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的“忠义”观念和宋江的叛徒形象



  李希凡 (1975.11.05)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水浒》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明确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水浒》这一反面教材美化投降派宋江,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阶级实质。***
  《水浒》是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颂扬投降主义,美化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叛徒形象,主要是通过对“忠义”的标榜,以“忠义”为中心思想来表现的。本来,“起义”和“忠义”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绝不容许混淆;但《水浒》的作者在熔铸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却妄图把这两者调和起来,合二而一。《水浒》而冠以“忠义”(《忠义水浒传》),或径直题名为《忠义传》(注),这就清楚地暴露了作者歌颂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清楚地表明了这部小说的总的思想倾向。
  “起义”,在梁山起义军的习惯用语里,常常被称为“聚义”。如“公孙胜应七星聚义”、“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三山聚义打青州”等等。可以看出,在这里“聚义”和“起义”是同义语。聚众起事,聚众造反,都谓之“聚义”。当然这个“义”字,有时还包含有“江湖义气”的意思,它是农民起义军在与地主阶级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道德观念,与封建统治阶级标榜的“忠义”是有不同的阶级内容的。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忠义”,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的,是封建伦理教条的最高准则。“忠”即“忠君”,就是忠于封建皇帝;“义”,按照儒家代表人物孟轲的解释,叫做“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在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封建宗法思想中,“忠”居于核心地位,孝、节、义等,都只能是附属于忠,服务于忠的。因而,孟轲在讲到“忠”与“义”的关系时,又特别强调说:“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同上);“无礼义,则上下乱。”(《尽心》下)意思是说,不讲“义”(即不走“正路”)的人不可能敬重他的君主,没有“礼义”,上下尊卑,统治秩序就乱了套。很清楚,孟轲所鼓吹的“义”完全是为“忠君”服务的,就是要求被压迫阶级走服从反动统治阶级统治的“正路”,乖乖地做奴才,一生一世也不反抗,以防止反动统治秩序的混乱。  我们了解了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忠义”的内容,也就搞清楚了《水浒》作者们创作《水浒》而标榜“忠义”的企图。有些封建文人替《水浒》唱赞歌,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由此可见,《水浒》是一部宣扬地主阶级“忠义”观念的小说,它的目的,就是要把农民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尖锐对立调和起来,使农民起义军逐步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走上奴才主义的受招安的“正路”。
  在《水浒》里,农民起义军反对封建压迫、封建剥削的斗争,仅仅被描绘成“忠为君王恨贼臣”的斗争。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就这样被所谓“忠”和“奸”的矛盾取代了。于是,以“忠义”为中心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忠于皇帝的思想,就贯穿了《水浒》的全部情节,成为作者大肆渲染的内容。
  被置于《水浒》长篇结构开端的,是高俅发迹的小故事。从高俅的简史中引出了王进由于高俅的迫害而夜走延安府,林冲由于高俅的迫害而发配充军,杨志由于高俅的斥退而流落犯罪。其后,贯穿全书的是高俅和蔡京、童贯等狼狈为奸,作为“忠义”水浒的对立面而展开活动,给人们留下“高俅佞虽堪恨”的印象。
  反动文人金圣叹在他腰斩了的七十一回本《水浒》第一回的批语中,对作者的结构意图作了这样的概括:“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测也,作者之所以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
  所谓“乱自下生”,即农民因不堪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揭竿而起,聚义造反,那里埋葬封建王朝的人民革命的海洋,当然是深“不可测”,“作者之所必避”的。所谓“乱自上作”,只不过是“奸臣当道,蒙蔽圣聪”而已,那总是会有“云开见日”的一天的。先写高俅,这就规定了矛盾的性质:不是宋徽宗王朝的腐朽统治,不是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激起广大农民的聚义造反,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只是“蔡京、高俅、童贯、杨戬等四个贼臣坏家、坏民、坏国”,引起怀有“忠义”思想的人的不满。因此,水浒起义军的被“逼上梁山”,也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奸逼“忠”反。
  《水浒》一开端就充塞着这种忠奸矛盾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教,大力宣扬封建主义的“忠义”观念。
  林冲火并王伦,这本来是义军内部的路线之争,作者却偏偏要林冲在拥戴晁盖时,说一番所谓“明大义”的话:“据着我胸襟胆气,焉敢拒敌官军,剪除君侧元匈首恶?今有晁史仗义疏才,智勇足备……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这不分明是把火并王伦也写成是为了将来整顿朝纲、剪除贼臣、清君侧的需要吗?这不分明是把晁盖等人自劫“生辰纲”以来的造反行动纳入了忠君勤王的封建主义轨道了吗?还应该注意的是,在这里,作者已经把“义气为重”隶属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大道理”之下了。
  《水浒》中的三阮,是最具有反抗性的人物,他们在劫生辰纲以前,早就羡慕梁山起义军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的反抗生活了,在石碣村对抗官军的战斗中,更是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气概,而且后来还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作过斗争,不失起义英雄的本色。但就是这样的人物,作者也从一开头就让他唱出了“酷吏贪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句子,把他们的造反行动同样纳入了作者所大力宣扬的“忠义”观念的框框。
  “忠为君王恨贼臣”的下联是“义连兄弟且藏身”。通俗的解释,就是为了“哥们义气”,或者说以“义气为重”,暂且藏身于水泊之中,等待时机,把义军引上向封建统治者投降的道路,以实现忠君报国的最终目的。这是孟轲所倡导的“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的“人之正路”的不折不扣的翻版。林冲拥戴晁盖时的那一番话,已经道出了这种意图。甚至连武松被逼上二龙山落草时,作者也让他说出了“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这样的话。至于那些被宋江网罗上山的被俘的朝廷将吏们,就更是这种“忠义”观念的传声筒了。
  过去在分析《水浒》宣扬的“忠义”观念时,包括我在内,大都是认为这是两个对立的理想范畴和道德观念,“忠”是封建的糟粕,而“义”却包含着反抗的内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农民义军的斗争理想。显然这是没有划清“聚义”和“忠义”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也没有认识到,《水浒》所宣扬的“义”,完全偷换了农民义军聚义造反的革命内容。忠于君王就不能忠于起义军,忠于起义军就不能忠于君王。因而,隶属于“忠”的“义”的观念,其内涵也只能与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相一致,相表里,而决不可能相对抗。《水浒》作者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忠义”观念强加给农民义军,这不过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惯用的“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的欺骗伎俩,妄图给被压迫农民套上一条“忠义”的锁链,以消除他们的反抗意识,让他们给地主阶级当顺民,这是《水浒》作者向封建统治者提供的一个非常毒辣和狡猾的思想策略。
  《水浒》所标榜和鼓吹的“忠义”观念,是这部书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忠义是投降的舆论准备,投降是忠义的必然归结。这就是《水浒》一书在明代中叶以后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背景里,不断被加工,反复宣扬的思想主题。正是按照这样的思想逻辑,《水浒》作者写了水泊梁山的起义、发展、受招安、打方腊直至灭亡的全过程。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斗争,在这里被歪曲成为洒尽鲜血保卫封建统治秩序、贯彻实践封建主义的“忠义”观念的颂歌。***
  反面教材需要反面教员来现身说法。《水浒》作者不仅用“忠义”观念渲染了、贯穿了《水浒》的故事情节,更主要的是,他们还用这个“忠义”观念熔铸了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人物——叛徒宋江的形象。
  毛主席指出:《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在水浒这支农民义军逼上梁山的反抗活动中,首先是晁盖揭竿而起,高举“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的旗帜,为梁山起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种与封建王朝相对抗的革命造反精神,是违背《水浒》所宣扬的“忠义”观念的。因此,作者明确地讲:“恐”晁盖“托胆称王”,而把他屏于一百○八人之外,叫他“及早”中箭“归天”,以便让宋江窃据梁山泊的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从而断送农民起义。
  宋江把“聚义”改为“忠义”,虽只一字之差,却是篡改了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这也说明了宋江搞投降主义,打的就是“忠义”的招牌。
  宋江初上梁山,作者又在他的“忠义”招牌上罩上了一道“神圣”的光圈,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回“九天玄女娘娘授天书”的情节。这位娘娘给宋江降的“法旨”是:“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这是作者的点睛之笔。“忠义”就是“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就是“忠义”,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水浒》作者极力称颂宋江是”忠义宋公明“,”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宋江自己也一再声称:以“忠义自守”,不可“坏了‘忠义’二字”。那末,在宋江一生的“行状”里,这“忠义”二字究竟表现为什么货色呢?
  《水浒》中的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很早就怀抱着政治野心,妄图“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象宋江这样一个人物,本来是和农民起义水火不相容的。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他认为这是“犯了迷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反上梁山,带信给他。他被晁盖的“直如此大弄”,吓得魂不附体。他之郁郁不得志,只不过是因为“郓城小吏”的低下地位,不能满足他往上爬的“凌云”之志——即“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杀阎婆惜,初看起来,好象与梁山有些牵涉,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全。封建官场站不住脚了,他只好流落江湖,后来被捕、刺配,尽管多次受到义军的援救,他还是认为参加起义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不忠不孝”,而拒绝上山入伙。浔阳楼题诗事件被揭发了,他也宁愿“把尿屎泼在地上,就倒在里面,诈作风魔”,梦想继续做屈辱的囚徒,而不肯做造反的“匪徒”。直到闹江州后,被人从刀口下救出来,才勉强口头上表示:要“死心塌地,与哥哥(指晁盖)同死同生”。
  然而,谁能相信这样一个满脑子“忠义”观念的封建奴才,会和农民起义军患难与共呢?这不过是宋江哄骗晁盖的谎话而已。
  《水浒》作者为宋江的上山安排如此之多的曲折,表面看来,仿佛是为了表现他的“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实际上还是为了突出渲染他的“忠义”观念,以便在他上山之后,立即竖起“替天行道”的白旗,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
  初看起来,在《水浒》的故事情节中,置于宋江对立面的,的确是“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的反面人物高俅,所以反贪官,恨贼臣,成了宋江的口号。宋江不只一次地向那些被俘的朝廷将吏们诉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不得已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只是“替天行道,并无异心”。但是,宋江在这里所标榜的与贪官、贼臣的对立,却并不是他实践“忠义”观念的本质,因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所以当“忠义”者的宋江与“不忠义者”的水浒英雄在招安问题上产生尖锐矛盾时,他和高俅之流的利益就完全一致了。请看,梁山义军舍死忘生两赢童贯,杀得童贯“胆寒心碎,梦里也怕,大军三停折了二停”,宋江却因为“素有归顺之心,不肯尽情追杀”,把童贯放走。俘获高俅,这该是解决忠奸矛盾的最好时刻了,可是,宋江不仅没有“剿除”这个梁山泊的死对头、“滥官污吏”的代表人物,反而对他“纳头便拜”,口称“死罪”,甚至恬不知耻地向他乞求招安:“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这不仅彻底暴露了他的叛徒嘴脸,而且也彻底暴露了他与高俅原是一丘之貉。所谓“忠”与“奸”的矛盾只不过是一个幌子,钻进起义军内部,瓦解梁山起义队伍,才是问题的本质。
  “忠义”化身的宋江在《水浒》中的真实的对立面,是以晁盖为代表的坚持聚义造反的起义路线,是反招安、反投降的李逵等“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农民革命理想。宋江的忠君思想,充分说明了他的“替天行道”,就是替封建王朝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之道!宋江的“为主全忠仗义”,也就是给现实的主子宋徽宗充当鹰犬,极力在义军内部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宋江的“义”,完全是为“忠”服务的。所谓“义连兄弟且藏身”,一语道破了宋江上梁山的真实意图。这一个“义”,既是使宋江打进义军内部得以“藏身”的思想武器,又是宋江把梁山义军引向投降失败的阴谋手段。第七十一回那篇“四六言语”里,作者有两句赞美宋江的话说得很清楚,叫做“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宋江这种“身在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的两面派行径,为孟轲所鼓吹的那个“人之正路”的“义”,做了忠实的注解。
  《水浒》作者借宋江来鼓吹“义”,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在《水浒》中,宋江一出场,就被渲染成“为人仗义疏财”、“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济弱扶倾心慷慨”的“及时雨”;宋江也自诩对弟兄们“情分最重”,“自从上梁山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仿佛他真是农民义军中“呼群保义”的好汉。实际上,他搞的完全是以假乱真的骗人勾当。从作品的具体描写中可以看出,其所谓“仗义疏财”无非是笼络人心的小恩小惠,处处只突出一个“钱”字——“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其所谓“专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不过是为了利用江湖上好汉。李逵、武松等,不就是因为受了他这种“义气相投”的蒙蔽,而大上其当吗?
  “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就是说,利用“江湖义气”,啸聚梁山,只不过是宋江在特殊处境里效忠封建主子的一种策略。权居水泊,积聚资本,专等招安,瞻依廊庙,把梁山义军引向投降失败之路,才是他“呼群保义”的目的。他保的是“忠心不负朝廷”的“义”。他正是利用这个“义”来“禁治”梁山义军对朝廷的反抗——“弟兄们但有异心,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而且,只要有谁一旦干扰和破坏了他对封建主子的“效忠”,他就不仅会表演“陈桥驿滴泪斩小卒”的丑剧,还要使出亲手药死李逵以扑灭梁山反叛火种的毒辣手段。
  宋江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革命领袖,而是混进起义队伍的农民革命的叛徒。但是,宋江作为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作为一个在古代农民起义中搞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对于我们来说,仍然具有认识意义。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如何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而修正主义就是投降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认真分析解剖《水浒》这部反面教材和宋江这个反面教员,不仅有益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古典文学研究阵地,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高我们对刘少奇、林彪这些投降派的辩别能力,对反修防修,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我对《水浒》这部反面教材和宋江这个反面教员,长时间没有正确的认识。在一九六○年以前,曾写过一些评论《水浒》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未能识别《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的本质,也没有认识到宋江和高俅之争是地主阶级内部的两派之争,因而,这些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与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形成错误的原因很多,主要的,还是自己世界观上的原因,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也没有区分清楚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原则界限,以致未能抓住《水浒》的主要思想倾向。最近,毛主席关于《水浒》问题的光辉指示,对我是个极大的教育。我一定认真地学习和领会毛主席指示精神,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总结经验教训,深入世界观的改造,为在文化遗产阵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努力战斗。
  注:据上海最近新发现的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刊刻的《水浒》一书的残页,索性连“水浒”二字也抹掉了,径直题名为《京本忠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