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国恩　(1975.09.30) 　　（北京大学中文系　游国恩） 　　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使我心明眼亮，对于《水浒》这部书特别是宋江这个投降派的认识大大提高，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不少问题也得到深刻的启示，心中感到无比高兴。在毛主席伟大教导的鼓舞下，我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勇气。我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参加评论《水浒》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古典文学的研究。 　　《水浒》这部书，过去许多人都认为是歌颂农民起义的。现在看来，它是一部鼓吹投降主义、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反面教材，是封建皇帝的“千秋金鉴”。 　　《水浒》所竭力歌颂的宋江，从前我以为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正面形象。现在看来，他不但不是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而且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一个内奸，是葬送革命果实、消灭农民起义军的罪魁！ 　　《水浒》中梁山泊的人物，阶级成分很复杂，上梁山的动机和原因也各不相同。宋江是个县衙门的刀笔小吏，社会地位虽不很高，但家中有庄园、有地窑，有大小庄客干活看家。他为人交游广阔，挥金如土，不言而喻，是一个很有钱的地主分子。他“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头脑中充满了反动的孔孟之道，满口忠孝仁义；尽管有多次机会上梁山，却为了尽忠尽孝，坚决不肯，甚至以死来拒绝，认为这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陷于不忠不孝之地”。象宋江这样的人，反动立场如此顽固，封建思想渗透了骨髓，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参加革命队伍？他后来走投无路，迫不得已上梁山，那也只是为了“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想走一条曲折的升官发财的道路而已。因此他上山以后，出于他的反动的阶级本性，必然千方百计从内部搞垮农民起义队伍，这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但是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是坚决要革命的，李逵天不怕，地不怕，蔑视皇帝，大闹东京。宋江口口声声尊重国家法度，尽忠报国；李逵却敢于劫法场，扯诏书，拳打太尉，大骂皇帝，至死还想造反，死后赵佶在梦中还见他“抡起双斧”奔上前来。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立场，显然表现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革命的农民阶级和反动的地主阶级、坚持起义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水浒》一书别有用心地歪曲农民起义，把许多起义英雄的形象加以歪曲，让他们跟着宋江跑，这完全是为了宣扬阶级调和，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目的。正因为这样，它才被封建地主阶级称为“忠义水浒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起义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皇帝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最大头子，是剥削和奴役农民的最高统治者。封建国家一切官吏，无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无论大贪小贪，或者象封建史家所称赞的“良吏”“循吏”，都是皇帝意志的体现者和命令的执行者。因此象《水浒》那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必然是宣扬阶级投降、维护封建统治的。在《水浒》中，宋江提出“替天行道”，“保国安民”，要求起义军头领“共存忠义之心，同著功勋于国”。他所谓“天”就是皇帝，所谓“道”就是孔孟之道；他要“安”的是地主阶级，“保”的是封建国家政权。宋江就是要按照这一条投降路线，把革命事业搞垮。受招安之后，宋江积极充当皇帝的帮凶，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在无数革命农民的血泊中，取得功名富贵，“光宗耀祖，荫子封妻”。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篡夺革命领导权、破坏农民革命的内奸、投降派吗？鲁迅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真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之论。 　　过去有人认为：历史上农民起义都只反地主恶霸、贪官污吏，不反皇帝。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农民起义总是把矛头指向皇帝和整个封建政权的。就如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战斗口号，难道不明明是要推翻东汉王朝、打倒东汉皇帝吗？而宋江却要“替天行道”，“忠君”、“护国”，这两种绝对相反的立场，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泾渭分明，天渊各别。再从梁山内部看，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十分清楚的。“排座次”以后不久，宋江大办菊花会，写了黑诗《满江红》，高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武松听了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更是怒火上冲，瞪着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后来第一次受招安，开读诏书时李逵大闹的那一场，更是十分激烈的斗争，显示了革命农民大胆蔑视皇帝的造反精神，难道他们的起义是只反个别地主官僚不反皇帝的吗？不敢“违天背理”的奴才宋江，根本不能代表广大农民。以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可以代表广大农民，那就是混淆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 　　过去还有人认为：接受招安是农民的局限性，似乎是说，农民起义必然要走向投降。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政党的领导，所以总是陷于失败。但失败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力量对比悬殊，经过坚决斗争后归于失败，一种是因为起义军内部发生分裂，有的头目叛变投降而导致失败。坚决斗争和叛变投降是贯穿在历史上整个农民起义斗争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把两种失败的情况混为一谈，而笼统称之为农民的局限性，同样也是混淆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梁山起义军的失败完全是由于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宋江在梁山起义军屡败官军之后，反而乞求招安，断送了革命。这同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坚持斗争而失败，则有着天壤之别。把梁山起义的失败说成是由于农民的局限性，这只能是美化叛徒，为投降派开脱罪责！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因此，文艺必然为政治服务，也就是必然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水浒》的作者鉴于历史上农民不断起义，秦、汉、隋、唐先后被农民起义军冲垮，于是费尽心机，提取了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的叛徒、内奸的思想特征，塑造出宋江这样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使之驾于梁山群雄之上，篡夺起义军的领导权，通过招安，一举把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的火焰扑灭。这完全是出于反动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 　　南宋以后，腐朽的封建社会日益走下坡路，农民起义更加频繁，统治阶级极感不安，反以抬出“忠”“义”二字来麻痹人民，欺骗人民。明清两朝，“关圣帝君”的庙宇遍天下，与孔老二分别被抬高为“文武二圣人”，正是这个道理。《水浒》作者赋予宋江的主要思想，也正是“忠”“义”二字，所以他死后被追封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建祠塑像，御书殿额“靖忠之庙”。作者通过对宋江形象的歌颂美化，妄想使农民起义军都来走宋江那样的“改邪归正”之路，这是完全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心意的。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对农民起义是仇视和否定的，它在历史上没有进步意义，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 　　《水浒》是一部很有用的反面教材。在宋江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投降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对内搞阶级调和，向资产阶级投降；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向帝国主义投降。通过对《水浒》的再认识，以古鉴今，可以看出刘少奇、林彪这些人都同宋江一脉相通，十分相似。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对古典文学研究、文艺评论、文艺创作也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文艺领域中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过去我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学得很不够，因此在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编写中，不能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往往混淆阶级界限，散布了一些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今后努力学习，提高认识，为时还不太晚。我决心继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积极参加评论《水浒》的斗争，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重新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做到古为今用，争取为党的文化事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