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中提到好几次充军发配，每次发配都是各有千秋，千奇百怪高潮迭起，都是这部书的精华所在，让我们了解现在很多看不到的事情。发配这种东西好像只能出现在俄国、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地方。不过，宋朝的发配好像还挺仁慈，虽说要戴枷、徒步、烫金印、杀威棒，可是一般的发配都是从一个繁华的地方到另一个。像武松从山东发配去了河南，去的还是大陆交通中枢，日本鬼子都想抢的地方，好比现在从县城去了省城；林冲、杨志都是从东京去的北部边疆，虽说京城肯定比沧州繁华多了，可那时的北疆，可不是今天的北部新疆，还在现在首都的南边呢；宋江更好，从小县城去了江南，连蔡京都巴巴的让老儿子去，而且还立刻找到办公室工作，现在小城市的人去大城市找工也没这么快啊。二级杀人犯以下一般是这样的，当然反革命罪就不行了，卢俊义就得去沙门岛了，类似拿破仑被圈禁。后来的明朝随着生产力提高，战斗力下降，连北大荒之类的老少边穷地区都没有了，让玉堂春这样的一级谋杀嫌犯从山西洪桐县去了南京，直接农转非。后来我大清就严格多了，领土大多了，各种恶劣气候条件的地方都有，发配的都是去乌里雅苏台或者黑龙江。 　　当然宋朝时的地域比明朝的还小，连云南、宁夏这样的地方都宣布不要了，摆明了是要给犯人以人权。而且配军们还都不用带刑具，很多还能在劳城营里外自由劳动还有收入，除了要被迫文身外，比美国罪犯的人权都高。现在劳改、服刑要想出去服刑，还得有立功表现、保外就医，宋江等人，出狱服刑，不要理由，类似管制，还给直接分配到政府工作，虽然他们行贿或被利用，可是毕竟法律不禁止。 　　还有一件事说明宋朝有人权，配军们有自己的私人财产权，可以从私人财产拿出钱来行贿，搁今天别说发配到外地，就是在本地劳改，就算是在美国服刑，也不会让服刑罪犯携带数量未知的硬通货吧？看来北宋的牢房还是很宽松的，要是现在，虽然乌里雅苏台和黑龙江北岸都丢了，不用去这么远了，典狱长直接把你随身携带的东西充公，要多少有多少，谁还知你的情？看来那时候狱卒还是挺讲信义的，收了钱还办事，虽然这钱就在他们管理的牢里，罪犯也都是外地人，没根没底的，他也不能直接抢来用。虽说什么压沙包之类闹得挺欢，还是公道买卖。现在听说有些老大在监狱里搞得也挺欢，自由出入什么的，可那都是地头蛇，要是关外地试试。说明一切好处来自监狱外的本地，就算是黑社会老大，随身携带人民币巨款去个两眼一麻黑的地方，估计也抓瞎。 　　再说充军的路上，比起充军目的地，就差远了。仿佛北宋大地充满了黑店、黑船、车匪路霸、借刀杀人。故事不必细说，不过让我挺可怜这些解差的。这些解差要运送犯人，一路上负责犯人起居、饭食、安全，是工作队；要面对意图解救犯人的车匪路霸的武装劫持，是战斗队；要满处押着戴着刑具、烫着金印的罪犯，穿街走巷，仿佛广告，警醒那些有犯罪意图的潜在罪犯，是宣传队。这些个任务，还是一般情况下的，遇到特殊情况，解差的职业要求还特别高。最好还是化学家，鉴别一处饭菜是否有毒、是否含有从华佗那失传，可是被神秘力量保存的麻醉剂；还得是地理学家，了解通往不同的目的地哪里路静人稀，适于完成组织交代的恶人任务；还得了解政治，关键的时候有不同政治力量下达的不同任务，要能准确判断出要听谁的；还得是老江湖，到了什么镇店要拜什么庙，烧什么香，不仅自己，也要防止押解的罪犯，一时冲动给什么人雪中送炭，自找麻烦；得是歌唱家（乐和应该是这么练出来的）关键时刻要嗓门大，吐字清晰，把远近几十里的船家过客都找来，谁知哪位能救命啊；得身强力壮，尤其是要能搬动一些特殊罪犯一路上被人送的几千两银子；是武术家，不仅是战斗队的需要，还要有高明的鉴赏能力，能看出被授予谋杀使命时自己是不是罪犯的对手；是导演+演员，能自导自演一些让罪犯就范的小节目，比如洗脚、换新鞋什么的，武松的解差就死在这上面了；是游泳好手，上了黑船不怕吃馄饨。如此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真为他们担心啊。像宋江的解差，要不是押的是宋江，都不知道死了几次。当然宋江带的钱太多，那时候又没有信用卡，不过他们要是自己平时多提高修养，照这上面的要求作，也不用等宋江的朋友自己来解套。武松就很有头脑的避免了一切嘛。有人说武松是什么人啊？我要说，他本身也不过是个都头嘛，虽然好像武功挺好，其实还是靠江湖经验的。鲁智深武功好，还是着了道。那时候黑点还仁义，没有明抢明夺的或者把包子直接定价到1000两一个（现在想吃人肉包子大概真得这么贵），所以靠江湖经验也是管用的，尤其像解差这么高危的职业，不加强这方面训练怎么成？ 　　我们从书里看到的几次押解任务，只不过是那些解差生涯中比较辉煌的几次，实际上，他们的押解任务，比这个要多多了，来回（书中只记载去的一次，罪犯只是单程，解差可是往返）每次也不会少于千里吧，能活到水浒所记录的日子，不是刚入行的（如宋江的解差）就得自己有些道行。董超薛霸的故事揭示给我们的是解差这一行的悲惨前途，早晚是这么个归宿，不死押解的路上，不死在上级的压迫下，也要死在罪犯及其同伙手里。我们可以有很大的理由推断，宋江和武松第一次的解差算是运气好的，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被罪犯或其同伙手下留情，积累了江湖经验，朝着多活几次方向发展，以后到了什么不知名的酒店就把自己和武松、宋江的交情先摆一摆。杨志的解差没遇上什么麻烦，以后怎么样就难说了。不过从东京到北方边境的路上，可能是军事用途的官路，管理得比较好，没有车匪路霸或者黑店、黑船，使得一些解差可以在一般情况下活下来的黄金路线。 　　我们看到以后的明朝中后期，治安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从山西到南京，一个老叟押送一个妇女也能安然无恙的到达，不知强了多少倍阿。不过水浒的故事写在明代初期，如果是作者把当时的经验来套用在宋代的话呢，说明元末明初还是很混乱的，短短200年就做到了，从北宋末年到元末都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从此为公安们再也不用这么辛苦，也可以活到老了，成了热门行业，朱皇帝们真是难能可贵啊。这种良好的局面到我大清，去往乌里雅苏台的罪犯和衙役，除了身体不结实的，没有到不了的，麻醉药的秘方也就此失传，虽说是医学上的重大损失，现在的黑店也没有解剖学的专家了，毕竟说明对黑社会的铲除是彻底的，普通的公安干警们，在押解过程中，再也没有这么多顾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