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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是宋代词人柳永在一次科举考试失败后所写的《鹤冲天》。口气有点大，牢骚有点大，玩笑也开大了。“明代暂遗贤”，简直就是唐代孟浩然在唐明皇面前献诗所说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暮归南山》）的翻版。当年孟浩然因此得罪了唐明皇，一生不仕；柳永也因此得罪了宋仁宗，被御笔除名，说：“且去填词，何用浮名。”柳永于是干脆自称“奉圣旨填词柳三变”，继续去过他“倚红偎翠”“浅斟低唱”的生活。
皇上都发了话，考官自然不敢录取，但是，作为一个读书人，科举还是唯一的出身之路，最后不得已，他只好把名字改成了“柳永”，才算是蒙混过去，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考中进士，被授睦州团练副使推官，此后一直沉沦下僚，晚年才调回京师，任屯田员外郎，世又称“柳屯田”。
柳永（约987—约1053），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
柳永是宋代第一个以全部精力作词的专业词人，他的最大贡献，在慢词的创造上。
唐、五代的民间曲子词中，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的慢词，但也许是对这种与音乐关系非常密切的新的艺术体裁还不太熟悉，所以一直到北宋初年，文人创作仍多为小令。欧阳修、张先等人虽然也创作了一些慢词，但是数量都不太多，而在柳永的《乐章集》里，慢词却占了一半以上，对宋词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慢词与小令的区别，绝不仅仅在字数句数的多寡，也不仅仅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慢词谋篇布局、章法结构、起承转合、回环照应等远较小令复杂。试想，诗歌中的五绝仅二十字，而长诗如屈原《离骚》、汉乐府《孔雀东南飞》、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白居易《长恨歌》、元稹《连昌宫词》等，动辄数百言，但无论章法句法、协韵造语，都非常工稳优美，可见诗人骚客并非没有驾驭长调的能力。那么，为什么自唐代文人涉足词作以来，直至宋初，所作几乎全是小令而绝少慢词呢？这就是因为词与音乐的关系太密切，写长调不难，但要协和音律就不容易了。一般文人，于音律一道本来就不甚了了，制作慢词，自然有力不从心之感。
柳永在音乐上殊少贡献，往往是乐工妓女得到“新腔”，再请他填词。从柳永《乐章集》中的词作来看，绝大多数都是慢词，不过他的词确实写得很美，《词林纪事》卷二引陈振孙的话说：“柳词格不高，而音律谐婉，词意妥帖。”“词意妥帖”是从文学的角度对柳词的评价，而“音律谐婉”则是从音乐的角度对柳词的赞美。柳词的这种风格词章华美，无疑对演唱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比如那首著名的《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凝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柳永对慢词的贡献，就在于探索出了如何使慢词与音乐相配合的方法，既要做到“词意妥帖”，文词优美，又要做到“音律谐婉”，协韵谐律，吟之琅琅上口，歌之腔圆字正。
柳永的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这固然使他的词传播四方，到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的地步。但是过分俚俗儇薄，格调低下，也受到时人的批评。《词林纪事》卷六引《高斋诗话》记载，秦观从会稽回到京城，去见苏东坡，苏东坡说“没有想到分别以后，你却学柳永作词。”秦观说：“我就算学得不好，也不至于去学柳永。”苏东坡说：“‘销魂当此际’，不是柳永的词法吗？”
秦观虽然不承认自己学柳永，但上面所引，恰好证明他多多少少是受了柳永影响的。不仅秦观如此，宋人填词，几乎没有不取法柳永的，只是口头不承认而已。苏轼学究天人，自视极高，等闲不入于他的法眼，他责备秦观“学柳七作词”，但是他自己其实是很看重柳永的，俞豹《吹剑录》载他“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词？’”他是把柳永当成够得上称为对手的词人看待的。
当然，柳词的优点还是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的，苏轼就曾经说过：“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侯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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