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匪和官匪本质上都是一类人，只不过草匪拿的是“血酬”，官匪拿的是“权酬”。官匪的可怕可恨之处在于：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权利器，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生活在网中的百姓只有任宰任割的份儿。尽管这种宰割没有刀光剑影，但却比草匪的做法更血腥、更残暴，而且更“智慧”。 　　尽管我们知道在封建专制体制下，老百姓都是冤大头，但当我看到了下面这则材料后，还是很感叹。老百姓痛恨官吏们剥削迫害自己，苦于无法应对，只能恨恨地骂一句“官兵如匪”。学者则文绉绉地总结说，贪官是体制内的匪，匪是体制外的贪官。其实，满肚子花花肠子的官吏们一旦做起匪来，岂是那些只知道打打杀杀的草寇所能比的？ 　　清朝时，浙江山阴人蒋渊如看到做官有利可图，一心想弄个知县干干。急于牟利的蒋渊如显然不会走读书致仕的道路，他选择了投资回报周期短的买官。蒋渊如家境并不富裕，他缺少启动资金，因此就与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等朋友商议，集资买了个最先得缺的候选知县。五个人在神灵前歃血为盟，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分工：大股东蒋渊如任县令，二股东唐文卿、陈柏生分任刑名师爷和钱粮师爷，小股东王平斋、吕少川分任钱漕吏员和公务吏员，严防肥水外流。几个月后，蒋渊如如愿以偿得了个肥差。上任之后，五个人只有分工不同，并没贵贱之分，各无怨言，上下其手，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年收入高达二十余万两白银。这等眼光和水平显然是一般草寇所无法比肩的。曾经有人作诗戏之曰：“捐官结得五人义，获利平分十万金。” 　　相对于这五个人，梁中书显然要幸运多了。作为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梁中书一分钱没花，就坐到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留守的位子上。北京是北宋时东京汴梁的三大陪都之一，政治地位极高，经济比较发达，所以大名府留守是个标准的肥缺。梁中书在这个位置上，到底榨取了多少钱财，已无从考证，但他的吸血能力无疑非一般小官吏可比。梁中书对蔡京的“提携之力”一直是“感激不尽”，每年农历六月十五蔡京过生日，梁中书都有所表示。他给岳父大人兼当朝太师送礼，肯定不能买个蛋糕或弄束鲜花就了事。梁中书出手很阔绰，第一年，他花十万贯买了一大堆珠宝，准备送给蔡京，半道上被人抢了。第二年，他又轻松地掏出十万贯，买了一大堆珠宝准备再次进贡，谁知被“送”到了梁山。尽管生辰纲丢了，但惊人的数目，足以说明这位大名府留守的确生财有道。梁中书的十万贯被晁盖等人抢了后，成了梁山众兄弟的发展基金。一个官养活了那么多匪，本事的确不小。 　　对梁中书的搜刮之道，我们现在知之甚少。但通过他的下属蔡福敲诈李固的手段，可以以一斑而窥全豹。蔡福后来虽然位列七十二地煞，但却是个地道的贪徒酷吏。卢俊义被告发后，他的管家李固欲置其于死地。李固拿着五十两蒜条金找到了牢头蔡福。不料，蔡福摆出了“下民易虐，上苍难欺”的道理，似乎不愿意干，而真实的意思很明显，看不上这点钱。李固加到了一百两黄金，蔡福按捺不住性子说：“李固，你割猫儿尾拌猫儿饭。北京有名恁地一个卢员外，只值得这一百两金子？”然后把价码加到了五百两黄金。有这种讨价还价的本事，显然比草寇打家劫舍艺术、轻松且实惠得多。其实，对这么一个鼎鼎大名的河北玉麒麟，梁中书不问青红皂白就拿下，根本原因就是盯上了卢俊义的财富。卢俊义这么大一个富商，居然不积极主动地向梁中书掏腰包，你说他生不生气？ 　　先民在《诗经》里曾疾呼：“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对老百姓来说，相比在桃花山的小霸王周通、少华山的朱武等、清风山的燕顺、登云山的邹渊、邹润，蔡京、梁中书之流显然比匪还匪，无疑是社会上最大的硕鼠。据史载，蔡京、高俅、童贯等人都是家财万贯、奴婢成群的大富豪。实际上，在古代让官员达到况钟在《示子诗》中所说的“虽无经济才，尚守清白节”，只不过是老百姓的一厢情愿而已。像海瑞、况钟这样的清廉有为的官员，在古代是极为罕见的，而贪官酷吏则比比皆是。这种人对社会及老百姓的危害远甚于匪。 　　在官府眼中，梁山上的弟兄显然是草寇匪类。凭心而论，不管梁山聚义是什么性质，为了生存计，梁山确实也干过土匪的勾当，经常侵州掠县，聚众打劫。连水浒世界里第一个露面的英雄史进，落魄时也曾经在赤松林里，打过鲁智深的闷棍。但是，老百姓们面对草匪们的劫掠，还可以有办法避过，大不了我不走你的地盘，或者你来了我想办法躲躲。被律法制度约束在土地上的老百姓，却只能承受官匪们的合法性伤害。封建帝国已经成为一张密网，任何摆脱被捕捞的挣扎都是徒劳，能够漏掉的没几个。不堪忍受就只能起来反抗。方腊本是樵夫，由于遭受花石纲的盘剥，最后聚众百万起义，以“民匪”对抗“官匪”，严重动摇了帝国根本，几成大事。何止方腊，历来老百姓们兴兵造反，都是因为受不了官匪的吸血抽髓。李自成本来是一个驿站小吏，因为“调整”而下了岗，苦于生计，振臂而起。生存问题永远是老百姓的第一要务。如果连基本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就只能豁出命去了。 　　草匪们对老百姓的终极伤害，也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手法简单而直接，官匪们的弯弯绕就多了，处处透着艺术气息。武大郎被害致死一案，之所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不能立案，根本原因就是阳谷知县拿了当地药店老板西门庆的贿赂，这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行为，比黑社会杀手的做法，冠冕堂皇而又轻而易举。张都监拿了张团练的红包以后，根本就不顾及身份，一个脑筋急转弯，就把治下的囚犯武松弄进了监狱。孟州知府的做法更是妙绝，吃了张都监的肉，又喝施恩的血，原告被告都不放过。草匪们还讲究“盗亦有道”，官匪们如同猪狗蚊蝇，有奶便是娘，有血就要吸，连起码的规则都不讲。阳谷知县这个家伙干了两年半，就“赚得好些金银，欲待要使人送上东京去亲眷处收储，恐到京师转除他处时要使用”，然后派武松替他把这些金银送到了东京。草匪们抢了钱财只能放到大本营里，时刻有被官兵破寨得而复失的危险。官匪们的活动余地就大多了，他们可以进行资产剥离后，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甚至用来买官，获得更广阔的搜刮空间。 　　《皇明经世文编》第一九一卷记载了明成祖朱棣的一道圣旨，原文是这样说的：“那军家每年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作为天子的皇帝居然能以圣旨的形式，向买卖人“要”些物件，还威胁“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有这样的皇帝，下面如狼似虎的官吏们的贪拿索占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老百姓的头也真是够冤够大的了。草匪和官匪本质上都是一类人，只不过草匪拿的是“血酬”，官匪拿的是“权酬”。官匪的可怕可恨之处在于，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权利器，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生活在网中的老百姓只有任宰任割的份儿。这种宰割尽管透不出刀光剑影，但却比草匪的做法更血腥、更残暴，而且更“智慧”。所以，当梁山“草匪”碰到了蔡京等“官匪”，其胜负早分，悲局已定。只知道挥舞拳头的草匪们，怎么可能是那些挥舞笔墨的官匪们的对手呢？ 　　事实上，在水浒世界里，一些官僚还只是以“官”的身份，干着“匪”的勾当，有不少“官”干脆就与匪合而为一。花荣作为清风寨副知寨，无论朝廷有诸多不是，但他毕竟拿着朝廷的俸禄。可宋江因罪逃到他的地盘上之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听得兄长杀了一个泼烟花，官司行文书各处追捕。小弟闻得，如坐针毡，连连写了十数封书去贵庄问候。”第二句话就是：“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数年，却又理会。”他先是藏匿罪犯，后又起身反叛，根本就没有把国家法度当回事。登州兵马提辖孙立更绝，自己的弟弟孙新、弟媳顾大嫂与登云山上的邹渊、邹润关系密切得如同穿一条裤子，他都置之不理。这个几次杀散劫掠登州草寇的病尉迟，居然纵容只有八九十条枪的邹氏爷们为患，可谓官、匪共存，一家两制，井井有条。关胜、呼延灼等将领之所以都是轻轻松松地到梁山落了草，道理其实很简单，在环境的影响下，官气已经注满了匪性。 　　为陈独秀作传的王森然，曾痛叹北洋军阀的腐化昏聩说：“呜呼，如此鸡鸣狗盗，横掌权柄，乃国之大哀也。”其实，在封建专制时代，游荡于官与匪双重身份之间的官匪的存在，不仅是国之大哀，更是老百姓之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