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与农民革命



  叶桂生;诸葛计 (1975.11.21)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叶桂生 诸葛计)
  《水浒》的故事取材于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过去,一些评论文章把它吹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史诗”、“农民革命的经典”、“农民革命的教科书”等等。在当前开展的《水浒》评论中,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水浒》与农民革命的问题作出新的分析和认识。
  一
  《水浒》是农民革命的“史诗”吗?不是,它是对农民革命的反动。它着力塑造和歌颂的是一个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投降派——宋江的形象,宣扬的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它从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方面,对农民革命进行了猖狂的反扑。
  “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是地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农民起义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集中地表现为反对皇帝的斗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的这一声呐喊,揭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反皇帝的第一幕。此后,农民起义代代相承,此伏彼起。象北宋末年浙江睦州人方腊领导农民起义,就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并豪迈地提出了“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的远大抱负,表现了推翻以宋徽宗为头子的封建王朝的坚定决心。历代的封建王朝正是在农民革命的沉重打击下,一个个相继崩溃覆亡的。
  《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与农民阶级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其核心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的所谓“替天行道”,就是要为皇帝尽忠效力。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在围绕着政权这个根本问题的两个阶级的拚死搏斗中,《水浒》恰恰是顽固地站在封建王权的一边。
  封建制度是广大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因此,反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就成为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斗争目标。唐末农民起义就提出过“均平”的理想。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和南宋初年的钟相、杨么等就更明确地以“均贫富”作为革命军的宗旨。他们的斗争不断地给予封建制度以有力的打击。
  《水浒》却与农民革命背道而驰。它宣扬的那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专等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是要维护封建剥削制度,而不是反对封建制度。
  政治和经济战线上两个阶级的搏斗也必然反映到思想战线上来。农民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反孔斗争的主力军。宋儒大倡理学,叫嚷“存天理,灭人欲”,妄图禁锢劳动人民的思想,遏制任何反抗和革命的发生。然而,不堪忍受奴役和剥削的农民冲决了理学的牢笼,起来造反了。他们反对封建王朝和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以及“等贵贱”、“均贫富”、“杀尽不平”等一系列革命口号,无疑都是对反动理学最强有力的批判。
  《水浒》在这场思想战线的斗争中,同样是完全站在农民革命的对立面。宋江诬蔑晁盖领导的农民革命行动是“上逆天理”、“不忠不孝”。上梁山后,他竭力宣扬孔孟之道,用封建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腐蚀梁山起义军,引导他们去为地主阶级“尽忠报国”。晁盖等人踢开宋儒理学的思想羁绊,开创了梁山泊的革命事业;宋江却又运用宋儒理学作武器扼杀了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就是对农民革命反理学斗争的反攻倒算。
  二
  《水浒》是农民革命的“教科书”吗?不是!恰恰相反,它是一部地主阶级对付农民革命的反动教科书。
  整个《水浒》的情节,主要是围绕宋江的活动展开的。它非常详尽地叙述了宋江这个地主阶级分子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之后,如何一步步地篡夺了领导权,把“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革命造反路线,“修正”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乞求招安的投降路线,从而彻底叛卖了这支革命队伍,把农民起义引进了失败的死胡同。
  《水浒》为封建地主阶级树立了一个采用从内部来瓦解农民革命运动的标本,是一部为反动统治阶级提供从起义队伍中导找代理人、行其“笼络驾驭之术”的教科书。不过,它并不是以什么“策对”、“奏疏”、“呈札”等形式出现的,而是“特不明言其所以然,仅从诡谲当中,尽力描写,以待斯人自悟”罢了。
  “心有灵犀一点通”。《水浒》作者的苦心用意,当然是能为地主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所领悟的。所以,它一出笼便受到了他们的欢迎。明人杨定见在《水浒全传小引》中,不是说有的人一见到它便高兴得发狂,“欣然如获至宝”,极力要扩大它的影响吗?明人胡应麟还说:“嘉、降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真是被当作时时加以诵读的经典了。另据清人周亮工说,《续文献通考》的作者还正式把《水浒传》列之经籍志中。清代,针对明崇祯十五年曾一度下令禁毁《水浒》,有的人就出来为之辩护,大声疾呼:《水浒》“为王者师,万版之可也。”
  正是在地主阶级这样一片狂热的喝采声中,各种版本的《水浒》便纷纷出笼了。仅就明代而言,除了民间的书坊大量刻印之外,我们所知道的还有世袭贵族武定侯郭勋的翻刻。甚至连明朝都察院也把它作为官书刊行于世。郭勋是明初武定侯郭英的后代,是个有名的官僚恶霸地主。都察院是明朝中央监察机关。他们都来竞相传刻《水浒》,足以看出当时地主阶级对此书之热衷了。
  至于《水浒》所塑造的“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的宋江形象,更是受到了地主阶级的推崇,为“当世尚之”。除了一些大官僚们都“喜听人说宋江”外,据明朝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当时的扬子、济宁等地,即现在的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不少地方都立有宋江的庙,受到地主阶级的顶礼膜拜。
  当然,历史的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水浒》确也曾为地主阶级中另一些人所切齿咒骂,说它“坏人心术”,是“诲盗”之书,甚至遭到禁毁和砍削。引起这种纠葛的原因,固然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在对待农民革命的策略上存在分歧;但《水浒》所采用的“春秋”笔法,“中间用意,非仓卒可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地主阶级中的一些昏庸至极的家伙,一时没有悟出这部书的妙用,把一部旨在瓦解、镇压农民革命的教科书,当成了危及他们统治地位的书,所以,对它大骂、大禁、大砍。
  所谓“诲盗”之说,清朝就有人作过解释,指出“世以耐庵为诲盗,……抑知盗固当诲耶?盗而不诲,则必为张角之盗,……为李闯之盗,扰乱治安,为天下害”;反之,“盗而受诲”,则可以“肃清天下”。这番议论,在地主阶级中较之疾呼《水浒》是“坏人心术”的那些昏庸之辈,确实有几分见地。《水浒》的“诲盗”,是要人做宋江这样的统治阶级的奴才,把农民起义队伍拉上受招安、“替天行道”的邪路。
  在封建社会中,有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就有农民的反抗和斗争。尤其是当封建制度日益腐朽没落的时候,更是“盗贼遍野”,使地主阶级的统治岌岌可危。正当这种时候,施耐庵等人炮制出《水浒》这种“诲盗”的教科书,不正是适应了地主阶级的需要吗?
  三
  《水浒》是农民革命的“经典”吗?不是,它是农民革命的腐蚀剂。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的要害就是宣扬投降。充斥全书的是宋江“专等朝廷招安”等投降主义论调。它不厌其详着力描写的,也是宋江如何不择手段地多方乞求封建统治阶级的“慈悯”、“救拔”、“赦宥重罪”,终于得到了“一道招安赦书”。书的后半部还特地安排了宋江打方腊的情节,用方腊坚持革命斗争遭到残酷镇压,来反衬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正确,让宋江踏着革命人民的尸骨所筑就的阶梯往上爬。可以说,一部《水浒》的主题歌就是:投降好,投降可以“官爵升迁”、“青史留名”;革命不好,革命要遭到“斩首”、“割腹”、“剜心”、“灭九族”。
  这样一部反对革命,宣扬投降主义,为一切叛徒、投降派提供成套乞降经验的小说,怎么可以把它说成是农民革命的“经典”呢?
  事实恰恰相反。《水浒》是农民革命的一种腐蚀剂。它出笼之后,曾经对明、清两代的农民革命起了严重的瓦解和腐蚀作用,影响极其恶劣。明末李青山起义的失败,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在李自成、张献忠掀起农民起义高潮的影响下,李青山在梁山地区发动起义。这支数万人的革命队伍,活动于兖州、沂州等地,多次进攻兖州等重要城镇,“破城焚漕”,使得南北大运河“咽喉梗塞”。这对李自成、张献忠等主力农民军无疑是一个有力的配合。可是,由于李青山等人受《水浒》的影响太深,不仅学习它“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而且还学习它“如何讲招安”,这就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李青山等,在混进内部来的“东平州诸生”王邻臣的怂恿下,接受了招安。他们以为明朝统治者会象《水浒》中宋徽宗对宋江等人一样,给自己一官半职。当李青山被敌人作为“献俘”解到京师时,还幻想着得到赦免封官,对皇帝高叫:“许我做官,乃缚我耶”!结果被封建统治者杀了头。这样的例子难道还不充分说明《水浒》的毒害之深吗?
  《水浒》竭力宣扬投降可以博取宋江那样“衣锦还乡”的荣耀,获得“忠义之士”的美名,甚至死后还为之立庙,受到“年年享祭,万民顶礼”等等。这套铺张渲染,颇能打动革命队伍中的动摇分子。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刘国能、高杰、李万庆等都是最早跟随李自成、张献忠从陕北起义的,后来都先后投降了明朝统治者,充当了可耻的叛徒和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刘国能投降的时候向明朝招降者表白:“愚民陷不义且十载,赖公湔洗更生,愿悉众入军籍,身隶麾下尽死力。”这与宋江见到宋徽宗时所说的“臣乃鄙猥小吏,……所犯罪恶,万死难逃。今蒙圣上宽恤收录,……臣披肝沥胆,……敢不竭力尽忠,死而后已”,何其相似!清代有个叫顾苓的人说:在《水浒》成书三百年之后,有高杰等人,“闻风而起,始于盗贼,归于忠义,未必非贯中之教也。”可以说,“始于盗贼,归于忠义”这八个字,概括了农民起义军内部少数人,在《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蜕化变质的过程。
  《水浒》对农民革命的腐蚀作用,还在于它通过宋江所走的道路,把“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这条仕途捷径具体化了。所以,一些地主阶级中的投机分子,在农民革命起来的时候,也学走宋江的道路——混到农民革命队伍去进行投机,破坏农民革命。在这方面,太平天国革命中的石达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石达开自号“小宋公明”,他酷爱《水浒》,是宋江的狂热崇拜者。他的所作所为,与宋江如出一辙。石达开“家本富饶”,当过永安州书吏,因不得志而投入太平军队伍。进来之后,他对洪秀全的思想和路线“不甚付会”,极力改变它。他平日和宋江一样,“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当他掌握相当一部分权力之后,便乘韦昌辉叛乱使革命遭到挫折、革命形势开始逆转之机,跳出来与洪秀全对抗,公然裹胁十数万太平军战士,走上了一条分裂主义的道路。但由于分裂主义者不得人心,越来越多的太平军战士识破了石达开搞分裂、搞投降的可耻面目,纷纷回到洪秀全的旗帜下来,使他落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就在这个时候,他终于现出了原形,无耻地打着白旗向清军投降了。他在乞降书中向清政府提出对他的部下要“按官授职,量材擢用”,这和宋江为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不是一个腔调吗?***
  在当前对《水浒》的评论中,我们一定要认真学好毛主席的指示,充分利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批判投降派,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同时,我们要用毛主席关于《水浒》的指示来指导农民革命战争的研究工作,批判错误观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史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