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逵的人物形象几百年来一直活跃在我国文学的人物长廊上，流传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从南宋以来水浒系列故事开始流传，一直到明代中叶（嘉靖初）大部头长篇说部《水浒传》经过长期世代积累最终定型，这期间李逵形象经历了不小的变化。概括起来说，是从元杂剧水浒戏中寄托广大民众伸张正义愿望的下层英雄，异化为小说《水浒传》中充满血腥气味的强人文化的集中代表。从这种异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背景作用下民众文化心态的嬗变。 [关键词] 李逵形象 异化 强人意识 文化心态李逵是我国古代叙事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形象，几百年来在广大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中具有深远影响。他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经过长时间说唱艺人、戏曲作家、下层文人的加工、演化，最终成为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从南宋起，宋江等水浒英雄的系列故事即在民间广泛流传。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录了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当时的说话名目，这显然是一些独立的水浒故事；周密《癸辛杂识》辑录了宋末元初人龚开作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已完整地记录了三十六人的姓名与绰号，并提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可见当时流传情况；宋人旧编元代增益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则收录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招安等后来《水浒传》中的故事，笔墨虽简略，但已把水浒故事连缀起来。以上零碎的资料虽然对我们了解水浒故事的发展有不小的帮助，但其中有关李逵的描写却很不突出。龚开《三十六人赞》中虽已有李逵的名字与绰号 ，但并不能看出什么事迹；《宣和遗事》也仅仅是提到其名而已。 从现存资料来看，最早塑造李逵形象且取得相当成就的是元杂剧中的水浒戏。元代杂剧有专门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称为水浒戏。今存水浒戏剧目共三十三种，剧本流传至今的有六种 ，其中写李逵的有三种，几乎占了一半。元代水浒戏创作的流行，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异族统治，保留着大量野蛮的氏族制度末期的狭隘性和强烈的贪暴性，占领中原后，推行种族歧视政策。蒙古贵族及色目人恣意横行，夺人财物，抢人妻女，是非颠倒，曲直不分，处于下层的汉人南人冤抑无处申诉。在这坏人当道，民不聊生的黑暗时代，人民愈益怀念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水浒英雄，希望有人象他们一样出来主持正义，救民水火。于是水浒故事便成为元杂剧的重要题材之一。梁山好汉也便成为元杂剧描写的对象。李逵作为一个疾恶如仇、莽撞天真的下层英雄形象受到很多杂剧作家的青睐，并把李逵作为戏中的主角来塑造。从现存的水浒戏来看，以康进之的《梁山泊黑旋风负荆》和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成就最高，堪称元杂剧李逵戏的“双璧”。 元杂剧中水浒戏的基本内容是善良的平民遭受权豪势要、地痞恶霸的欺凌、迫害，梁山好汉扶弱抑强、诛恶锄奸。李逵戏也正是写黑旋风李逵“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故事。《李逵负荆》的基本情节与后来百回本《水浒传》第七十三回“梁山泊双献头”大致相同，以误会引出戏剧冲突，推动整个剧情发展。当李逵误会宋江，并确信宋江抢了满堂娇以后，便“按不住莽撞心头气”，“抖擞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须”，怒气如雷地回山质问宋江，便引出了闹山、对质、负荆等构成富有喜剧特色的戏剧冲突。也正是在矛盾中塑造出李逵卤莽、豪爽、粗犷的性格。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作为其众多李逵戏中仅存的一种，生动有趣地演出了李逵智救孙荣的故事，着力塑造了李逵仗义行侠，除暴安良，且莽中有细、智勇兼备的英雄豪杰形象，与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可谓异曲同工。 　　《李逵负荆》和《双献功》是元代水浒戏中不可多得的成功之作，体现了元代处于黑暗统治下社会底层民众呼唤光明、渴望正义的要求。对于哀哀无告的下层百姓，不啻于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柱。更为重要的是两剧中的李逵形象作为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寄托广大人民群众光明理想的英雄人物，与后来小说《水浒传》中的李逵相比，具有很多不同之处。换句话说，元杂剧中的李逵带有更多的时代特色。《李逵负荆》中除集中展示了主人公卤莽、粗豪外，还描写了他性格天真、富有诗意的一个侧面。第一折写李逵在清明节带醉欣赏梁山明媚的春景：“俺则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华深映钓鱼舟。更和这碧粼粼春水波纹绉，有往来社燕，远近沙鸥。”作者在这里让富有诗意的优美唱词从卤莽粗豪的李逵口中唱出，并没有使人物形象造成矛盾，而相反地赋予了李逵以淳朴天真、热爱生活的性格特征，使我们看到一个形象丰满的人物。《双献功》在塑造李逵性格方面别具一格。全剧通过李逵别样的语言、动作、声调、口气，异常鲜明地凸现了他性格精细、机警的一面。在搭救孙孔目的一系列行动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个遇事不加思考、莽撞行事不计后果的黑旋风，而是沉着机智、胆大心细的英雄形象。这样来写李逵，不但与后来的《水浒传》大相径庭，就是与同类的水浒戏比较，也是少见的。通过以上这些现象，我们可以说，元杂剧中李逵形象，不论是机警还是卤莽，都是剧作家在特定环境和特定情势下，按照生活逻辑赋予人物的理想色彩，表现了李逵性格的鲜明性、多样性。元代水浒戏中的李逵是下层文人乃至广大汉族民众理想中的英雄，作者把他写成元代社会漫天黑暗中下层民众心中的一盏明灯，时时带给弱者以光明和温暖。李逵的两把板斧，成为惩恶锄奸，伸张正义的象征，而不是后来《水浒传》中毫无人性地排头砍倒一片的凶残与血腥。元杂剧中的李逵是理想化的，只是活在百姓心目中，而不在现实世界里。 　　在宋元以来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作家的再创造，至元末明初，长篇小说《水浒传》初步编定成书，其后又经过不断完善加工到明中叶嘉靖初百回本《水浒传》最终定型。 李逵作为水浒世界中极为重要的角色，作者在《水浒传》中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既继承了以往说唱文学、戏曲文学的成果，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发展，使这个人物形象的内涵更加复杂。总体来说，《水浒传》中的李逵形象，不再是如元杂剧水浒戏那样，是作者乃至下层民众心目理想中的人物，是社会弱势群体所期望的救世者，而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里代表强盗土匪这一人群意识的集中体现，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强人意识中起非理性的社会破坏作用那一部分的代表。在李逵身上，既有反抗社会的黑暗不公的一面，也有痛快淋漓的物欲追求，还有非理性的凶险的破坏力量，这三者复杂地交融在一起，构成了李逵形象乃至整个梁山好汉群体为代表的强人文化的精神内涵。李逵不再是那个粗豪莽撞而又淳朴可爱的民间英雄，而成了强人意识的人格体现。任何理性的价值规范都对他不起作用，他的一切行为都本着人类最原始的本能而行事，台湾学者乐蘅军先生形象地称之为“反文明的野性主义”。 李逵形象的蜕变不是孤立的现象，整部《水浒传》所演绎的正是梁山好汉作为强人集团发生、发展、毁灭的全过程，用陈洪、孙勇进二位先生在《漫说水浒》中的说法就是一部“匪魂颂”。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学界三魂》里曾说过，在中国的国魂里，有一个官魂，一个匪魂。闻一多先生当年也曾引用英国威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一个观点：“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关于儒·道·匪》）威尔斯所说的“土匪”，包含着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游侠传统。《水浒传》歌颂的就是压抑人生中代表人类自由意志的“匪魂”。但这种水浒世界中的强人意识即“匪魂”用我们现代社会的理性眼光来审视，可以说不合理的成分要多于合理的成分，也就是说，《水浒传》中的强人意识有很多是不符合现代伦理价值标准的。它尽管有反抗社会黑暗不公的正义一面，但它提不出一种符合人类文明社会基本规范的改革方案来，它所有的只能是破坏，以一种极端去反对另一种极端，因而中国这种“匪魂”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很难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作用，而大多是非理性的破坏而已。 　　首先这种意识有很强烈的狭隘性，即它不是以全社会各阶层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小集团，这种行帮意识决定了它所倡导的“义”只能适用于集团内部而不具备广泛性，绝非社会公理、公义。正因为这种行帮观念导致了强人意识的诸多不合理方面。如：蔑视众生的传统。本来打着替天行道大旗的梁山义军却屡屡犯下屠城焚村的罪行，青州城外无辜百姓的惨遭屠戮，北京大名府的腥风血雨，还有李逵那将众生砍得血肉横飞的两把板斧等等，无不是梁山义军为了集团利益而造成的非理性的大破坏。一向被视为除暴安良的梁山义军之所以如此残暴，正是由于这种蔑视众生的传统。所谓众生，他们虽然与被迫造反的好汉们一样，也是备受统治者压榨与剥削的受害者，但由于不属于强人集团，梁山英雄们是不会顾到他们的死活的。如：近乎变态的女人祸水观。水浒中的女性要么是潘金莲、阎婆惜式的淫妇，要么就是金翠莲、林娘子那样的毫无抵抗力的弱者，再有就是像顾大嫂、孙二娘这类几乎等同于男性的“准好汉”，可以说水浒世界没有一个光彩照人的女性。这也是强人意识的反映，在强盗流氓团体看来，首先妇女决不属于他们的帮派而是异己（那些集团中的女豪杰已不具备女性特征，可以用准男性来看待），其次妇女对于强人事业来说是一种累赘。他们没有什么家的观念，而是冲州撞府，四海为家，生怕女性的出现会导致他们意志力的崩溃。因而在强人的观念中女性是受排斥的，甚而是被憎恶的。这一点李逵表现得极为明显。李逵因打死了人流落江州作了一名小牢子，书中对他的生活方式有过一个交代：“他是没头神，又无家室，只在牢里安身，没地里的巡检，东边歇两日，西边歪几时，正不知那里是住处” ，依欧阳健、萧相恺先生的说法这是典型的游民无产者身份 。不知人伦天常为何物的李逵在书中表现对女性的极大厌恶。浔阳楼上初见宋江时被他用手指摁倒的卖唱女，由于自由恋爱而惨死在李逵斧下的狄太公的女儿，还有他看到宋江与李师师对饮说笑而表现出的怒不可遏等都是典型的反映。就连沿袭了元杂剧《李逵负荆》情节的“梁山泊双献头”一节，感觉上也与杂剧大异其趣。原剧本确乎是要表现梁山好汉为民除害的浩然正气，但一移入《水浒传》，情节未变，但思想内涵却发生了微妙转变。李逵所关注的不再是受害人一家的悲惨遭遇，而是他心目中完美的强人头领宋江竟然违反强人集团最禁忌的色戒。李逵的愤怒与其说是被道义所驱使，不如说是为了其心目中的一个完美偶像的破碎而产生的空前绝望和狂怒。还是李逵自己的话作了最好的注脚：“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 不贪色欲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信条，宋江触犯了这个神圣信条，这才是李逵发怒的真正原因。 其次，这种强人意识具有反理性、反文明的性质，这一点也是在李逵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水浒传》中，强人集团的形成是作为从个体向群体转变的结果来描述的。在江州劫法场宋江正式上山之前，也就是在梁山泊这个强人聚集的大本营尚未形成其在强人社会中一呼百应的号召力的时候，每个好汉在未加入这个集团之前几乎都有一段个人与黑暗社会抗争的历史，其中几个光彩照人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如史进、鲁智深、林冲、武松等人的单独故事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慷慨豪侠诛锄人间邪恶的鲁智深、无辜善良而屡被迫害的林冲，都是书中所着力表现的，这就容易使人们有意无意地认为梁山好汉都是这类除暴安良或逼上梁山的人物。但当他们加入到梁山泊以后，行帮意识便代替了个人理想，使他们的个性泯灭在群体之中。也就是说强人尽管在个体状态下可能有过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信念，但一旦成为一个群体则很难再发挥这种积极作用，因而强人集团从根本上来说是反文明、反理性的。在《水浒传》中，宋江正式上山标志着梁山作为一个极富号召力、向心力的强人大本营的正式形成，从此梁山事业便由守成转向进攻。三大祝家庄、大破高唐州等等大规模集团作战，无不是强人群体意识的集中体现，其“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崇高理想完全为赤裸裸的行帮利益驱动所取代，所有这些军事行动无不是以大规模无辜平民的伤亡为代价，山寨创立之初的正义理想已荡然无存。而作为这种反文明反理性意识的集中代表李逵则在历次行动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那不分良贱排头砍去的两把板斧成为梁山军队的开路先锋。他满身的血污代表着他对这个强人集团的汗马功劳。活割黄文炳、斧劈小衙内头颅、残杀狄太公女儿并加以虐尸，这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使李逵处处站在文明社会的对立面，成为文明世界的绝对仇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李逵只是代表梁山强人集团非理性反文明的主要一面，但并不是全部。梁山集团组成部分的复杂性使纯粹意义上的强人话语形态并不存在。在李逵纯粹出于原始本能的狰狞面孔之外，还有趋向于文明社会的另一种话语形态，就是以宋江为代表的倾向于回归文明社会的招安派，其群众基础是集团内部大量的旧军官、落第书生、地主等。李逵与宋江，正好像是人类意识中的本我与超我，当李逵式的本我意识得以充分张扬后，作为人类特有的超我意识逐渐觉醒。在经过梁山事业的颠峰（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后，渴望回归文明社会，重新为文明社会所容纳逐渐成了梁山集团内部智识人士所考虑的问题。招安后梁山集团没有被解散，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梁山集团的成员们痛苦地接受文明的改造。而李逵的个性仍然继续张扬，时不时地叫嚷几句“再上梁山”的口号。但此时他已不是强人集团中非理性意识的代表了，而只是向文明理性回归过程中不和谐的杂音罢了。 　　李逵的形象在元杂剧与《水浒传》中的差异体现了不同历史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心态。元杂剧主要是元代下层失意文人在民间传说基础上的戏剧创作，个性化比较突出，而且往往是借水浒题材来抒发自己身处下层，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其情节大都与后来的《水浒传》不符，足见这些戏曲作家并没有完全按照南宋以来不断扩大的水浒故事来创作他们的剧本。他们笔下的李逵也是充满文人理想情趣的英雄人物。剧作家们赋予这个人物以文人的审美内涵，因此才有了《李逵负荆》里李逵对大好春光那一番诗情画意的赞美。但民间的水浒故事的形成却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它是由很多个人传奇式的小故事逐渐汇合成一部大书，南宋《醉翁谈录》中有《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等名目，说明当时社会上很流行这种单个水浒英雄的故事；到宋末元初的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把当时流传在民间的水浒传说和话本第一次搜集起来，作了较有系统的概述，虽仅仅数千字，水浒故事的轮廓，已有大体的勾勒，它已立下了后来《水浒传》的规模”。 水浒故事内容的来源除北宋末年“淮南盗”宋江三十六人起义外，南宋初年北方忠义军英勇抗战的事迹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靖康国难之后，金兵踏入中原，北半个中国沦陷于异族之手。敌占区内数量可观的原北宋溃兵和一些民间武装自发组织起来与金兵作战，遥受南宋政权节制，这些武装称为“忠义军”。由于这些忠义军缺少正常补给，难免依赖劫掠，且流动不定，因而他们往往带有很浓的强人色彩。但这些有民族气节的强人在异族铁蹄蹂躏下为民族而战，他们的正义举动长久受到民间的追怀、讴歌。于是北方忠义军的事迹就与宋江起义渐渐融合。在今本《水浒传》中仍有不少抗金情怀的残留。台湾学者孙述宇先生的《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对这一问题考证精详，证据搜集得十分完备，这里就不赘述了。可以说，《水浒传》的来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强人集团抗击外侮的故事。这样的题材在南宋以来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历史背景下是十分流行的。强人抵御外侮首先是应当肯定的正义举措，但他们愈到后来，其帮派色彩也愈加浓厚。这一点似乎有些类似于清初的天地会等民间抗清组织，都是在异族统治下，经历了长期的斗争而没有实现恢复汉族政权的目标，这样久而久之其最初的纲领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变质，而成为某些狭隘的帮派，甚至发展为类似今天黑社会性质的集团，如清末的哥老会、青洪帮等，他们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也就愈益剧烈了。这大概就是后来《水浒传》中强人行帮意识产生的的原因。 水浒故事中强人观念非理性反文明因素的渗入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民众文化心理变化的结果。首先，自南宋至明朝建立这二百多年的民族激烈冲突中，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经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打击，不仅仅是土地的丧失、百姓的被屠杀，更为重要的是对民族心理的重大打击，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极大摧残；而这二百多年有恰恰是《水浒传》成书前重要的积累发展时期。长期的异族统治，在使外来统治民族汉化的同时，外来民族野蛮落后的文化也同样影响着汉人。他们进入中原之前，大都还处于奴隶制扩张阶段，在征服土地的同时，往往伴以残酷的民族屠杀，这一点蒙古统治者尤为突出。他们这种漠视众生的观念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征服地区的其他民族。于是在《水浒传》中经常出现的极为血腥的场面其实都是那个时代幸存的人们所司空见惯的，故事的讲说者和听者都并不觉得多么难以接受，他们的神经似乎已经有些麻木了。直到元末群雄并起，推翻了蒙元残暴腐朽的统治，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汉民族政权，终于结束了自靖康之难以来两个半世纪的民族屈辱史。朱元璋建国后第一件事便是恢复汉族的礼仪文化，在物质形态上极力扫除异族统治的不良影响，这一点的朱元璋做得是比较成功的。但朱元璋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却把专制独裁推向了顶峰，没有在精神层面上恢复唐宋以来开明的文化政策，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明初至中叶一百多年里思想界、文学界万马齐喑。士人精英阶层完全成了皇权的附庸，没有起到社会良知的作用。明初统治者在思想领域里不遗余力地宣扬程朱理学以强化其统治，并大兴文字狱，扼杀一切异端思想。这种言论极不自由的政策没有提供一个反思二百年来民族衰败、备受凌辱的话语环境，广大文人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而只是充当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对历史、现实都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不能用自己的头脑去独立思考。在这种背景下，《水浒传》的成书虽然有下层文人的参与，但思想的禁锢使他们不可能重新审视二百多年来水浒题材的深刻意义及其价值盲点，他们只是忠实地把流传于民间带有很深的强人意识的水浒故事编定成一部早期白话长篇说部。虽然无论是技巧上还是结构上、语言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比此前的宋元话本有质的提高；但没有在思想境界上更上一层楼，使得这部名著残留很多在那个特定时代下不符合现代道德标准的内容，李逵形象的异化正是这些残存价值盲点的典型表现。 　　参考文献： 　　[1] 朱一玄 刘毓忱 《水浒传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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