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安亭　(1975.12.06) 　　（山东利津县回乡知识青年　赵安亭） 　　毛主席指出：《水浒》中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水浒》一书，细致地描画了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全过程，真是一份认识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仔细分析《水浒》中宋江搞的修正主义，对我们认识投降派，反修防修，是很有益处的。 　　一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基本矛盾。皇帝是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是地主阶级专政的象征。农民起义军要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政治上必然把矛头指向皇帝。因此，思想上敢不敢造反，政治上反不反皇帝，实际上就成了坚持农民起义路线还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水岭。 　　“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这是《水浒》中革命派和投降派根本对立的观点。晁盖等人在劫生辰纲时说：“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这实际上就是说“造反有理”，“农民起义无罪”。就在这种思想鼓舞下，晁盖一上梁山，就提出“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的政治主张。在这一主张指引下，起义军惩何涛、囚黄安，坚决彻底地消灭反动军队；“整点仓库，修理寨栅，打造军器”，“每日只是操练人兵，准备抵敌官军”；扫平祝家庄，攻打曾头市，消灭地主武装；传播“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思想，把矛头明确地指向了皇帝。这些都充分说明“共聚大义”就是号召团结起来举行农民大起义，是反皇帝的，是坚持农民起义的正确的政治主张。 　　而宋江却到处宣扬“造反有罪”，用忠义双全的反动谬论，磨灭起义农民的革命思想。就在“忠义”观念的指导下，他严守朝廷法令，不肯参加农民起义队伍。后来，他“不由得”被推到了起义军中，又用“替天行道”的主张，篡改了“共聚大义”的主张，修正了晁盖等人反皇帝的政治方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梁山农民起义，纳入了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轨道。在封建社会里，反动地主阶级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是代表天的，皇帝行的“道”就是天的“道”。宋江的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替皇帝行封建统治的道。九天玄女娘娘对宋江说：“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却邪归正。”就是要他向皇帝尽忠，做皇帝的忠臣，为地主阶级专政效力，镇压农民起义，保护地主阶级的“良民”；背叛农民起义这条所谓“邪路”，走投降皇帝的所谓“正路”。既然仍旧要行皇帝行的“道”，那就只能按着皇帝的旨意办，而不能反皇帝。后来宋江果然把“替天”改成了“顺天”，更赤裸裸地显出了投降派的真相。 　　人们的实际行动是检验人们的主张的试金石。请看宋江在“替天行道”的主张下干了些什么吧：一，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公然宣扬皇帝好，“天子至圣至明，只被奸臣蔽塞”，标榜忠于皇帝，对内压制反对招安、主张反皇帝的革命派，对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二，释放或重用被俘的朝廷将官，千方百计地进行投降活动，最后，让人招安了；三，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把农民起义军变成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御林军。从宋江的行动可以看出，“替天行道”是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主张。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历来就是采用“剿”“抚”两手政策的。“剿”或“抚”都是为了消灭农民起义，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水浒》中，上起皇帝、朝廷大臣，下至州官、太守，一会儿有人主张“剿”，一会儿有人主张“抚”，正是这两种社会职能的交替使用。只不过“抚”这一手，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很受革命队伍里投降派的欢迎；如能实现，对反动统治阶级也更为有利罢了。一个主张招抚的大臣对皇帝就是这样说的：“不若降敕，赦罪招安，诏取赴阙，命作良臣，……此为上策。”宋江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只愿早早招安”，与朝廷的上策不谋而合，这多么清楚地表明，“替天行道”的主张，是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 　　二 　　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必然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一定的组织路线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在组织上都维护革命队伍的纯洁，在革命目标一致的原则下坚持团结。而修正主义者，为了取消革命，必然要改变革命队伍的组织成份和性质，分裂革命队伍。 　　在梁山起义军刚开创时，晁盖等人拿“敢拒敌官军”作为原则，把那些对官军作战中表现“智勇足备”，“善能用兵”，以及在战斗中立下功劳的人，排在座次的前列。并招接四方好汉入伙。执行这一原则，不但使山寨中原来的队伍和新上山的队伍，达到互诉“心腹之事”，紧密地团结，而且使散居各地的许多小股起义军都汇集到梁山，使起义军发展壮大起来。 　　宋江上山后，推行一条有利于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组织路线。他一上山，立即着手搞派别活动，先把起义军头领分为新旧两派，各坐一边。并宣布“休分功劳高下”——即不管在对官军作战中是否勇敢、坚决和贡献大小。这就抹杀了“敢拒敌官军”的原则。晁盖一死，他立即改组领导班子，把他的亲信和俘虏的朝廷将官提到前面，而把屡立战功的三阮等排挤出中心领导机构——忠义堂。后来又公然声明以“世本忠臣”——即忠于皇帝——为原则，以“生于富贵之家”，“有贵人之相”——即剥削阶级出身，社会地位高——为主要标准。按着这种标准，他用“官爵升迁”、“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作诱饵，把大批朝廷将官、地主、贵族拉进领导机构，安插到主要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让自誓“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大地主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让决心要消灭起义军的关胜，做马军五虎将之首。起义军的军、政、财、监察等大权几乎都落到了投降派人物手中。而被压迫阶级出身的起义英雄李逵、三阮等，尽管他们为起义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其出身微贱，不愿意投降，即遭到宋江的排斥和贬低，只担任了些没有什么大权的步兵、水兵头领。投降派在起义军领导班子中占了主导地位，这个领导班子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宋江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在领导班子中获得通过，并强加于整个起义军，终于使起义军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皇帝的御林军。用剥削阶级的“地位、金钱、名誉”做诱饵，搞派别活动，把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安插到领导班子中，首先改变领导班子的组织成份和性质，这是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组织手段。 　　梁山一百○八人表面上“哥弟称呼”，“一同酒筵欢乐”，貌似团结一致，但从宋江上了山，同床异梦的状态就已形成。宋江搞投降主义，遭到不愿意投降的将领们抵制和反对，引起一阵阵轩然大波。不愿意投降的吴用只好背着宋江下密令，布置反招安斗争。当宋江公开投降时，起义军基层士兵，当下辞去的就有三五千人……梁山起义军最后弄得四分五裂，这是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必然结果。 　　三 　　修正主义是打着革命的旗号，通过玩弄阴谋诡计，从革命阵营内部修正革命路线的。这就决定了修正主义者在行动上必然阳一套、阴一套，耍两面派。 　　宋江刚上梁山时，当众发誓：“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投托哥哥去。”装出一副好象要坚决造反的样子，但内心想的却是要借梁山这个“烟水寨”，到东京去换个官做。于是便施展其“权谋”手段：其一是篡改晁的正确主张。在宋江上山前，起义军原来的头领没有一个人说过“替天行道”的话，他上山不久，即鼓吹“忠义”，散布“替天行道”谬论，大造舆论。其二是打着晁的幌子，架空晁盖，散布流言蜚语，抢班夺权。每逢出兵，宋江总是假惺惺地说：“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由他领兵下山，捞到了实权；把他那一派人逐步提升起来。就在晁盖活着之时，他已发展到“凭陵欲作恢＠①计，全仗公明作主张”的地步，山寨任免大事，也不与晁盖商量，就自作主张擅下命令。晁盖一死，他骗取了第一把交椅，终于实现了他的投降主义阴谋。 　　晁盖在世时，宋江当面赌咒发誓：“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共生！”背后却进行着背叛晁盖的罪恶勾当。晁盖死后，宋江在山寨正中的大厅里摆设了晁的灵牌，自己住在一边，表示虔诚。尽管晁的灵牌还摆在山寨的中央，但山顶上早已竖起了“替天行道”的黑旗，聚义厅也改为忠义堂，晁的主张和为山寨立下的名称，都被宋江修正了，就连纪念晃盖的活动仪式，也被宋江用来当做了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的市场。这是对起义领袖晁盖的最大叛卖。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揭露过：“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用这把解剖刀去剖析宋江，就可以剥出这个投降派的修正主义真实面孔来。＊＊＊ 　　《水浒》把宋江描绘成“忠义”的化身和救世的“英雄”，他的一切丑行都被涂上了骗人的金光。但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分析，却可以清楚地看出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实质和特点，从中总结出修正主义活动的一般规律，这是一份极其宝贵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刘少奇、林彪一伙，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篡改马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修正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搞阴谋诡计，制造分裂等等，同《水浒》中宋江搞的一套，有许多相似之处。充分利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认清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实质和特点，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很大的好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忄加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