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水浒》宣扬的投降哲学



  西安铁路分局工人理论组 (1975.09.30)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这部书不仅描写了宋江投降的全过程,还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封建阶级的“忠义”观等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作为书中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
  《水浒》一开头就提出了“天道循环”论。它认为古往今来,治乱兴衰,周而复始,不断循环,都是“天”决定的。就如赵宋王朝的建立,也是由于“五代残唐,干戈不息”,“感的天道循环”,“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扫清环宇,荡静中原,才恢复了太平盛世。然而好景不长,“乐极悲生”,于是便有“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天道”从“治世”又“循环”到了“乱世”。历史循环论就是宿命论。这种理论束缚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是被压迫阶级的精神枷锁。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宋朝当时的社会情况,就会进一步看到《水浒》宣扬“天道循环”论的反动性。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代,已开始全面走下坡路了。北宋从它建立之日起,阶级矛盾就很尖锐。大官僚大地主任意实行兼并,霸占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残酷的超经济剥削,使得广大农民处在“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的悲惨境地。有压迫,就有反抗斗争。北宋时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后又有方腊等起义。起义军势如破竹,“所过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沉重打击了封建政权。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决不是一朝一代的形式上的简单地重复,而是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越深,农民的反抗和斗争也不断地在发展。《水浒》以“天道循环”论抹杀了这些事实,蓄意为统治阶级进行辩护。它通过宣扬“天道循环”论,把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兴起,和最后因被投降派宋江出卖而失败,统统归结为“天意”的安排。
  从“天道循环”论出发,《水浒》的作者把主观臆造的“天国”搬到了地上。不仅宋朝的皇帝是上天差遣的神仙下凡统治人间,而且梁山的一百○八人也成了由上界贬落人间洗心戒性的“星宿”、“魔君”。这些人当中,宋江又成了众星之主,统领其他。在《水浒》作者的笔下,皇帝和农民起义军的头领都是来自上天,共出于“天神”系统。他们在上界是“神”和“魔”的关系,在下界则成了“君”和“臣”的关系。这样一来,封建统治者和农民起义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便被一笔抹杀了;农民起义军最终被纳入“顺天”的轨道,“星主”宋江接受“神仙”下凡的皇帝的招安,也成为必然的了。《水浒》中宣扬天命如此,只宜顺天的这一套,无非是标榜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圣不可侵犯,说明忠君有命,招安在天,投降有理。
  “天理”论是“天命论”的变种。《水浒》中一再告诫人们不能违背“天理”,并通过宋江之口喋喋不休地说对反动派造反是“上逆天理”,犯了“迷天大罪”。这个“天理”论不是别的,它是宋王朝的思想统治工具。宋朝的反动理学家程颐说过,“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朱熹说“天命即天理”。程朱理学把整个封建制度说成是万古长存的天理。这个“理”成了宋朝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水浒》中鼓吹“天理”,正符合宋王朝统治的需要,同样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
  有人说“农民起义往往打着‘天’的旗号,宋江讲‘天理’并不奇怪”。不。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并不是象宋江那样对地主阶级的“天”顶礼膜拜,而是要以农民起义之“天”代替压在他们头上的封建地主阶级之“天”。黄巾起义时就指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在宋代,方腊起义也怒斥封建剥削制度是“岂有此理!”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钟相、杨么起义时,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口号。农民阶级的这些革命思想,同反动的宋朝理学针锋相对。唯独宋江口口声声不离“天理”,整天忏悔自己犯了“迷天之罪”。这只能说明《水浒》中的宋江坚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和反动世界观,充当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的反动本质。
  从“天理”论出发,让宋江受到“天”的启示,获得先验“忠义”道德,以维护封建纲常是《水浒》这部书宣扬投降主义哲学的又一表现。宋江刚刚上山,九天玄女娘娘便降下“法旨”,告诉他“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忠”和“义”都有了。石碣天书称他为“呼保义宋江”,说明他的“忠义”已经感动了上帝。就象孟轲所鼓吹的那样:奴隶主阶级的人性可以“至诚通神”、“至诚通天”。天书写的则是地主阶级看到宋江是一只能为他们效劳的鹰犬,由“神”代皇帝对他嘉奖。这是反动阶级一贯玩弄的骗人伎俩。
  宋江的“忠义”观并非什么“神授”,而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塞满一肚子儒学秕糠。杀惜之后他宁愿吃官司,受断配。晁盖劝他上山入伙,他说,造反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不忠不孝”的行为。简单是个道学小丑。上山以后,他大搞所谓“忠义自守”;篡权以后,又急急忙忙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改变了起义军的革命路线。直到临死前,他还自我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完全是一副奴才嘴脸。
  宋江一生自负的是所谓“忠义”二字。有人说这是什么“农民的局限性”。好象“忠义”一类的道德观念,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所共有的、抽象的、超阶级的观念。恩格斯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这就说明,忠义道德绝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上来看,“聚义”就是团结一心,生死与共,聚义造反,为本阶级的自身解放而斗争。它同“忠君”思想冰炭不相容。但在宋江那里,“义”却是为了“忠君”,用“忠义”来笼络人心,结成朋党,以期共同归顺朝廷;他“义友”的目的,是为了骗取信任,以便“把寨为头”,“替天行道”,对皇帝尽忠。
  宋江的“忠义”观念是他叛卖农民起义,大搞投降活动的主要思想武器。他的“忠”,是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立场上,维系他与朝廷、大地主和官军的关系。他的“义”,则是用欺骗拉拢手段,施以怀柔和麻痹,维系他与众人的关系,让大家一起跟他去忠君受招安。今天用“忠义”之类的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招降一个xuǎn@①赫的统军呼延灼,明天还用这一套劝进一个“关帝”后裔关胜,后天又同样赚来一个大地主大员外卢俊义。在他周围形成一个以“忠君”思想为纽带的投降集团。
  宋江的“义”始终是服从于“忠”的。例如,当李逵反对接受招安时,宋江就横眉怒目要杀掉这个“情分最重”的“兄弟”。在宋江看来,有忠才有义,“义”以“忠”为基础。谁要不“忠君”,他就不讲“情”和“义”。归根到底,“忠”是目的,“义”是手段,“义”必须服务于“忠”。
  有人说,“宋江的忠”是忠于祖国,他的“义”是建立在人民共同反封建的基础上,是一面“伟大的旗帜”。这种说法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根本不符合实际。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忠义”之类的道德观念既然不是各阶级共有的,它只能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宋江张口一个“忠”,闭口一个“义”,用“忠义”掩盖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为赵宋王朝的反动封建国家及其最高统治者宋徽宗服务,让被压迫阶级俯首贴耳地给反动地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这种“忠义”思想更符合反动阶级的需要吗?
  从鼓吹“忠义”道德到追求升官发财的利己主义,进一步暴露了宋江投降主义的动机和目的。这个官迷心窍、叛卖农民革命利益的野心家、阴谋家,一心想的是“官爵升迁”、“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按照封建阶级的标准,“忠君”是升官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这个条件宋江早已具备,但由于“误犯大罪”而落草为“寇”了。然而,这个利禄之徒,却通过鼓吹“仁义忠恕”,大搞两面派手法,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捞取了一大笔足以能够向朝廷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换来了高官厚禄,终于踏着起义农民的尸骨,爬上了“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高位,成了赵宋王朝的忠实看门狗。
  总括来说,《水浒》这部书,是把“天命论”做为基础,从众星下凡历劫,经过一番磨难,最后列为朝臣,归天终成“正果”,完成了一个“神——人——神”的小循环,宣扬一整套剥削阶级的世界观。这一切,就构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
  分析《水浒》这部书所宣扬的投降主义理论,使我们得到很好的教益。它说明,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企图阻止历史的发展,搞复辟倒退,总要先造舆论。宋江的那一套思想破烂,一经侵入起义农民队伍,便使它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他首先用地主阶级的反动理论篡改了梁山起义军的思想路线,为他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制造舆论,铺平道路。一场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终于被封建地主阶级的“及时雨”扑灭了。这个阶级斗争的严酷事实告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通过对《水浒》和宋江的评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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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字火加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