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者所具有的强制性公权力量，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具有转换为私人暴力资源的趋势。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同百姓接触最多的国家暴力机器是官差。如果官差的身份灰化，律法所赋予的有限定的公权，完全成为个人无节制的私权，最遭殃的就是老百姓。 　　郓城县步兵都头雷横在治安巡逻时，碰到了在灵官庙里睡觉的刘唐。雷都头苦于近来捉贼的业绩不理想，刚刚被知县训了一顿，便不问青红皂白，叫手下人把他绑了，带到东溪村，要“村长”晁盖安排工作餐。没料到刘唐正好来投奔晁盖。晁“村长”以认外甥为名，把刘唐救了下来，同时塞给了雷横十两银子的办案费。 　　刘唐哪里受过这种气？雷横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追了出去，想把银子要回来。雷横说，我要不是看你舅舅的面子，早就结果了你的性命，还问我要银子！刘唐说：“我须不是贼，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骗我阿舅十两银子。”两个人言语不合，就动起手来。雷都头在无真凭实据的情况下，轻易地滥用手中权力制造冤案，把人抓起来吊了一夜不说，还贪拿当事人的钱物，用刘唐的话说，大宋的官差已蜕化为一帮“作害百姓的腌臢泼才”。这种做法尽管体现了执法者的堕落，但还谈不到涉黑问题。而他后来和老搭档朱仝，心照不宣地放走抢劫团伙首领晁盖、杀人犯宋江，就是从渎职到了纵容、勾结黑帮的地步。 　　在水泊梁山上，官差出身的大哥式人物为数不少。武松、朱仝、雷横、李云、戴宗、李逵、杨雄、施恩、蔡福、蔡庆、乐和等人，全是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武松与杨雄杀嫂、杀妻，朱仝、雷横私放晁盖、宋江，乐和替解珍、解宝通风，施恩黄赌毒一体化产业经营，蔡福、蔡庆黑白两道通宰，戴宗、李逵把监狱办成招待所，都属于典型的个人践踏律法行为。藐视律法的最终结局，就是不可避免地沦落为黑道分子，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走上了体制外博命生存的道路。 　　戴宗、李逵纵容黑老大的程度，远比雷横严重。宋江在案发前，就与江湖人物过往密切，不太干净，说白了是脚踩黑白两只船。除掉阎婆惜的事件，是宋江由政府官吏向江湖老大过渡的分水岭，原来由他一手经营的黑道网络一下子便浮出水面。宋江案发后，先有朱仝、雷横私放于前，又有监狱长戴宗和狱卒李逵庇护于后，整个大宋帝国的司法系统，在宋江金钱搭建起来的人脉网络面前，显得脆弱而无力。 　　戴宗本来要向宋江索要人情，这是司法系统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当这位监狱长得知眼前的“贼配军”，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宋江时，便赶紧鞠躬请安，还为自己不能下跪做解释：“兄长，此处不是说话处，未敢下拜。”然后戴宗立即安排到江州最好的饭店给宋江接风，在没人看见的豪华包厢里，“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宋江在江州服刑期间，戴宗、李逵天天陪着他吃喝玩乐，过着简直是星级的生活。为了能让宋江吃上一口鲜鱼汤，李逵甚至不惜在浔阳江口和张顺大打出手，差点被淹死。在宋江喝酒品茗的时候，不时还有女子唱小曲儿前来助兴。 　　人类的野蛮只要有了适合的土壤，掌握了足够的权力，便会突破任何文明的尺度和规则。野蛮不会随着文明脚步的前进而退去。文明越进步，野蛮越可怕。造成人类野蛮的深层动力千年未改，现实和历史中的野蛮，几乎都可以找到相互的印证。大连的“黑老大”邹显卫在服刑期间，也过着和宋江一般的幸福生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难怪，社会都前进了快一千年了，物质生活总该大大地丰富吧。 　　邹显卫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为害大连乃至辽宁多年，甚至惊动了中央。被捕后，按规定应该和宋江一样去异地服刑，但邹显卫比宋江的能力还大，他通过关系和监狱长谢红军接上了头，如愿以偿地转到了大连监狱。进入大连监狱的第二天，邹显卫就在大连一家酒店摆下答谢宴，在美酒和金钱的驱使下，监狱长谢红军与阶下囚邹显卫兄弟相称。作为报答，邹显卫送给谢红军一套住房。为改善财源紧张的状况，大连监狱成立了一个公司，谢红军任命邹显卫为劳改基建委员会主任，主管公司的业务，远比宋江抄抄写写滋润得多。 　　在谢红军的授意下，大连监狱腾出一套两室套房，专供邹显卫一个人居住。在邹显卫的个人卧室内，沙发、彩电、冰箱、空调、VCD和外线电话等应有尽有。不仅如此，邹显卫的卧室内还安着一个电钮，专供他差遣两个犯人时使用。不少狱警还主动承担起了替他买粮买菜的任务，他们的腰包显然要比李逵鼓。邹显卫经常开着谢红军的奔驰车随意进出监狱，社会上的卖淫女，也经常搭车出入监狱，供邹显卫嫖宿。大连监狱内一位女狱警甚至不顾自己是有夫之妇，成了邹显卫招之即来的铁杆情妇，忠贞系数比阎婆惜还高。邹显卫犯的是故意杀人罪，通过运作，死刑后改死缓，在大连监狱又买通了主要负责人，将死缓又改为有期徒刑，最后竟在谢红军等人的策划下，神奇地“保外就医”。要不是在“就医”期间再次酿成血案，致使一死一伤，邹显卫也许还将继续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 　　如果说梁山中那些涉黑的官差，在江湖义气的照耀下，多少还残存着些许人性的余光，那么官差可以被雇用来杀人，就完全是权力异化为凶器的表现。董超、薛霸和差拨是水浒世界里微不足道的差役。他们之所以被提及，是因为在银子的作用下，这些人拿起了执法的刀，做起了替人消灾的勾当。董超、薛霸和差拨共同的雇主都是高俅，中间人是陆虞侯，而他们的伤害对象是林冲。高衙内看上了林冲的老婆，调戏不成竟然得了相思病，高俅为满足干儿子的淫欲，设下圈套把林冲拿进了大狱，并派陆虞侯买通董超、薛霸和差拨，意图彻底把林冲做掉。高俅是当朝的太尉，徽宗皇帝驾前的红人，凭他的能力弄死林冲，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他之所以选择雇用差役杀人，显然是觉得黑道方式要比白道方式安全省事。 　　差拨很不幸，没有完成任务不说，还搭上了性命。董超、薛霸也没有杀掉林冲，这并非说明他们有恻隐之心，实在是害怕鲁智深的暴力阻挠。高俅不可能理解他们的苦衷，见两个废物拿了银子，又不能消灾，便找了个借口把他们从首都刺配到边境地区的大名府。大名府留守梁中书觉得董超、薛霸比较能干，又把他们从囚犯提拔到官差这个老本行上来。官差、囚犯身份的互换，是司法腐败下的黑暗游戏。律法体系的崩坏，已经抹杀了黑白间的界限。董超、薛霸黑性不改，又被李固雇用了去杀卢俊义，这次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最后以身“殉职”。 　　官差的权力是法律赋予的，它的使用只能限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同时官差的权力是公权，行使的最终目的是保护老百姓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而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如果处理问题时不是借助律法手段，而是采取与涉黑分子一样的暴力方式，对暴力的使用由职业习惯延伸为个人习惯，将会使百姓陷入到黑色律法的恐怖中去。 　　执法者所具有的强制性公权力量，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具有转换为私人暴力资源的趋势。这就是官差涉黑定律。在司法黑暗的灰社会状态下，这种倾向会直接变成现实。在雷横、戴宗、李逵、施恩、谢红军等人眼里，哪里还有什么正义、制度、法律，他们心里只有私情和利益。在银子光影的作用下，官差和囚犯身份出现了倒置甚至互换。 　　当官差的身份仅仅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他们处世的标准，就不再遵循国家的律法，而是奉行黑道的规则。这种两栖物种的出现，无疑是对社会秩序和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