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小说史中，凡历史事件的传说演进而成为评话，在市井勾栏中讲述，传播四方。最终成为大部头的小说者，其历史事件本身也总是极为重大，予以后世人以深刻印象者。《三国》、《说唐》、《说岳》等自不待言，即便《西游记》，一代高僧玄奘取经和译经的活动是中国佛教的重大事件之一，他本人在佛教史上也占据显著位置。是中国佛教一大宗派之一法相宗的开创者。据说他去世时有百万人为之送葬，三万人在庐墓旁守灵。而玄奘西游的故事，最初作为宗教宣传文艺，又加上几个护法者的形象，凭借宗教的力量得以迅速传播，也就不奇怪了。 　　而《水浒》在这一点上是比较奇怪的。北宋末的淮南盗宋江史事，论规模不算大，只有三十六人的小股悍匪转掠齐魏一带，最后海州知州张叔夜埋伏下千人就将之一网打尽。以时间论不算长，大致在宋徽宗宣和时两三年间。留传下来的史料也十分缺乏，不过三言两语。而中国历史上规模大过宋江的民变可谓是数不胜数，多如牛毛。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了《水浒》故事的传播，使得这次各方面都并不突出的民变获此殊荣呢？ 　　《水浒》故事的年代也令人注目。正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天崩地解的巨大变乱的前夕。宋徽宗宣和元年，据一些考证认为是宋江起事的年份，距靖康之变北宋亡只有七年，据《宋史》载，宣和三年宋江被捕，距靖康之变只有五年，而据小说《水浒》的时序，其结尾宋江、卢俊义被鸩杀，已经是宣和六年了，离靖康之变只有两年！ 　　还是先让我们看一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其时北宋朝廷已经日趋腐败，奸臣当道，皇帝昏庸，国事日非。宋徽宗受蔡京挑唆，取太湖石，就是花石纲，营造皇家园林。江南百姓不堪忍受，激起方腊民变。但是在北方，当时大部地区依旧是比较安定的，北宋以来的社会繁荣仍在持续。 　　这时山东的词人李清照在济南大明湖畔依然过着“兴尽晚归舟”的闲适生活。《东京梦华录》记载：“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萧鼓喧空，几家夜宴．”，而金人的入侵登时毁灭了这一切。“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 ，成千上万的北方人踏上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而留给故乡的，只有“江山如故、千村寥落”的凄凉景象。 　　由此点燃了北方民众声势浩大的抗金烽火，规模最大者如太行山的八字军，山西陕西的红巾军，其部众多达十万多人。不管哪一支都远远超过北宋末的宋江。这样问题就来了，从时间上看，宋江故事在北宋年间根本就来不及传播。大规模传播肯定是在靖康之变后的时代，而为什么北方的人民或者抵达南方的逃难者们，在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变，经历了遍地兵戈之后，却对前代末年的一次小小民变记忆犹新、印象深刻、津津乐道、流传不已？ 　　假借前代人名、事件，讲述不方便直接讲述的故事的传统，对于中国的故事家们来说，真是太悠久了。那么，《水浒》的故事，可不可能是金代的说书家们，在金人统治之下，在与听书者达成默契的情况下，把当时人民抗金的传说，改头换面，把时间提前到靖康之变之前一点点，借用宋江之名的一个伪托前代的讲述呢？种种证据显示，这的确就是事情的本来面目。 　　首先这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金初北方各地的抗金首领，大概本身就有在北宋徽宗年间的生活经历。说书者把他们早年的故事，安排在这个时期，是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水浒》的思想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阮氏三雄在第十八回对抗剿捕官兵的唱词是：“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梁山好汉对赵宋皇室的忠诚无可质疑，而北宋末的一干奸臣贼官，卖国害民，最终导致了江山沦丧，人民对他们的痛恨，大概不下于金人。这是符合在金人统治区进行反抗的各路义兵的思想状态的。把他们的斗争对象置换为高俅、蔡京、梁中书一干贪官污吏、卖国奸臣，在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 　　再看看史料，《宋史·侯蒙传》载：“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张叔夜传》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可见，宋江等实行的是流动作战。区域遍及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区。根据现有史料，他们从来就没有以梁山泊为根据地进行过活动，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宋江等人，根本就不是梁山好汉。而《水浒》中那些凭借凭借湖港水泽、芦苇蒹葭进行战斗的场景如此活灵活现，绝不可能是书斋里的杜撰，那么谁才是梁山泊的真正主人呢？ 　　根据史载，靖康之后，山东梁山泊内果然兴起了一支强大的水上抗金义军。《金史.斜卯阿里传》载：“天会六年，伐宋主，取阳谷、莘县，败海州兵八万人，海州降。破贼船万余于梁山泊。招降滕阳、东平、泰山群盗。”，虽然是金人自矜功伐，然而梁山泊水上抗金大军规模之盛，让人震惊！如此大规模的水上会战，让人想起小说里的两赢童贯、三败高俅。这难道不才是真正的“水浒”？ 　　宋金交战的史实，也融入了《水浒》故事，虽经数百年的演变磨洗仍若隐若现。大家大概还记得梁中书手下的李天王李成，使双刀，曾与梁山泊交战，后年梁山攻取大名府，他护卫着梁中书“逃得性命，投西一直去了。”，从此就没有了下文。这个李成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本为宋将，也使双刀，后来投降金国，成为金国扶持的刘豫伪齐政权下的一员悍将。《金史》对他评价很高，称之为：“降附诸将中最勇鸷。”。大家大概也还记得梁山英雄排座次居第五把交椅的大刀关胜。这也是正格的历史人物，也是刘豫部将，屡屡与金兵作战，《金史》载：“有关胜者，济南骁将也，屡出城拒战”，刘豫降金前将他杀害。凡此种种，不会纯属巧合吧？ 　　《水浒》中各头领籍贯遍及天南海北，很多都是宋朝军官，这绝不可能是北宋末淮南盗宋江队伍的面貌，如解释为靖康之后正规军溃散之后参加北方义军的宋朝军官。就比较好理解了。 　　最显著的证据还是来自《水浒》本身，梁山寨主晁盖被在曾头市被曾家府射死，这是《水浒》中的重大关目，从此梁山与曾头市结下大仇，大兴问罪之师。这个曾家府是从哪里来的呢？《水浒》第五十九回明写：“这个曾头市上共有三千余家。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名为曾长者，生下五个孩儿，号为曾家五虎。”，这可真是奇哉怪也！当时宣和年间，金国刚刚才在极北苦寒地带兴起没几年，正忙着和辽国打仗，为什么在中原会出现金人的地主庄园和武装力量呢？为什么梁山泊在前八十回唯一一个阵亡的头领就是寨主？为什么又偏偏就给这么一伙奇怪的外国侨民射死了呢？现在答案昭然若揭了，说书者或作者无非是以此点醒后世读者，金人，才是梁山好汉真正的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水泊梁山的大堂上挂了块匾叫“忠义堂”，这块匾在某个时期曾经饱受批判。“忠义”二字有何深义呢？因为在宋金年代，北方各路抗金义军就专称做“忠义军”！ 　　至此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梁山泊是忠于赵宋的，然而说书者因为环境的限制，不得不让他们去跟宋军做战，随着战争规模越大，这个矛盾越突出。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招安。现在看来这个解决办法还是不太成功的，不太为现代读者接受，原因在于小说对前期反抗的描写太成功！然而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其中的苦心呢？ 　　招安之后《水浒》并没有结束，在其后的故事中，具有影射南宋正规军抗金事迹的意味。破辽国一节自不待言，请看破辽的结局：梁山人马已在燕京城外团团围定，旦夕可破。辽国狼主却遣使来到东京，“见了太师蔡京等四个大臣，次後省院各官处，都有贿赂。”，于是“令宋先锋收兵罢战，班师回京；将应有被擒之人，释放还国；原夺城池，仍旧给辽管领；府库器具，交割辽邦归管。”，梁山好汉破辽国，在历史上自然是没有的事，然而联想到二十多年后那十二道金牌，其中比拟的意味还不够明显吗？ 　　《水浒》最后的结尾异常凄厉悲怆，梁山好汉，在为宋王朝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之后。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呢？是两壶毒酒。人民怀念他们的功绩，造祠堂以祭祀。神灵哀怜他们的不幸，封为梁山泊土地。而岳飞在死后不久，不也被南宋人民奉为土地神吗？《水浒》的最后一回，宋徽宗梦游梁山泊，梁山好汉的幽魄向他诉说衷曲枉死之冤。而李逵，“手持双斧，厉声高叫道：皇帝，皇帝！你怎地听信四个贼臣挑拨，屈坏了我们性命？今日既见，正好报仇！黑旋风说罢，抡起双斧，迳奔上皇。”，这一声断喝，难道不可以看作中原望断、泪尽胡尘的北方人民，对宋朝君臣发出的一声质问吗？ 　　《水浒》中的抗金意味，在海外早已传播多年。可见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 　　“《水浒传》源自民间传说编成的话本，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近年来才经学者研究出来，是用梁山泊影射南宋抗金的游击队。当时在异族的统治下，说唱者与听众之间有一种默契，现代读者没有的。”。 　　《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金庸：据孙述宇教授在《〈水浒传〉的来历、艺术与心态》这本精采著作中的分析，《水浒传》故事的起源与抗金名将岳飞有很大关系，本来反抗外敌的意义还大于杀官造反。” 　　可惜台湾学者孙述宇教授的原文无从得见，本文部分材料来自一些转述。 　　《水浒》的续书，除《荡寇志》外无一不是以抗金为宗旨，其中犹以《说岳全传》最为著名，岳飞在书中就是林冲、卢俊义的小师弟。当年那些在金人统治下忍辱传书的民间艺人，还是可以含笑九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