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像赤发鬼刘唐这类铁杆的流浪汉来说，梁山泊无疑就是他们最好与最后的归宿了。 　　人生在世，有的人是在航行，而有的人则是在飘泊。这是两种意义上的对终点的发现过程。但是他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有个理想的归宿。 然而，理想却是个模糊的意义，它就跟人的饭量与胃口一样，不一而足。因此但凡不甘寂寞者，便可在江湖上踢闹一番。 　　但是他们的机遇往往是十分渺茫的。因为航行与飘泊纯粹就是两码事。而后者，便是江湖。 　　不过，即便是在江湖中，也仍然存在着航行与飘泊的两个群体：前者以绿林组织为代表；后者则是一些流浪汉。 　　在《水浒》中，绿林组织是反潮流的主导力量。从贫富的角度来看，饥饿实际上只是好汉们落草为寇的借口，而不甘于过着平淡的生活，才是他们造反的真正动机。他们跳出了主流社会限定的圈子，到角落处去寻找相对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这些草寇后来拥有了梁山泊座次中三分之二的席位。而他们的价值观念，在梁山的生活中，也呈压倒的态势。 　　而流浪汉一出场几乎就是一付自由主义者的形象了。缺乏理想的社会与种种不公平的生存架构，注定会衍生出流浪汉的。但饥饿同样也不是流浪汉们四海为家的唯一理由，他们不过是不愿去奉行主流社会的价值观而已。他们在寻找温饱的同时，也在极力地寻找某种生存的平衡力量，笼统一点来说，这在水浒中，便是所谓“义”了。 　　因此流浪汉们都极为严格地将自己与要饭的区别开来。他们与乞丐的不同之处在于：乞丐们是以要饭作为职业的，他们是一群没有精神的行尸走肉。但流浪汉们却是以叛逆作为精神支柱的。 　　在上梁山前，赤发鬼刘唐，拼命三郎石秀，锦豹子杨林，没面目焦挺，石将军石勇等人，都是以四海为家的。这几个汉子的一个共同之处，便是居无定所，他们到处流浪，以天地为家。他们甚至不同于啸聚于绿林中的那些小山头上的好汉们。 　　我想，这其中可能也有些不屑与他们为伍的傲气。他们奉行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游戏准则。比如刘唐被雷横逮起来后，胸中吞不下一口鸟气，便追着去跟雷横斗朴刀。 　　如果说那些打家劫舍，满足于在小山寨上称大王的好汉们，只是对民间的地主形象加以更加恶性的模仿的话，那么，流浪汉们寻求的，正是要独立于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强取豪夺的聚义圈子之外的另一种形象的光色。 　　流浪汉是不以抢劫为生的，这种自觉的洁身自好的意识，使他们与强人或者泼皮流氓严格地区别开来。像石秀，在做贩羊马生意破产之后，便以卖柴为生。而刘唐的劫夺生辰纲，与其说是劫财，毋宁说是取义。当他认为一场壮举足以快意人生的时候，他便决然出手了！ 　　流浪汉们目中无人，就像没面目焦挺说的：“平生最无面目，到处投人不着。 　　”这种孤傲，是为主流社会所不取的。 　　但是，在随大流的江湖时尚中，这种看上去略为清高的半侠半民的流浪意识，还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潮流。因此，流浪汉的作为在主流社会中，便显得十分的孤僻和不可理解。比如像刘唐醉卧灵官庙，正像书中写的：“只见供桌上，赤条条地睡着一个大汉。”那种放浪形骸的模样，立马便被雷横当成了盗贼，五大三粗地捆了个仔细。因为在大多数人的规则中，睡觉只能睡在家里或者客栈中的。但是，他们可能想象不到，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所谓“家”的观念。他们以天为帐，以地为床。古板的雷横看到这付情景，自然要傻了眼了。 　　在闯荡江湖中，期盼有朝一日能认识到真正的自己，是流浪汉潜在的愿望。当然，他们根本就不屑于投奔官府，谋个光明正大的出身。就像石勇出场时说的：天底下俺只认得两个人，其余的都作烂泥看待。 　　他们身上的这一股与生俱来的傲气，既是他们闯荡江湖的精神本钱，同时也是他们在流浪途中的拐杖。而他们的偶像，例如晁盖，宋江，则无疑是一座座灯塔了！或许，正是这些灯塔，让他们对自己的追求，产生了一种认同感和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