枷锁·“法度”·奴才



  朱肖鼎 (1975.09.20)
  《水浒》这部书,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精心刻画了一个叛卖农民革命事业的投降派典型宋江。那怕在一件看来是小小的“道具”上,也不轻易放过,可谓煞费苦心。
  《水浒》三十六回写到宋江刺配江州,行前在官府“当厅带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路过梁山泊时,晁盖派大小头领,“四路等候”,接住了他。哪知当起义军将士准备给宋江“开枷”时,他却说:“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
  宋江带枷上山到聚义厅与晁盖相见,山泊中头领教宋江“去了枷”吃酒,那知宋江偏又“不肯除”。宋江对于朝廷加给他头上的刑枷,先是个“不擅动”,后是个“不肯除”。宋江为啥不肯让别人替他除去枷锁呢?宋江有他的“道理”:“此是国家法度”,万万触动不得的。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国家的“法度”有鲜明的阶级性,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以此作为一种强制的力量而起作用。被压迫阶级要革命,就要敢于破除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家法度”。敢破封建国家“法度”,还是维护封建国家“法度”?这历来是农民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方面。梁山上的李逵、阮氏三兄弟等好汉,就敢于蔑视那些反映反动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度”,敢于冲破它,砸碎它。而宋江则一头拜倒在反动“法度”面前,拚命维护它。宋江死也不肯让梁山上的人给他除去枷锁,一者是要向梁山上的人表示,他是决不会违犯“国家法度”,背负朝廷,上山落草的;二者是要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晁盖等人,他们抗拒州府,杀死官军,“直如此大弄”,蔑视和破坏“国家法度”,是犯了“迷天大罪”。后来他前往江州,路过穆家庄时,又让两个押送公人除了枷。那是因为“这里又无外人”,穆太公不是晁盖,不会劝他落草,他也不需要教训穆太公:不得违犯“国家法度”。从宋江对封建“国家法度”的态度,我们看到了他对整个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专政的态度,足见他是封建王朝的忠实奴才。
  从宋江上山前的甘愿套刑枷,到宋江混迹于梁山大搞投降,接受招安;到镇压方腊领导的农民革命队伍,为朝廷“除害”;到宋江领下“御酒”,并在临死前药死“强气未灭”,有可能在宋江死后“犯上作乱”的李逵,又为朝廷除了一个“隐患”,都活现了宋江作为反动腐朽的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的丑恶本相。
  宋江不但自己甘愿作“天子”的奴才,还要梁山农民革命队伍也都甘愿做“天子”的奴才。他上了梁山以后,处心积虑地把代表反动统治阶级意志的各种精神枷锁,硬套在农民起义军将士头上。宋江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标榜忠义,鼓吹“官爵升迁”、“青史留名”之类的地主阶级世界观,来毒害起义军将士,要被压迫阶级向反动统治阶级投降,永远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对于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水浒》着意精心塑造,百般美化,这只能说明它是一部鼓吹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