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峰　(1976.07.20) 　　《水浒》中的晁盖，表面上虽然被作者摆在梁山农民起义事业开创者的地位，并写他最后战死在地主阶级的毒箭之下，但《水浒》作者写晁盖的目的，根本不是对他歌颂，而是用他当做反面陪衬，来歌颂投降派宋江。 　　反动阶级的文艺家总是“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水浒》的作者站在反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和封建道德，把有胆有识敢于反对皇帝的农民革命代表人物晁盖，歪曲成为暴徒和莽汉；以贬斥农民革命代表人物的方法，颂扬和抬高代表反动黑暗势力的投降派宋江。 　　《水浒》对于真正敢于反皇权、反天命的农民起义，采取了深恶痛绝的反对态度。这种地主阶级的反动偏见，不仅表现在对田虎、王庆、方腊等人的诬蔑描写上，也表现在对梁山内部晁、宋的对比描写中。晁盖领导的梁山起义队伍“不怕官司不怕天”，专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作者对于这样的方向是深恶痛绝的。作者赞扬的方向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辅国安民”。为了标榜这个方向，作者从反面写了这个反皇帝的晁盖。写晁盖不明礼义，“不读书史，甚是粗鲁”，终日“刺枪使棒”，“独霸在那村坊里”。作者安排晁盖领人打劫生辰纲、上梁山落草、抗拒官军搜捕，杀伤朝廷人马，专和皇帝做对，说由于他敢于“托胆称王”，抗拒皇朝，不仅陷众人于“火坑中”，而且对梁山附近的居民“扰害不浅”。作者在写了以晁盖为首的反皇帝的起义罪恶多端之后，来一个强扭方向。用“不忠不孝”，“犯下了迷天大罪”，并且“深陷”了别人的晁盖作反衬，大力写了一个“全忠仗义”，“替天行道”把山寨弟兄救离火坑的引路人宋江。书中写宋江“自幼攻读经史”，严守忠孝仁义的孔孟之道，“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怀扫除四海之心机”。没上梁山时，就为上山众人的前程着想，叫人不要忘掉准备“受招安”的方向，以便“久后青史留一个好名”，“博得个封妻荫子”。并通过宋江之口批判晁盖等农民起义领袖“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上了梁山之后，又写他念念不忘招安：“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当朝廷招安来得太晚时，他感到凄凉难耐，“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小说用赞颂的基调，描写宋江投降到处奔走乞怜，为他能打通关节，得遂受招安的宿愿而大吹大擂。后来又写他打方腊，“竭力尽忠报国”，让这个戴着忠义桂冠的地主阶级忠实走狗，沿着自己的道路，一直走到了终点。《水浒》作者就是这样把革命起义的光明写成黑暗，把投降叛卖的黑暗写成光明，并用前者来反衬后者。这种严重的颠倒，充分暴露了作者屏晁盖的不可告人的反动用心。 　　《水浒》作者从地主阶级反动立场出发，完全抱着屏弃农民革命领袖的目的来写晁盖，作者安排晁盖夜打曾头市，就是有意让他以一个一意孤行的莽汉，自惹毒箭穿身，最后把他屏于一百○八人之外。作者用革命起义领袖的惨败，反衬投降派的成功，以达到他反对农民革命，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目的。为此，作者不能在小说一开篇就写宋江“把寨为头”，因为那就没有“全忠仗义”的宋公明了；所以要写晁盖。但写晁盖不屏晁盖也不行，因为有那个“顽铁铸汝，亦出洪炉”的晁天王，实在是有碍于地主阶级忠臣孝子的曲线尽忠。于是按作者的投降主义政治方向，必得拿晁盖做宋江进身的垫脚石，借这个台阶使宋江大显忠义，为地主阶级立大功勋，去“瞻依庙廊”。“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说的就是这番意思。作者这样对比晁、宋二人，是要读者看出，聚众打官府、反皇帝，不论取得怎样发展，都是通向“邪佞”的方向；其中如有人能把迷途愈远的人们迅速拉回，走向“顺天”、“护国”，他的功劳就愈大，就愈该受到赞美。《水浒》把这份“荣誉”完全给了“呼群保义”的宋江。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之所以成为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美化投降派的反面教材，就是由作者的这种反动立场、反动观点、反动政治态度造成的。我们决不能容忍歌颂这种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的人，更不能容忍用革命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投降派。我们要通过对于《水浒》作者反动创作意图的剖析，来加深对古今投降派的认识，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修防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