”。
　　据南宋时杭州的话本小说《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收入《喻世名言》第三十六卷):“姓王,名秀,这汉走得楼阁没赛,起个诨名,唤做‘病猫儿’。”这里王秀的绰号叫“病猫儿”,也即是比喻王秀走楼阁时,比猫儿还要快。可以想象,在南宋杭州“说话”艺人的口语中,“病”和“赛”同时被运用着,反映在《水浒》中,既出现了如“病夫索”、“病尉迟”、“病大虫”,也出现了“赛仁贵”。而这位《水浒》作者元末明初的杭州书会才人施耐庵来说,把这个仅在南宋的杭州流行过的方言“病”字作出了不恰当的解释,也是情有可原的。
　　四、文身民俗
　　南宋时杭州的文身风俗相当普遍,并出现了聘高匠专为人文身的社会组织“锦体社”。而且这种文身的民俗活动,在杭州的武士和子弟中特别流行。这自然也反映到《水浒》中来。
　　[浪子]
　　《水浒》第六十一回:“为见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与他……北京城里人口顺,都叫他做浪子燕青。”
　　南宋杭州“文身”之风大盛,在锦体社里尤多浮浪子弟即“浪子”。据《梦梁录》所记,二月初八日祠山圣诞的庙会之期,西湖中共有六条龙舟参加竞赛。这六条龙舟中都有“杂剧”艺人装扮成“锦体浪子”的化妆表演。又每当清明前杭州城内外各官营酒库开煮,组织盛大的游行宣传队伍,其中也有民间艺人“乔妆绣体浪儿,手擎花篮、精巧笼仗。”这里的“绣体浪儿”便是“锦体浪子”。从这种“锦体浪子”的民俗事象上,可以看出:“锦体”简直成了一般浪子特有的一种标志。从南宋杭州的“锦体浪子”上我们便很自然地联想到《水浒》中那位被李师师盛赞为“好身纹绣”,“锦体社家子弟”的燕青,他的“浪子”绰号很可能来源于杭州民间艺人化妆的“锦体浪子”。
　　再说燕青“浪子”的绰号最早见于《大宋宣和遗事》,而就在《大宋宣和遗事》上还记载着一位身上刺有花绣,“自为倡优之事,来以市井谈谐,以为笑乐。人呼‘浪子宰相’”的李邦彦。在一次宴会上,“浪子宰相”李邦彦“将呈技艺,则裸其衣,宣示文身,对出狎语”。这也可作为“浪子”非但与“文身”、“锦体”有关,而且更与杭州的“锦体浪子”有其亲缘关系的佐证。
　　我们再从《宋江三十六赞》来看对燕青的绰号“浪子”的解释:“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
　　这便是燕青这个“浪子”最早的原型。原来燕青正是一个游手好闲、风流放荡、浪迹青楼妓院的公子哥儿。“平康巷”,即妓院。唐代长安的平康坊,乃是娼妓聚居的地方,后来,平康巷便成了妓院的代名词。如《大宋宣和遗事》写到“浪子皇帝”宋徽宗嫖宿李师师妓院时评论道:“古来贪色荒主,那肯平康宿妓家?”燕青到“平康巷”妓院去与歌妓“一丈青”有过密的交往。原来最早的“一丈青”却是一位歌妓。无独有偶。据《梦梁录》卷二十“妓乐”条所记,南宋时杭州就有一位著名的歌妓叫“一丈白”。再从“一丈青”和“一丈白”的名字来看,这两位都是色艺俱佳的歌妓。而且一个作为“浪子”的燕青与一个作为歌妓的“一丈青”相聚在妓院里也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到了《水浒》里,特别是第八十一回燕青这位“浪子”到东京的一家高级妓院里,和著名歌妓李师师所交往的行动及情谊上就留下了“浪子”的原型和发展演变的痕迹。但是,第六十一回在介绍燕青时,一方面依然保持了“浪子”的绰号和“浪子”所具有的种种特征;另一方面却说燕青的出身是“自小父母双亡,卢员外家中养大”的仆人,而删去了“浪子”的那些风流放荡的行为。显然,燕青这种“仆人”的出身和他那个“浪子”的绰号是非常不协调的。
　　[花和尚]
　　《水浒》第十七回:“洒家不是别人,俺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鲁提辖的便是,为因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却去五台山净发为僧。人见洒家背上有花绣,都叫俺做花和尚鲁智深。”
　　早在南宋杭州的瓦子、勾栏里已经有艺人在说唱以鲁智深的绰号为题目的“小说”《花和尚》了。后来又有艺人把“花和尚鲁智深”的故事融入了长篇“讲史”《大宋宣和遗事》里。到了《水浒》里,如上例,让鲁智深自己出来解释:他所以有“花和尚”这个绰号乃是在他背上刺有花绣。在《水浒》中曾多次提到鲁智深背上的花绣,如第四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写鲁智深吃过酒后,便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涌上来: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来,把两只袖子缠在腰里,露出脊背上花绣来。
　　又如第十七回“花和尚单打二龙山”,写杨志进入林子里来:“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脱的赤条条的,背上刺着花绣,坐在松树根头乘凉。”
　　先是正面描写,后是侧面描写,都是让他脱得“赤条条”的,以此来衬托出鲁智深身上“花绣”的形象美来。
　　此外,《水浒》好汉中身上刺有花绣的还有不少。如第七十回在解释龚旺的绰号“花项虎”时说:“浑身上刺着虎斑,脖项上吞着虎头”,因此被人称之为“花项虎龚旺”。有些虽然没有取上一个与花绣有关的绰号,但是他们身上也刺花绣。如“胸前刺着的青郁郁一个豹子的阮小五”、“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的杨雄等。
　　五、服饰民俗
　　按宋元时杭州的服饰民俗,不仅妇女爱戴花,而且连一般的男子都喜欢在鬓边插上花朵。据《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所记,在每年的三月三日,杭州有“男士戴荠花”的习俗。从“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的民俗来看,这种男女戴荠花的服饰民俗渗透着杭州的地方色彩和审美情趣。又据清明节的杭州服饰民俗,杭州人普通人家都“插柳满檐”,而且“男女亦咸戴之”,甚至市民口头上还流传着“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这样的谚语。在立秋之日,杭州“男女咸戴秋叶以应时序。或以石楠叶剪刻花瓣,扑插鬓边。”又据《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每逢端午节,杭州不分男女,鬓发边插茉莉花者“不下数百人”
　　这种男女普遍喜欢在鬓边插花的独具杭州地方特色的服饰民俗在《水浒》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反映。
　　[一枝花]
　　《水浒》第六十二回:“这个小押狱蔡庆,生来爱带(戴)一枝花,河北人氏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
　　从蔡庆的绰号“一枝花”来看,在鬓边戴花已不限于节日,而作为一种生活中流行的服饰民俗和个人的一种时尚的爱好了。对蔡庆这种爱戴“一枝花”的服饰民俗,在第七十六回中,与焦挺、徐宁、花荣、燕青一并提及:没面目焦挺:“绛罗巾帻插枝花”;一枝花蔡庆:“头巾畔花枝掩映”;金枪手徐宁:“金翠花枝压鬓傍”;小李广花荣:“鬓边插翠叶金花”;浪子燕青:“鬓边一朵翠花娇”。
　　再者第四十四回还写到病关索杨雄也“鬓边爱插翠芙蓉”。即使是那位绰号母夜叉的孙二娘也照样“鬓边插着些野花”。
　　第七十一回,作者所着力描写的“梁山的英雄大聚义”之后的庆功性质的重阳节“菊花会”上,由宋江作词、乐和独唱的《满江红》中,也提到了“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象梁山众好汉在重阳节的庆宴会上共饮菊花酒并鬓边插黄菊的情况,与宋元时杭州市民在重阳节这一天“登高饮燕者,必簪菊泛萸”(《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的节会服饰民俗完全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