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桂生;诸葛计　(1975.11.21)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叶桂生　诸葛计） 　　《水浒》的故事取材于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过去，一些评论文章把它吹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史诗”、“农民革命的经典”、“农民革命的教科书”等等。在当前开展的《水浒》评论中，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水浒》与农民革命的问题作出新的分析和认识。 　　一 　　《水浒》是农民革命的“史诗”吗？不是，它是对农民革命的反动。它着力塑造和歌颂的是一个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投降派——宋江的形象，宣扬的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它从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方面，对农民革命进行了猖狂的反扑。 　　“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是地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农民起义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集中地表现为反对皇帝的斗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的这一声呐喊，揭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反皇帝的第一幕。此后，农民起义代代相承，此伏彼起。象北宋末年浙江睦州人方腊领导农民起义，就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并豪迈地提出了“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的远大抱负，表现了推翻以宋徽宗为头子的封建王朝的坚定决心。历代的封建王朝正是在农民革命的沉重打击下，一个个相继崩溃覆亡的。 　　《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与农民阶级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其核心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的所谓“替天行道”，就是要为皇帝尽忠效力。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在围绕着政权这个根本问题的两个阶级的拚死搏斗中，《水浒》恰恰是顽固地站在封建王权的一边。 　　封建制度是广大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因此，反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就成为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斗争目标。唐末农民起义就提出过“均平”的理想。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和南宋初年的钟相、杨么等就更明确地以“均贫富”作为革命军的宗旨。他们的斗争不断地给予封建制度以有力的打击。 　　《水浒》却与农民革命背道而驰。它宣扬的那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专等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是要维护封建剥削制度，而不是反对封建制度。 　　政治和经济战线上两个阶级的搏斗也必然反映到思想战线上来。农民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反孔斗争的主力军。宋儒大倡理学，叫嚷“存天理，灭人欲”，妄图禁锢劳动人民的思想，遏制任何反抗和革命的发生。然而，不堪忍受奴役和剥削的农民冲决了理学的牢笼，起来造反了。他们反对封建王朝和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以及“等贵贱”、“均贫富”、“杀尽不平”等一系列革命口号，无疑都是对反动理学最强有力的批判。 　　《水浒》在这场思想战线的斗争中，同样是完全站在农民革命的对立面。宋江诬蔑晁盖领导的农民革命行动是“上逆天理”、“不忠不孝”。上梁山后，他竭力宣扬孔孟之道，用封建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腐蚀梁山起义军，引导他们去为地主阶级“尽忠报国”。晁盖等人踢开宋儒理学的思想羁绊，开创了梁山泊的革命事业；宋江却又运用宋儒理学作武器扼杀了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就是对农民革命反理学斗争的反攻倒算。 　　二 　　《水浒》是农民革命的“教科书”吗？不是！恰恰相反，它是一部地主阶级对付农民革命的反动教科书。 　　整个《水浒》的情节，主要是围绕宋江的活动展开的。它非常详尽地叙述了宋江这个地主阶级分子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之后，如何一步步地篡夺了领导权，把“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革命造反路线，“修正”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乞求招安的投降路线，从而彻底叛卖了这支革命队伍，把农民起义引进了失败的死胡同。 　　《水浒》为封建地主阶级树立了一个采用从内部来瓦解农民革命运动的标本，是一部为反动统治阶级提供从起义队伍中导找代理人、行其“笼络驾驭之术”的教科书。不过，它并不是以什么“策对”、“奏疏”、“呈札”等形式出现的，而是“特不明言其所以然，仅从诡谲当中，尽力描写，以待斯人自悟”罢了。 　　“心有灵犀一点通”。《水浒》作者的苦心用意，当然是能为地主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所领悟的。所以，它一出笼便受到了他们的欢迎。明人杨定见在《水浒全传小引》中，不是说有的人一见到它便高兴得发狂，“欣然如获至宝”，极力要扩大它的影响吗？明人胡应麟还说：“嘉、降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真是被当作时时加以诵读的经典了。另据清人周亮工说，《续文献通考》的作者还正式把《水浒传》列之经籍志中。清代，针对明崇祯十五年曾一度下令禁毁《水浒》，有的人就出来为之辩护，大声疾呼：《水浒》“为王者师，万版之可也。” 　　正是在地主阶级这样一片狂热的喝采声中，各种版本的《水浒》便纷纷出笼了。仅就明代而言，除了民间的书坊大量刻印之外，我们所知道的还有世袭贵族武定侯郭勋的翻刻。甚至连明朝都察院也把它作为官书刊行于世。郭勋是明初武定侯郭英的后代，是个有名的官僚恶霸地主。都察院是明朝中央监察机关。他们都来竞相传刻《水浒》，足以看出当时地主阶级对此书之热衷了。 　　至于《水浒》所塑造的“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的宋江形象，更是受到了地主阶级的推崇，为“当世尚之”。除了一些大官僚们都“喜听人说宋江”外，据明朝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当时的扬子、济宁等地，即现在的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不少地方都立有宋江的庙，受到地主阶级的顶礼膜拜。 　　当然，历史的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水浒》确也曾为地主阶级中另一些人所切齿咒骂，说它“坏人心术”，是“诲盗”之书，甚至遭到禁毁和砍削。引起这种纠葛的原因，固然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在对待农民革命的策略上存在分歧；但《水浒》所采用的“春秋”笔法，“中间用意，非仓卒可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地主阶级中的一些昏庸至极的家伙，一时没有悟出这部书的妙用，把一部旨在瓦解、镇压农民革命的教科书，当成了危及他们统治地位的书，所以，对它大骂、大禁、大砍。 　　所谓“诲盗”之说，清朝就有人作过解释，指出“世以耐庵为诲盗，……抑知盗固当诲耶？盗而不诲，则必为张角之盗，……为李闯之盗，扰乱治安，为天下害”；反之，“盗而受诲”，则可以“肃清天下”。这番议论，在地主阶级中较之疾呼《水浒》是“坏人心术”的那些昏庸之辈，确实有几分见地。《水浒》的“诲盗”，是要人做宋江这样的统治阶级的奴才，把农民起义队伍拉上受招安、“替天行道”的邪路。 　　在封建社会中，有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就有农民的反抗和斗争。尤其是当封建制度日益腐朽没落的时候，更是“盗贼遍野”，使地主阶级的统治岌岌可危。正当这种时候，施耐庵等人炮制出《水浒》这种“诲盗”的教科书，不正是适应了地主阶级的需要吗？ 　　三 　　《水浒》是农民革命的“经典”吗？不是，它是农民革命的腐蚀剂。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的要害就是宣扬投降。充斥全书的是宋江“专等朝廷招安”等投降主义论调。它不厌其详着力描写的，也是宋江如何不择手段地多方乞求封建统治阶级的“慈悯”、“救拔”、“赦宥重罪”，终于得到了“一道招安赦书”。书的后半部还特地安排了宋江打方腊的情节，用方腊坚持革命斗争遭到残酷镇压，来反衬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正确，让宋江踏着革命人民的尸骨所筑就的阶梯往上爬。可以说，一部《水浒》的主题歌就是：投降好，投降可以“官爵升迁”、“青史留名”；革命不好，革命要遭到“斩首”、“割腹”、“剜心”、“灭九族”。 　　这样一部反对革命，宣扬投降主义，为一切叛徒、投降派提供成套乞降经验的小说，怎么可以把它说成是农民革命的“经典”呢？ 　　事实恰恰相反。《水浒》是农民革命的一种腐蚀剂。它出笼之后，曾经对明、清两代的农民革命起了严重的瓦解和腐蚀作用，影响极其恶劣。明末李青山起义的失败，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在李自成、张献忠掀起农民起义高潮的影响下，李青山在梁山地区发动起义。这支数万人的革命队伍，活动于兖州、沂州等地，多次进攻兖州等重要城镇，“破城焚漕”，使得南北大运河“咽喉梗塞”。这对李自成、张献忠等主力农民军无疑是一个有力的配合。可是，由于李青山等人受《水浒》的影响太深，不仅学习它“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而且还学习它“如何讲招安”，这就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李青山等，在混进内部来的“东平州诸生”王邻臣的怂恿下，接受了招安。他们以为明朝统治者会象《水浒》中宋徽宗对宋江等人一样，给自己一官半职。当李青山被敌人作为“献俘”解到京师时，还幻想着得到赦免封官，对皇帝高叫：“许我做官，乃缚我耶”！结果被封建统治者杀了头。这样的例子难道还不充分说明《水浒》的毒害之深吗？ 　　《水浒》竭力宣扬投降可以博取宋江那样“衣锦还乡”的荣耀，获得“忠义之士”的美名，甚至死后还为之立庙，受到“年年享祭，万民顶礼”等等。这套铺张渲染，颇能打动革命队伍中的动摇分子。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刘国能、高杰、李万庆等都是最早跟随李自成、张献忠从陕北起义的，后来都先后投降了明朝统治者，充当了可耻的叛徒和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刘国能投降的时候向明朝招降者表白：“愚民陷不义且十载，赖公湔洗更生，愿悉众入军籍，身隶麾下尽死力。”这与宋江见到宋徽宗时所说的“臣乃鄙猥小吏，……所犯罪恶，万死难逃。今蒙圣上宽恤收录，……臣披肝沥胆，……敢不竭力尽忠，死而后已”，何其相似！清代有个叫顾苓的人说：在《水浒》成书三百年之后，有高杰等人，“闻风而起，始于盗贼，归于忠义，未必非贯中之教也。”可以说，“始于盗贼，归于忠义”这八个字，概括了农民起义军内部少数人，在《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蜕化变质的过程。 　　《水浒》对农民革命的腐蚀作用，还在于它通过宋江所走的道路，把“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这条仕途捷径具体化了。所以，一些地主阶级中的投机分子，在农民革命起来的时候，也学走宋江的道路——混到农民革命队伍去进行投机，破坏农民革命。在这方面，太平天国革命中的石达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石达开自号“小宋公明”，他酷爱《水浒》，是宋江的狂热崇拜者。他的所作所为，与宋江如出一辙。石达开“家本富饶”，当过永安州书吏，因不得志而投入太平军队伍。进来之后，他对洪秀全的思想和路线“不甚付会”，极力改变它。他平日和宋江一样，“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当他掌握相当一部分权力之后，便乘韦昌辉叛乱使革命遭到挫折、革命形势开始逆转之机，跳出来与洪秀全对抗，公然裹胁十数万太平军战士，走上了一条分裂主义的道路。但由于分裂主义者不得人心，越来越多的太平军战士识破了石达开搞分裂、搞投降的可耻面目，纷纷回到洪秀全的旗帜下来，使他落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就在这个时候，他终于现出了原形，无耻地打着白旗向清军投降了。他在乞降书中向清政府提出对他的部下要“按官授职，量材擢用”，这和宋江为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不是一个腔调吗？＊＊＊ 　　在当前对《水浒》的评论中，我们一定要认真学好毛主席的指示，充分利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批判投降派，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同时，我们要用毛主席关于《水浒》的指示来指导农民革命战争的研究工作，批判错误观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史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