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众制药厂工人理论小组　(1975.12.25)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艺作品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往往是通过对主要人物相互关系的描写反映出来的。《水浒》正是通过描写宋江和晁盖、宋江和高俅的关系，宣扬投降主义。 　　一 　　从第十八回《宋公明私放晁天王》到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作者写了宋江先放晁盖，后屏晁盖的全过程。 　　宋江放晁盖，是《水浒》作者寓意很深的一笔。作者让宋江以放晁盖出场，一开始就把他写成晁盖的救命恩人。作者用怎样的手法写下这一笔的呢？首先，把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的反抗活动仅仅局限在只反贪官这个框框里。晁盖他们仅仅因为“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充其量只是反了梁中书、蔡京这些贪官而已。其次，着重渲染了宋江的“仗义”，把他美化成所谓救人危难的“及时雨”。宋江放晁盖，是为了给宋江脸上贴金，为他篡夺梁山起义军领导权制造舆论。再次，写宋江对晁盖的不满。他要晁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想晁盖上梁山造反，干下了被他认为是“犯了迷天大罪”、“灭九族的勾当”。 　　所以，《水浒》作者写宋江放晁盖，即是为了表现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也为后来宋江屏晁盖设下了伏笔。故“放”中就伏下了“屏”，并且必然引出“屏”。“放”晁盖只是个幌子，“屏”晁盖，最终搞投降，才是实质。 　　宋江上山后，《水浒》屏晁盖就突出了。作者竭力渲染宋江“皆备仁义礼智信，兼受九天玄女经”，感动得四方豪杰望风而来，造成了山寨兴旺景象，无论哪个好汉，只要听说是“山东及时雨”就纳头便拜。一顶顶桂冠直往宋江头上戴，晁盖便相形见绌了。宋江对晁盖虽然口口声声“与哥哥同死共生”，然而动辄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名，自己统率军马，架空晁盖，造成了梁山泊里唯宋公明之命是从的局面。最后，作者又特意让晁盖中箭身亡，在梁山泊排座次的时候，完全把晁盖排挤出一百○八人之外。 　　“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唯宋江能呼群保义，把寨为头”，这一语道破了《水浒》屏晁盖的用意。晁盖“托胆称王”，不仅仅反贪官，而且还要和皇帝作个对头，所以非屏不可。屏晁盖，实质上就是屏弃了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农民革命路线，屏弃了晁盖对梁山的领导权。屏晁盖的目的是为了让宋江上台，把农民革命纳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修正主义轨道，接受皇帝的招安。 　　二 　　毛主席说：“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江和高俅的阶级地位和宋江同高俅关系的实质。 　　《水浒》如何处理地主阶级内部两派的矛盾呢？在人物安排上，高俅是个大权在手、声势赫赫的在朝派，宋江却是个飘蓬江湖、混迹绿林的在野派；在情节处理上，则写了宋江先反高俅、后拜高俅的全过程。 　　宋江反高俅，是因为高俅是贪官，蒙蔽了“至圣至明”的皇帝。同时，还因为高俅堵塞了宋江的官路。高俅原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仗着踢得一脚好气球，被当初的“九大王”、后来的徽宗天子看中，官运亨通，扶摇直上，跃居皇朝显职，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握有重权的一分子。他量大的“奸佞”之处，就是“闭塞贤路”、阻挡忠良向皇帝尽忠。宋江虽然“忠义双全”，但是“三旬之上，功又不成，名又不就”，始终“不得进步”，最后连个小小的押司也当不成，几乎被高俅的同党蔡京害了性命。宋江想做官，高俅不答应，这是作者塑造的宋江和高俅之间的第一个矛盾。宋江上梁山以后，修正了晁盖的路线，树起了“替天行道”的黑旗，“专等朝廷降诏招安。”高俅却百般阻拦，重兵征剿，企图斩尽杀绝，不让宋江效忠皇帝。这是作者塑造的宋江和高俅之间的第二个矛盾。宋江受了招安，东征西战，成了皇帝镇压农民起义的别动队，满心指望“官爵升迁”，“封妻荫子”，高俅却恶言中伤，挑拨离间，最后还瞒着皇帝，毒死宋江。这是作者塑造的宋江和高俅之间的第三个矛盾。这三个矛盾，贯穿了全书的始终，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其实，他们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在朝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拚命排挤、打击在野派。在野的为了在统治集团内部占据一席地位，一心想打倒在朝派，取而代之。这种斗争的实质只是反动阶级内部的“狗打架”而已。《水浒》把高俅作为贪官奸臣来反，为的是歌颂宋江之类的清官忠臣，改变“奸邪到底困忠良”的状况。可见，反贪官正是为了不反皇帝，使皇帝的天下可以稍微太平一些。 　　高俅在政治上挡了宋江的道，所以《水浒》反高俅。但在第八十回中，作者又安排了宋江拜高俅的情节。当梁山起义军抓住了高俅以后，宋江不仅不杀，反而“纳头便拜”，摇尾乞怜。“反”和“拜”似乎矛盾得很，其实恰恰说明了宋江和高俅同属于地主阶级。九天玄女娘娘所赠的“天言”中不是有所谓“逢高不是凶”吗？宋江和“清官”宿元景固然同气相投，和“贪官”高俅实际上也没有大不了的矛盾——“不是凶”。因为“高俅奸佞虽堪恨”，但比不上农民起义的“大祸”临头。高俅毕竟是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本质上是和宋江一样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的。所以，在消灭梁山这支农民起义队伍时，宋江和高俅尽管各使神通，手法不一，根本点却一致。宋江当时反高俅，是为了效忠皇帝，宋江后来拜高俅，是为了通过高俅，向皇帝乞求“赦罪招安”，同样是为了效忠皇帝。所以“反”与“拜”这一对矛盾，在效忠皇帝这一大前提下统一起来了。后来在血腥镇压方腊起义时，他们更是协同作战，沆瀣一气。从“反”到“拜”，走向了同流合污。 　　三 　　从宋江对晁盖的“放”与“屏”和对高俅的“反”与“拜”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水浒》反对的是农民阶级，歌颂的是地主阶级；在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中，《水浒》反对的是所谓贪官，同情的是所谓忠义之士。而目的都是为了不反皇帝，效忠皇帝，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核心，是《水浒》全书的主旨。 　　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剖析宋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路线，可以看出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宋江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号称“宋家村宋大户”，拥有庄园、大小庄客，还有祠堂，至于金银，更是不计其数，宋江本人“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北宋末年，一方面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里，当时代表一部分要求改革的中小地主利益的王安石变法，首先反对的就是土地兼并；另一方面，货币地租也在逐步发展。《水浒》讲宋家“务农”，有着“偌大一个庄园”，又写他握有大量货币，可见他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十分残酷。“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态度。宋江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封建剥削关系。而皇帝，正是这种关系的总代表，是维护这种关系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化身。因此，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宋江，就必然要忠于皇帝、反对以晁盖为领袖的农民起义、把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引到向皇帝投降的邪路上去。 　　宋江在经济上固然如此，而所处的政治地位却十分低下，只是郓城县里的一个小押司。所谓“官好做，吏难当”，就是说为官者握有实权，为吏者身不由己。这决定了宋江想获取更大权势的急切心。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重新瓜分赃物的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是一直存在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争夺始终无法止息。特别是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起义的汹涌怒涛冲击着封建统治的时候，地主阶级内部各派的斗争更加尖锐起来了。在《水浒》里，便表现为宋江和高俅的斗争。 　　恩格斯说过，文艺作品的“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作者通过塑造宋江这个人物，表达了自己的地主阶级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表达了他所代表的阶级和政治派别的愿望，宣扬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不过，在艺术处理上，由于宋江在与高俅斗争的过程中借助了晁盖所领导的梁山起义队伍这支革命力量，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非常容易给人以假象。“放”晁盖和“反”高俅就是这种假象。“放”晃盖的假象掩盖了宋江反对农民阶级的实质，“反”高俅的假象又掩盖了宋江和高俅同属于地主阶级的实质。《水浒》成书以来，这种假象欺骗了不少人。那些“《水浒》歌颂了农民起义”、“表现了官逼民反”的论调，就是没有透过假象看到《水浒》本质的表现。但是，我们只要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加以分析，就不难从《水浒》人物关系的艺术处理上看出它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