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无？）用，其实是水泊梁山最有用的人。 中国有句老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秀才领头造反三年不成，并不是说秀才在造反队伍中毫无用处。 　　为什么很少见秀才领头造反？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开篇便说道： 　　“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 　　这话说得是。豪族造反这且不说，单说这流氓一类草莽人物的造反，除了刘邦、朱元璋外，其实还大有人在，例如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十几个开国君主连带他们的从龙将佐，有过偷鸡摸狗放火打劫贩私盐前科的可说是比比皆是，那时真称得上是流氓的黄金时代。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这为数不少的流氓成了气候，而同样没有背景的文人却不行？其实道理很简单，那些有担当的流氓不象文人，满脑子忠孝节义，性格保守，行事又寒酸可厌，他们豪爽豁达，敢于铤而走险，所以天下大乱时往往能应运而起。 　　这个历史的奥秘早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便已揭示出：在陈胜、吴广起兵天下汹汹之际，沛县子弟也怂恿县令“反正”，并与因私放刑徒、斩白蛇而拉了一支绺子在外流窜的刘邦取得了联络。可这沛县令一度答应后又旋即反悔，关闭城门，搜拿图谋造反分子。这时刘邦闻讯带人来到城下，威胁城中说如果城里人不杀了县令起兵，等他刘邦攻进城去那可就要挨家灭门。于是沛县父老率子弟杀了县令，造反遂成定局。但是谁来挑头呢？有人把目光投向了萧何、曹参－－他们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宰相，也应该是万中无一的杰出人材吧，可是他们却无法担当起这历史的使命，“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族其家，尽让刘季（即刘邦）。”他们是文吏，害怕事情不成，秦廷灭他们的族，于是，这支逐鹿天下的队伍的大旗上就飘扬起了大大的“刘”字，而不是“萧”或“曹”，历史重任便落在了刘邦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流氓身上。 　　这就是历史的宿命。文人也不是没有梦想，但他们的梦想是最上者为帝王师，退而求其次为帝王友，再退而求其次为帝王臣，他们称不了王，只能为佐贰，但他们也很重要，他们无胆也无力去独力破坏，但出谋划策及建设新秩序却也离不开他们，所以历代聪明的流氓也懂得礼贤下士那一套，需要文人在他们的世界里扮演重要角色。 　　水泊梁山这个鱼龙混杂的反政府武装，同样也离不开吴用。吴用坐不了梁山第一把交椅，他个人的威望不及原东溪村的准黑社会头子托塔天王晁盖，更不及名动江湖的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靠他个人的号召力是不足以缔造梁山泊的，但是可有一样，梁山大寨可以没有白胜，没有王矮虎，甚至鲁智深、武松或关胜、秦明、呼延灼中少一个也无妨，但是不能没有吴用。 　　吴用在水浒世界里是智慧的化身，地位近于诸葛亮，重要性近于诸葛亮，在一般民众的心中，他其实就是水浒版的诸葛亮吧？ 　　但现在要问的是，在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里，《水浒》中的吴用能否比得上《三国》中的诸葛亮？ 　　恐怕不能。也许还可以说，是远远比不上。 　　原因何在？ 　　首先应说吴用的智慧，感觉上不及诸葛亮。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吴用跟诸葛亮较量过，输给了诸葛亮，而是说《水浒传》对谋略的描写相对来说是简单化的。《三国演义》展现出的是一个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喧嚣壮伟的历史大动荡时代，这个时代称得上英杰辈出，《三国》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除了诸葛亮用兵如神以外，还有很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谋之士，如郭嘉，如周瑜，如庞统，如司马懿，等等，等等，诸葛亮的才华和智慧就是在和杰出对手的碰撞中闪出耀眼的光华的，如比较经典的诸葛亮智算华容一段，诸葛亮和戎马倥偬老于用兵的曹操推算对方的军事谋略，双方对对方的用兵方略和决策心理展开一层层军事反推，最后诸葛亮在这场智慧的较量中技胜一筹，使对手落入彀中，这样充满了深刻的辨证法和对策论思想的笔墨，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但是这样精彩的谋略描写《水浒》中有吗？显然没有。水浒世界里的吴用是全无对手的。这句话的意思还不是说对手都不及他，而是说扮演他的对手角色的人根本就没有，只要他竖起两个指头，说出一番计谋，对手保证就会乖乖上套，听凭梁山人马痛揍，这也未免太简单化了，很难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吴用的计谋中真正可圈可点的大概也只有智取生辰纲吧？ 　　而且吴用谋略的品位也远不及诸葛亮，行事时常不择手段。为了逼朱仝上山，竟和宋江定下计策，让李逵活活劈死四岁的小衙内。这手段正与宋江屠灭一村来逼反秦明相似，残忍毒辣全无人性；又如为了强拉卢俊义上山，就去骗卢俊义题反诗，又对卢的管家李固谎称卢已立意上山造反，嗾使李固去出首，险险害了卢俊义的性命，这恐怕也只能用阴险二字形容。总之，吴用使的尽是些典型的流寇手段，能成什么气候？或许这些怪不得那个子虚乌有的吴用，怪只该怪作者计谋描写的低劣。无论怎样，《三国》是不会把这些写到诸葛亮身上的，我等也难以这样想象。 　　吴用的品位低于诸葛亮，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三国》中，诸葛亮一方面是智慧的化身，但同时，他还是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天命的悲剧英雄。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更为了兴汉灭曹的正义事业，一生以欲凭只手将天补、鬼神泣壮烈的奋斗，来与强大的天命做悲壮的抗争，正是在这种奋斗与抗争中，恢弘了生命主体的尊严与伟大，寄托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心愿与向往。《三国》写诸葛亮，颇多动情、感人之笔，如秋风五丈原：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这种悲怆情调，数百年来不知令多少人为之深深感动，为之泣下，《三国》中的诸葛亮实有一种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而这些正是《水浒》中的吴用，以及后来作品中的徐懋功、刘伯温这一军师系列形象所没有的。 　　因此可以说，《水浒》中的吴用，虽是个重要角色，但只能看作一个单向度的类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