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水浒》作者的反动创作意图



  闻军 (1975.11.30)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为了提示《水浒》的主要倾向,本文从选材、立意、艺术构思等方面,来论述作者究竟是怎样挖空心思宣扬投降主义的。
  一
  《水浒》是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小说。但它绝不象以前一些评论所吹捧的那样,“深刻地描写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它只是别有用心地涂抹了几个上自高俅、蔡京,下至西门庆、镇关西、蒋门神等所谓“奸邪小人”,并抖露他们的罪恶,借以掩饰以皇帝为头子的整个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的罪恶,用所谓“忠良”和“奸邪”的矛盾来替代、抹煞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的根本矛盾和殊死斗争。这就是《水浒》作者为了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专等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所使用的偷梁换柱的艺术手法。
  《水浒》第二回写了个高俅发迹,迫害王进的故事。高俅本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球,巴结上宋徽宗,作了“殿帅府太尉”,于是就作威作福,官报私仇,对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横加迫害,终于逼走了王进。高俅迫害王进的故事虽简单,却提纲挈领地体现了《水浒》作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主旨,为全书定下了基调。《水浒》作者告诉人们,本来“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只是由于“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的“奸佞”高俅之流当权,陷害、排挤了象王进那样的“孝子忠臣”,败坏“朝纲”,才导致社会动乱。事实上,无论《水浒》所反映的北宋末年,还是《水浒》成书的元朝末年,农民起义之所以风起云涌,完全是由于以皇帝为头子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剧,阶级矛盾发展得十分尖锐的结果。正如毛主席所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可是,作者却把当时社会的动乱,归结为少数“奸佞”当权,排斥“忠良”所致。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高俅等几个残害“忠良”的“奸佞小人”身上,以免使读者看到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般罪恶。这正好突出地表现了作者掩饰阶级矛盾,散布对地主阶级中所谓“忠良”的幻想的反动创作意图。
  鲁智深、武松等好汉被迫上山的故事,也是这样。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帮助被污辱被损害的金翠莲脱离火坑;“鲁智深大闹野猪林”,解救险遭“奸佞”暗算的林冲免于一死。这些故事,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着重表现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特征。这样作的目的,除了有意让这一人物跟“奸佞小人”高俅之流作鲜明对照,更加突出“反贪官”的主旨外,还企图通过对快人快事淋漓尽致的渲染,散布对统治阶级中所谓“忠信之士”的幻想。
  拿武松帮助施恩打倒蒋门神、夺回快活林的一段情节来说,蒋门神仗着地方武官张团练等的势力,夺了施恩开在快活林的一个酒肉店,称霸一方,牟取暴利,无疑是个恶霸。那末,施恩呢?他还不是仗着父亲是本州“管营相公”,因而“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拚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这不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霸么?可是,作者通过处心积虑的艺术加工,却把施恩和他的父亲描绘成“礼贤下士”的“忠厚长者”和“江湖豪侠”,甚至连他们倚势盘剥地方的恶霸行为,也吹捧成“并非贪财好利,实是壮观孟州,增添豪侠气象”,而对另一恶霸蒋门神及其靠山张都监、张团练一伙,则极力刻画他们的骄横跋扈、阴险毒辣。两个都是恶霸,真要揭露,为何如此厚此薄彼?作者这么处理,确实有意突出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宣传地主恶霸中尚有好坏、善恶之分,用狗争骨头中的是非得失来掩盖他们所代表的整个阶级为非作歹、鱼肉人民的共同罪恶。
  作者千方百计、挖空心思通过艺术手段,宣扬“奸佞”残害“忠良”,因而导致“盗贼四起”、社会动乱的谬论,其目的就是抹煞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抹煞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为投降主义路线的提出,作好“理论”准备。因此,我们阅读和评论这些篇章时,要善于识破作者别有用心的创作意图,认清作品宣扬投降主义的总倾向。
  二
  既然《水浒》作者认为“乱”,是以高俅为代表的“滥官污吏”、奸邪势力逼出来的,所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路线,便成了一部《水浒》的主题思想。
  小说的主题思想,是要通过人物形象来表现的。恩格斯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致斐·拉萨尔》)。在《水浒》中,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正是通过作品中所塑造的典型形象,特别是通过主要人物宋江来体现的。
  在设计人物时,作者把宋江这个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规定为出身地主阶级,具有这样的经历和思想性格特点:“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不甘当个小吏,只想“朝廷见用”,“建功立业,官爵升迁”,“青史留名”,等等,这是必然的,也是不难想到的。较难处理的,还是怎样才能“合情合理”地让这样一个顽固的封建卫道士混进农民起义队伍,并篡夺领导权。让高俅之流“奸佞小人”,把这个“日月常悬忠烈胆”的宋江逼上梁山,照走林冲、鲁智深、武松他们的老路吧,未免雷同。况且此人“忠义双全”,非同等闲,如果他也架不住一逼再逼,便上了梁山,岂不违背了封建名教,有损他的“令誉”么?于是《水浒》作者煞费苦心地为宋江上山安排了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先让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犯下迷天大罪”,由于宋江的“仗义”“私放”,上了梁山;然后又让晁盖派刘唐送金酬谢宋江,终于“惹出一场大事来”。即使如此,他也宁愿被捕,刺配江州,也不上梁山。最后,又让他醉后题了两首发牢骚、泄私愤的诗词,被“奸佞小人”当作“反诗”定罪问斩,为梁山起义军劫法场救出,“闹了两座州城”,完全断了退路,这才不得不上了梁山。这还不算,作者又进一步根据孔老二的“天命论”和宗教迷信观念,捏造出星宿下凡、九天玄女赐“天书”等荒唐情节,给宋江头上增添“灵光”,说明宋江上山是“天意”,这既无损他的“忠义”美名,又可以为他后来顽固推行“去邪归正”的投降主义路线作铺垫,作辩护。让宋江三番五次不上山,一方面表现宋江对皇帝的无限忠心,另一方面也是让他沿途搜集力量,为上山后的夺权积累政治资本。增添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放晁、晁上梁山造反这条副线,不仅烘托出宋江的“义气”,为他一上梁山就能篡夺起义军领导权创造条件;而且通过简略展示宋江的对立面——晁盖所代表的真正农民起义路线,两相对照,颠倒是非,表明晁盖的路线是“邪”的,而宋江所推行的那条投降路线才是“正”的,因此必须“去邪归正”。
  确立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是小说创作构思中最关紧要的一环。宋江这一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确立了,其他的人物和故事就可以围绕这主要的人和事去构思、组织了。虽然宋江到第十八回才出场,前十七回中的故事,仍然是全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用来为宣扬投降主义路线这一主题服务的。它们所起的作用,除了前面已指出的为宋江的投降制造根据外,同时还为他的出场提供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为抬高他的身价而制造舆论和气氛。——朝廷“权奸”当道,“忠良”出走,江湖“盗贼”丛生,这样的形势,是多么需要宋江这个“忠义双全”的人物来“治理朝纲”,“扶国安民”啊!后来宋江出场,策划投降,不仅瓦解了梁山起义军,还镇压了方腊的农民起义,终使天下重返“太平”。这难道不是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吗?此外,在前十七回中,写林冲、武松、鲁智深、吴用诸人,个个英雄了得,到头来一一归服宋江,那末此人的“才德”、“威望”就可想而知了。——就是这样,作者别有用心地组织了一连串若即若离的故事,用烘云托月的手法,突出了宋江,宣扬了投降路线。
  歪曲、贬低造反派,并以此作对照,突出宋江,宣扬投降路线,这是作者用的另一手段。前面已经讲到,设置晁盖这一人物,写他“智取生辰纲”、上梁山造反等情节,主要是为了烘托宋江的“义气”,为他的上梁山创造条件。这么说,也许有人会问,不管怎样,“智取生辰纲”这些章节写得并不坏吧?其实,作者写“智取生辰纲”,把晁盖他们写得好些,把他们的行动写得引人些,才能让宋江“私放”他们,从而显出宋江的“义气”。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他们写成偷鸡摸狗之徒,所干的事又极其猥琐,而让宋江“私放”了,这就达不到作者预期的艺术效果了。但设置晁盖这一人物总的意图,是作为被谴责、被贬低的对象,来反衬、美化宋江,歌颂投降路线的。正因为这样,当写到晁盖在梁山泊“聚义”造反后,作者对他先是谴责,后是贬低,无不极尽诬蔑丑化之能事。
  作者主要是通过宋江的口来对晁盖进行谴责谩骂的。宋江背后骂晁盖“聚义”造反是“犯了大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当面“婉言”谢绝晁盖留他在梁山泊一同造反的邀请,说什么“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表面看象是自诉苦衷,其实是辱骂农民起义。
  骂了还不解恨,又挖空心思百般贬低、丑化晁盖。宋江一上了梁山,晁盖便成了傀儡。每当晁盖要亲自带兵出阵,作者总是让宋江用“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便可轻动”之类的借口拦住他,使他显得庸庸碌碌,无所建树;而宋江则连战连捷,屡建奇功。这不仅借贬低晁盖来抬高宋江,还妄图向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野心家,指点如何用貌似尊崇、实则架空的阴险手段篡夺实权。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安排他死得很早,名字又不见于“石碣天书”,还让宋江自吹自擂地宣称:“自从晁盖哥哥归天之后,但引兵马上山,公然保全。此是上天护佑,非人之能!”所有这样一些构思,莫不借贬晁尊宋,来咒骂造反派违背“天理”必失败,宣扬投降派顺乎“天理”必成功。
  除晁盖外,作品也写了另一些造反派的正面形象,但同时又对这些人物作了严重的歪曲和贬低。这主要是妄想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歪曲描写,歌颂投降派,诬蔑造反派。例如,李逵一听到宋江夺了人家的女儿作压寨夫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砍倒了杏黄旗,要杀宋江,最后却落得个“负荆请罪”的尴尬结局。这既嘲弄了李逵的头脑简单,作事鲁莽,又赞扬了宋江的“光明正大”、“度量宽宏”。“菊花会上”李逵听到宋江盼望招安的滥调,便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踢翻了桌子;最后仍然免不了认罪服输。宋江喝了朝廷赏赐的药酒,自知不久即死,怕李逵再次造反,便把他骗来喝了这药酒。李逵得知后,反而表示:“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还要同他葬在一起。这些情节的构思,无非说明革命者不管多坚决,总不如投降派能耐,跳不出投降派的手掌。
  然而,过去的一些评论,却说《水浒》热情地歌颂并塑造了众多的农民起义英雄。根据以上粗略的分析,可以看出,《水浒》所塑造的主要人物宋江,决不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而是投降派。至于其他人物,如梁山起义的奠基人晁盖、不愿意投降的李逵等,由于他们在作品中,是作为宋江的对立面来陪衬的,他们的革命形象,无疑是被严重歪曲和贬低了。
  三
  《水浒》的主题既然是宣扬投降,那末,在情节的构思和安排上,对于宋江阴谋策降的事,作者就不能不很费斟酌。宋江窃取了起义军领导权后,首先写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公开提出忠于朝廷的反动口号,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接着又组织了许多情节,评尽地写了三次招安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这主要在说明:一、“今皇上至圣至明”,因“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所以必须走他的宠妓李师师或和他“寸步不离”的太尉宿元景那样的内线,求他们从中疏通,招安才能成功;二、必要时,可以武力稍稍杀一杀“奸臣”高俅、童贯之流的气焰,排除招安的阻力;三、还要软硬兼施,同以“倒船偷御酒”的“活阎罗”阮小七、“扯诏谤徽宗”的黑旋风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作斗争,用威胁责骂压他们的威风,用孔孟之道来磨灭他们的“野性”,以保证投降主义路线得以推行。《水浒》就是这样,让最高封建统治者“知道怀柔胜征伐”,用“一封恩诏”招得“及时雨”来扑灭农民起义的燎原烈火;为混入革命队伍的阴谋家、野心家立传,歌颂他们怎样改变路线,制造舆论,篡夺领导权;同时,还对广大读者大肆宣扬人性论,阶级调和论,以掩盖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宋江受招安之后,作者还大写特写了他率领旧部征方腊等事情,这无非是给宋江提供机会,去当“忠臣义士”(即皇帝的鹰犬),好让他“尽忠报国”,“建功立业”,“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为他这个奴才涂脂抹粉,为他无耻的投降行径打掩护;同时还为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装点门面,并趁机恶毒诬蔑各地此起彼伏、蓬勃发展的农民起义革命运动。作者设计出“燕青秋林渡射雁”这一情景是大有讲究的。它预示着梁山好汉十之七八,在下一次征方腊的战争中即将伤亡失散。接着就写他们或死于非命,或残疾终身,或悟道坐化,或遁迹空门,或流落江湖,或远走外国。大大宣扬了万事皆由天定的宿命论,散布了凄凉悲观的情绪,妄图用此来冲淡阶级矛盾,瓦解人们的斗志。“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让“宋公明衣锦还乡”,这本是作者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最好结局。为什么不就此打住,还要让他服毒酒身亡呢?无它,不过是想通过死来塑造一个“忠义双全”、至死不渝的奴才典型;而最后以“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的荒唐情节结束全书,就把宋江这个地主阶级奴才进一步神化,还说明了他的被毒死,完全出于高俅、杨@①的奸计,重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动主旨。
  鲁迅先生曾意味深长地说过:“凡是狐狸,尾巴终必露出”。(《鲁迅全集》十卷二一九页)不管《水浒》作者怎样巧妙地利用农民起义的题材,歪曲民间传说,惨淡经营,精心构思,制造假象,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掌握理论武器,就能戳穿“画皮”,揪出“狐狸尾巴”,识破作者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意图,认清宋江这一投降派的丑恶嘴脸。通过评论《水浒》,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以增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这就是当前评论《水浒》这一反面教材的重大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一下加2厶平行再加一加日右加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