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侠合一的投降派宋江



  刘大杰 (1975.11.26)
  《水浒》中的投降派典型宋江,是个儒侠合一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作为两个流派都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那时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韩非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指出儒和侠一文一武,狼狈为奸,“乱法”、“犯禁”,为反动的奴隶主贵族效劳,危害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所以韩非说他们是两条危险的蛀虫。生活在西汉武帝时的司马迁写过《游侠列传》,说他们“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其实他所写的游侠,大都是地主阶级中的人物。“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郭解迁徙茂陵,“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这不但说明了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也说明了他们所“救”所“振”的对象,主要是地主阶级中的上层,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或那一派。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成了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
  到了唐朝,许多具有非儒思想的诗人,往往向往游侠,表示对儒生的轻蔑。李白的《侠客行》,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李白非儒是对的,但是颂侠是错的。中唐以降,政治日益混乱,宦官当权,藩镇割据,形成朝廷与地方以及藩镇与藩镇的对立,争权夺利,相互斗争,侠士之风,一时称盛。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刺,开成三年宰相李石被刺,都是出于藩镇和宦官的主使。在这种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政治斗争的形势下,产生了许多以游侠为题材的侠义小说。其中如红线、聂隐娘、昆伦奴等男女侠客,飞檐走壁,武艺高强,或为藩镇效劳,或为贵公子卖命,但无一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
  从历史上看,儒和侠是两个不同的流派,但孔子之徒中,有人也具有“侠”的作风,二者又可以结合。说得早一些,子路就是儒中之侠。《汉书·游侠传》云:“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子路)……,死而不悔也”。可见前汉游侠是把子路也作为游侠的祖宗来推尊的。子路的特征是,文可以读经,宣传孔丘之道;武可以用剑,“杀身成名,死而不悔”,具有文武双全的“本领”。可是汉代的游侠和晚唐的侠客,只能传其后者,不能传其前者,儒和侠还是分开了。到了《水浒》里的宋江,再把子路之流的传统加以继承和发展,在文儒和武侠的结合上,成为儒、侠合一的人物形象。
  《水浒》中的宋江家有庄园,有“大小庄客”,“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不是一般的中小地主。在思想上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孔孟之徒。他“自幼学儒,长而通吏”;“自幼曾攻经史”,“幼读经书明礼义”;所以“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他的最高信念,是要为皇帝尽忠,要为父亲尽孝,要做一个“全忠全孝”、“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儒徒;从而争取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在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他这样的儒徒,不但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要造反、要起义,而且他对于造反、起义是坚决反对,是深恶痛绝的。晁盖劫了生辰纲,他说是犯了“迷天大罪”;伤了何观察,活捉黄安,他说这是“灭九族的勾当”。他杀了阎婆惜,情愿刺配江州。在路上被晁盖救上梁山,劝他留在山上。他说这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连戴在自己颈上的枷锁,也不许人动,说这是“国家法度”。在这些地方,充分暴露出宋江是地主阶级的奴才,是赵宋王朝的忠臣。
  《水浒》中的宋江是董仲舒的忠实信徒。笃信“天命”这一点,儒和侠是共同的。《水浒》的作者非常着力地描写和赞扬了宋江利用孔孟之道的天命观,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活动。《水浒》中,九天玄女的“法旨”,假造童谣,石碣天书以至最后的“神聚蓼儿洼”,无一不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邪说的艺术表演,无一不是神权迷信的蛊惑人心,无一不是为写宋江笃信天命作铺垫。“人间善恶皆招报,天眼何时不大开”,宋江宣扬天命主宰一切,用天命来消除阶级的对立关系,用天命来压服梁山泊头领中不愿意投降的人们,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达到他叛卖革命的目的。
  《水浒》中的宋江又是作者按照程、朱理学的模子塑造的形象。所谓理学就是唯心主义的天理之学。朱熹说过:“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所谓天理、天命、天道,等等,都是一个货色,都是借天意神权,来推行孔孟所宣扬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来压迫穷苦人民,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理学家朱熹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论。他认为:天理是正,人欲是邪,也就是说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是合乎天理的,所以是正;穷苦人民因为活不下去而起来造反,是属于人欲的,所以是邪。朱熹强调:“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在这里集中表现了孔孟之徒的千言万语,就是要表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永恒不变的“天理”,穷苦劳动人民必须“灭人欲”,甘心做牛做马,永世不得翻身。《水浒》中九天玄女交给宋江的“替天行道”、“去邪归正”的旗号,就是“替天行理”和“天理昭昭不可诬”的旗号。宋江正是用这一旗号,来同造反派对抗,作为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晁盖劝他上山,他说这是“上逆天理”,万万做不得,情愿死在众位手里。刘唐要杀死那两个押送宋江的“公人”时,宋江连忙劝阻说,你们这样做,“倒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不如我自己死了,立刻抽出刀来准备自刎。在宋江看来,忠孝是天理,造反是人欲,天理万万违反不得。
  由此可见,宋江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儒徒,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当然不能成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他精通儒道,也能诗词,在封建社会应当是可以升官发财的,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派别倾轧的激烈斗争中,宋江的官运并不亨通,“年已三旬”,仍然是郓城县的一个小押司,“名又不成,功又不就”。“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正道出他这种怨恨的心情。文儒求官的路走不通,他要另谋出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地主阶级野心家宋江,是很懂得这点道理的,于是在江州被救上山以后,决心走造反求官的路。《满江红》词云:“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这是宋江造反求官的真实自白。请看!宋江跪在宿太尉面前哀求说:“宋江不得已哨聚山林,权借梁山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又向高俅“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又宋江听到朝廷颁降诏书,赦罪招安时,“喜从天降,笑颜逐开”。奴才嘴脸何等鲜明;孔孟之道,表现得又是何等露骨。
  宋江混进农民起义队伍,在革命旗号的掩护下,走投降、受招安的道路,正是在儒家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梁山起义军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以李逵、吴用、三阮为代表的不愿意投降的人们,有强大的力量,时时阻碍宋江投降路线的推行。李逵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呼声,意味着打倒赵宋皇帝,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政治要求。宋江在菊花会上正在听乐和高唱《满江红》词时,李逵首先表示反对投降。宋江在李师师家里搞投降阴谋时,李逵怒气冲天,放火烧房子,并把“香桌椅凳,打得粉碎”。陈太尉第一次来招安时,阮小七换了“御酒”,李逵把诏书扯得粉碎,并把陈太尉痛打一顿。
  在这种激烈的路线斗争的形势下,宋江专以孔孟的“全忠”之道,很难贯彻他的投降路线。于是他不得不借助游侠的“仗义”之道,彼此结合,相辅而行,使他在推行投降路线方面,收到了效果。宋江是文儒,又是武侠。他的文武双全的“本领”,可以说在其祖师爷子路之上。小说中写他:“爱习枪棒,学得多般武艺。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zhōu@①人之急,扶人之困”,“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临江仙》词赞他:“济弱扶倾心慷慨”,“疏财仗义更多能”。这不是儒生,而是游侠形象的美化。他用小恩小惠的手段和多般武艺,博得了“豪杰”、“及时雨”、“呼保义”的美名,成为江湖上的巨侠。由于他是一个巨侠,他精通、并且善于运用“超阶级”的“江湖义气”(侠义),来蒙蔽群众,收买人心,夺利争权,招降纳叛,从而培养自己的社会声誉和巩固其领导地位。小说里所写的“锄暴安良,劫富济贫”,“轻死重义”,“行侠仗义”,“仗义疏财”,“朝夕相见,死生可同”,“哥弟称呼,不分贵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都是游侠语言,也正是宋江所利用的法宝。他并且通过“歃血誓盟”,把侠义变为法律,成为约束和统治群众的精神武器。在第七十一回里,宋江利用石碣天书,牢牢掌握了领导权,以后就对大众宣布:我们“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宋江又说:“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把所谓江湖义气的“侠义”,具体化成为如此可怕的神圣法律,这固然是出于反动统治者的阴谋,但当时的穷苦劳动人民,很不容易认识隐藏在“侠义”美名后面的剥削阶级的骗术实质,往往受到它的利用和毒害。《水浒》中的宋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大搞阴谋诡计,把梁山起义队伍引向了投降道路。这说明“侠义”真是麻醉人民的毒药和杀害人民的软刀子。
  所谓“义”,当然是有阶级性的。晁盖由“七星聚义”到“聚义厅”,他所讲的“义”,是要聚农民起义的“义”,是要聚“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义,是要推行农民起义路线。他对众人说过:“各人务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所以他的“大义”是正义的,得到了广大穷苦人民的拥护。在他的领导下,梁山起义事业形势大好。由几个头领发展到八十多个,由几百士兵,发展到几千军马,把宋朝官军打得落花流水。宋江夺取领导权以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实际就是用投降路线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忠”是忠君,“义”是侠义。忠是纲领,义是手段,义是为忠服务的。儒家也讲义,但《水浒》中的义,主要讲的是游侠的江湖义气。“忠义堂”的出现,正是儒、侠结合的象征。宋江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再把“侠义”骗术变成军法,于是放手推行投降路线,作为求官的工具。他为了接受招安,对腐朽的朝廷极尽其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能事;对梁山上不愿意投降的人们,则利诱、威逼,软硬兼施,甚至假装酒醉,以砍头威胁李逵。在这里再也看不到“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诺言了。就这样,宋江终于成为赵宋王朝的忠实奴才,把梁山农民起义军,改变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武装,自称“天兵”,扬威耀武,替反动统治者效劳。他对待方腊起义军的将领士兵,不是剖腹,就是剜心,这是何等毒辣与残暴!“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这就是他的“替天行道”的实质。九天玄女降给宋江的法旨,是全忠和仗义。第五十五回诗云:“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这正表明儒、侠精神的结合。鲁讯指出:《施公案》、《彭公案》一类小说,“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施公案》中的黄天霸,《三侠五义》中的展昭,可以说是宋江的徒子徒孙。
  儒和侠,韩非看作是两蠹,儒、侠合一,就会成为一条更大的蠹。宋江混进革命队伍,从内部进行破坏,终于葬送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事业,做了童贯、高俅他们所不能做的事,起了童贯、高俅他们所不能起的作用。
  最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受到了深刻教育。这不仅对于我今后的文学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就是在政治上思想上我也有一定的提高。《水浒》确实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小说,宋江确实是一个投降派的典型。我一定要从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提高自己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争取为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很光荣的,有党的领导,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有改造世界观的优越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把立足点真正地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充分认识到: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有前途,否则就要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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