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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上海，有一件事情对他的未来起关键作用，那就是他同在波士顿碰到的两位留学生牛尚周和温秉忠保持了友好关系。他们带挈他同城里一些富裕的中国基督徒家庭相识，特别是同倪家（牛、温两人都娶了倪家的姑娘）。这个倪家同当地一个古老而独特的名门望族，即明代著名学者、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1562～1633年）的后裔联姻。徐光启早在1603年就接受外国耶稣会士的传教，信奉天主教。更重要的是，他是把西方科技引入中国的先驱者。他是第一个把欧几里得几何学以及其他西方三角学、水力学、天文学和地理学著作译成中文的人——多数情况下是同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的。他还独立写出在应用数学方面中西方法比较研究的著作。他还在他的出生地上海市郊徐家汇筹建天文台和气象台。徐家汇天文台后来享有国际声誉，几经扩建后至今仍是中国主要的天文研究中心之一。 　　倪家有一部分人继承了祖上信奉天主教的传统，几乎每一代都有男人当了传教士。另一部分则改信基督教。倪桂珍的父亲是耶稣会牧师，母亲就是前面提到的徐光启的后裔，两个姐姐分别嫁给牛尚周和温秉忠。牛、温两人都觉得宋耀如会成为一个好丈夫，就为他们的小姨作媒。 　　（四）虔诚贤淑的母亲倪桂珍 　　倪桂珍信教虔诚，相貌平常，没有缠足——在当时可称是个新女性了。她擅长数学，会弹钢琴，懂一点英文。宋耀如当时很穷困，出身寒微，除了海南的村野上话，连中国普通话也说不好。而倪桂珍则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上海基督徒家庭，是一个有点地位又受过教育的姑娘。为什么牛、温两人觉得这两个男女青年很匹配，这就不清楚了。也许是由于宋的品格，因为除品格之外，他可以说一无所有。也许是因为共同的宗教信仰，年轻的中国卫理公会教徒够格提亲的到底不太多。也可能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不多的年轻教徒中，像宋（尽管出身寒微）这样有美国大学毕业文凭的更是寥寥无几了。也可能是因为倪桂珍长相平庸，又是“大脚”，①上海那些老派的家庭不会喜欢要这样的姑娘做媳妇。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但牛、温两人一力主张来做他们的连襟，倪桂珍的父母和她本人都同意了。 　　①倪桂珍1931年逝世后宋家为她写的生平事略中说，由于信仰基督教，宋家几代以来都使妇女享有相当平等的地位并且都不缠足。但詹姆斯·伯克（见前所引书）则说桂珍曾经缠足，但因此引发高烧，而且她又是第三个女儿，在家中无足轻重，所以后来就不缠了。不管怎样，她的父亲确曾鼓励和帮助她受到比同时代大多数妇女要来得多的教育。 　　1887年，宋耀如回到上海不过一年功夫，就同倪桂珍结婚了。宋家一位亲戚还记得倪桂珍，曾对本书作者说，她不但心肠好，而且“很严格，个性很强”，在许多事情上“要男人听她的”。在另外一些书籍中，她被形容为“虔诚地信守十戒……省吃俭用……[对子女]采用斯巴达人的训练方法……还要进行礼貌规矩的训练。”①她还致力于慈善事业。尼姆·威尔斯在倪桂珍去世后不久到达上海，听到过许多关于她的事。概括起来，她是一个“严格的、品德好的、自奉俭朴而又不屈不挠的模范妻子”。②宋耀如和倪桂珍的婚姻生活是和美的，先后生育了六个子女，其中三个就是著名的“宋氏三姐妹”（霭龄、庆龄、美龄），还有三个男孩子（子文、子良、子安）。有人说，倪桂珍“教养子女的标准是使他们有文化、靠自己，做有用、有德的人”。她生活中的宗教气氛是很浓厚的，有人引用美龄的话说，她不管做什么事情，她的母亲总要“一直为她祈祷。”③ 　　①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第24—25页。 　　②尼姆·韦尔斯即海伦·斯诺的回忆录。 　　③埃尔默·特·克拉克着《中国的蒋家》（英文），第41页。 　　宋耀如自己虽然是在城市中长大的，却还多少保留着一点华南农村的生活习惯。他在上海虹口（那时虹口还是郊区农村）建起第一座住宅后，曾在屋旁照海南的老法子种菜。但几年后他在上海法租界盖的另一座房子——庆龄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却是西式的，是仿效他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见过的房子盖的。“我们这里的生活和你们那儿的一模一样。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欧洲式的，甚至连屋中的摆设也是欧洲式的”。庆龄1914年经由日本返回上海后在给一个美国朋友的信中曾这样说，为了向这个朋友保证，如到上海来看她，她家会有一切舒适的条件。“上海确实是一个非常现代化、在许多方面胜过亚特兰大的城市。我们的房子又宽绰又漂亮，而且备有各种现代化的设施。我们家里有许多卧室、浴室和盥洗室。”①宋家的境况日渐富裕，各种新式的享受也越来越多，当时上海许多新出现的资产阶级上层家庭都是如此。 　　①同注14，第98页。 　　但在饮食方面宋查理却不同于许多这样的家庭，这些家庭虽已西化，饮食上还是喜欢中式，而他则已习惯于吃美国饭，而且“妈咪”（这是他对倪桂珍的称呼，原来是对朱利安·卡尔太太的爱称）也很会做。她把做美国饭的窍门和乐趣都传给了庆龄。在漫长而卓越的一生中，庆龄有时会系上围裙，照着国外朋友寄来的新食谱试制；在北京时她会问来访的外国朋友喜欢吃什么，然后出人意料地自己下厨去做些“家常菜”来款待他们。在她北京的故居书架上至今仍然放着《纽约时报》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食谱以及其他各种风味的食谱，甚至有犹太食谱和在美国被称作“宾夕法尼亚州荷兰菜”的食谱。 　　在家里，宋查理晚间喜欢给孩子们唱歌，有宗教歌曲，也有民歌和通俗歌曲，都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学来的。他是很好的男中音。庆龄直到八十高龄，在一天辛勤工作之余，也常在卧室里一面弹钢琴（她从不在公众面前弹）一面哼着她小时听父亲唱的一些歌曲，作为休息。在上海和北京的宋庆龄故居中，同一些新的爱国革命歌曲放在一起的有她父亲留下来的不少歌曲书，其中有《纳什维尔第一卫理公会圣公会教堂青年赞美诗集》（1907年印制、上有“C．J．Soong，Shanghai”『宋查理，上海』的签名）、《合唱及独唱歌曲集》（福音传教士文拉·桑基作）。其他的歌曲集可能是庆龄和她的姊妹的，各式各样都有，包括“Is It True WhatThey Say About Dixie”（《他们说的关于迪克西的话是真的吗？》）、“Everybody Loves Somebody”（《人人都有所爱的人》）。① 　　①这些歌曲集为本书作者所亲见。 　　同这些美国事物并存的是中国经典教育，因为宋查理坚持要让孩子们受一点这方面的教育。他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就是原来曾为他自己补习中文的那位。 　　很明显，他虽然喜欢许多美国的东西，却一点也不想把自己变成马克谛耶主教所希望于他或他的子女们的那种“失去民族性”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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