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理　(1975.09.20) 　　（沈阳部队某部　石理） 　　《水浒》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梁山起义军活捉高俅，押上忠义堂时，“宋江见了，慌忙下堂扶住……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一向自命反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的宋江，竟然拜倒在“馋佞奸臣”高俅的脚下，这岂不矛盾？其实，这一点也不矛盾。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皇帝，是封建社会里的最高统治者，是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水浒》中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正是由于“天子”宋徽宗的百般庇护，才得以专横的。高俅本人就是被宋徽宗一眼看中，由一个府内亲随，青云直上，升为殿帅府太尉的。宋徽宗本人依靠至高无上的权力，骄奢淫逸，使北宋末年劳动人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对封建社会这个最高统治者，宋江不敢有半点触动，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宋徽宗“至圣至明”、“宽仁厚德”，表示愿意替以宋徽宗为“天子”的“天朝”行道，“尽忠报国，万死无怨”。他所不满的，不过是“谗佞”“闭塞”皇帝，堵塞了他向上爬的门路而已。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所以反高俅，是因为高俅独断专横，侵犯了宋江这一派地主的利益，妨碍这一派地主去当权执政。宋江说：他“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这就是说，他虽然忠于皇帝，想“尽忠报国”，可是，却“不能得进步”，即不能往上爬，不能挤进当权集团中去。宋江为什么反对贪官呢？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梁山农民军在晁盖的率领下，聚义造反；宋江上山则推行一条“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路线，大搞修正主义。由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把农民阶级对整个地主阶级的反抗，变成对几个贪官的反抗。因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当然就要乞求和接受招安了。 　　当农民起义军力量越来越大，宋江自己也有了“官爵升迁”机会的时候，他就不再反对高俅之类的贪官了。为了求得招安，他甚至还拜高俅，以取得高俅这一派地主的谅解。对同一个高俅，前骂、后捧，前反、后拜，暴露了宋江这个投降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真面目。 　　宋江和高俅，不管有过多少派别斗争，但他们同属于地主阶级。他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对徽宗皇帝都是忠的，他们对农民起义都是切齿痛恨的。这就是他们同流合污的基础。面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高俅与宋江又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高俅明火执仗，策动官军进剿，妄图以武力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宋江则打入内部，分化瓦解，改变起义军的路线和性质，充当了反动统治阶级在起义队伍中的代理人。 　　从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拜贪官，受招安，正是宋江一贯的地主阶级立场的必然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