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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与此相对照的是她妹妹美龄的话。据回忆，美龄曾对大学同学说过，“我身上唯一可称是中国的东西是我的面孔”。一年夏天，美龄在美国北方的一个暑期补习班学习，历史老师叫美龄讲述南北战争中北方的谢尔曼将军向奴隶主统治的乔治亚州进军的事迹，美龄答道：“原谅我，我是个南方人，这个议题使我很难过，我可以省去它吗？”① 　　①前一引语见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第270页。后一引语见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第70页。 　　庆龄的话表明，她同被压迫、受歧视的人——不论是像她一样的亚洲人、还是非洲人——是站在一起的。而美龄则把她自己看成是高等白人，她作为中国人的感情，不但同庆龄不能比，连霭龄也不如。霭龄1904年在美国旧金山入境时，曾受到过太平洋沿岸美国移民局官员专门对付新到的中国人的粗暴的种族污辱，差一点被关进臭名昭著的天使岛上的拘留所。后来，有一次有人对她说，她看上去同一个美国公民没有什么差别。这本来是一句奉承的话。但她马上十分干脆地回答道，她是一个中国公民。当她被引见美国总统罗斯福时，她理直气壮地问道，照她入境时所受到的待遇，“你们为什么说美国是个自由国家呢？”①美龄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由于她到美国时年纪太小（才8岁），容易接受环境的影响。但反应的不同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①见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第107～108页。 　　关于庆龄留美时期情况的第二个疑问是，她是否知道美国当时非常突出的社会主义思潮或工人的斗争，并受到它们的影响？ 　　1912年是庆龄在大学里的最后一年，那时她对社会问题已显示出兴趣。就在那一年的美国选举中，社会主义候选人所得的票数之多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竞选总统的尤金·弗·德布斯得了近一百万票，在当时美国的选民总数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当时宪法规定男子满21岁才有选举权，黑人的选举权有名无实）。社会党的周刊《理智的呼声》发行量为50万册，在1912这个选举年里，又加印许多，总数达3，600万册，平均大约每3个美国人就有一册。同年发生了纺织和其他行业工人的大罢工。宋庆龄对这些事情有没有反应或有什么反应，在已知的资料中都没有涉及。也可能她没有作出什么反应——因为她生活和读书是在南部，而进步浪潮最高涨的地方是在北部和西部。 　　但是，作为一个无书不读的人，她至少在读过的书中会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爱德华·贝拉米的小说《回顾》以想像的笔法，从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作者深信这样的时候终将来到）回顾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看到它是何等的不合理和不文明。这部小说当时风行全国。辛克莱和杰克·伦敦的作品也广泛流传，这两人都是社会主义者。①我们确实知道，庆龄不久成为孙中山夫人之后，每天工余常念英文小说给孙中山听，辛克莱就是所念小说的作家之一。② 　　①爱德华·贝拉米（1850～1898）、厄普顿·辛克莱（1878～1968）、杰克·伦敦（1876～1916），均为美国作家。——译者 　　②据70年代宋庆龄同她当时的秘书张珏的谈话。 　　另外，在人们心中还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庆龄（和美龄）在去威斯里安学院之前曾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波特温夫妇创办的一所学校念书，据说这家的丈夫原来的姓是“波特洛温”——这是一个俄国姓。①他是不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到美国来的俄国革命者之一？（当时美国公众所厌恶的是沙皇制度而不是这一制度的反对者。）如果是，庆龄有没有通过这一渠道吸收了俄国民粹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某些思想，作为她从美国革命传统中所汲取的、以及来自像她父亲和孙中山这样的中国现代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思想的补充？考虑到以后的历史发展使她同苏联有密切的关系，人们会想弄清楚这一点。但这里又是只有问题而没有答案。 　　①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称波特温一家是“白俄”，这在时代上弄错了，因为“赤”“白”之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情，而庆龄、美龄上这所学校是1907年。但本书作者无从证实西格雷夫关于这一家是俄国人的说法。当时这所学校被称为“波特温小姐的学校”，这位小姐的全名是“克拉拉·巴顿·波特温”，没有任何俄国姓名的迹象。 　　本书作者曾在日常交谈中听她不止一次谈起过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这是一部既辛辣又充满同情的讽刺小说，描写一个心地善良的懒人，他读了很多书，但什么也不做。庆龄开玩笑地把她自己比作奥勃洛莫夫。实际上，作为奥勃洛莫夫的对立面，谁也赶不上她。是不是波特温夫妇最早介绍她读了《奥勃洛莫夫》，并且认识到——就像当时进步的俄国人所认为的那样——“奥勃洛莫夫主义”是一种必须避免的祸害。 　　她对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及1905年的俄国革命又有什么反应呢？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她还在上海，但已到了基本懂事的年龄，而这两个事件当时在有思想的中国人中是引起了巨大反响的。两年以后，她就在美国遇到了波特温夫妇，如果他们真同俄国有关系的话，那末他们在同她的谈话中一定会提到这两个事件。这是又一有待研究的领域。 　　我们迄今所能得到的唯一的、但十分间接的证据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路寓所的英文藏书中有关于1917年前俄国反对沙皇的叛逆者的书——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玛利亚·斯比里多诺瓦的传记，老布尔什维克维拉·菲格纳的回忆录，这两人都是女性，很可能引起了宋庆龄的兴趣。 　　对孙中山和他那些亲密的追随者来说，俄国1905年革命当然被看成是重要的事件。在日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对之曾有许多报道和评论。此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中山同在日本的反对沙皇的政治流亡者始终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其中有经历极富传奇色彩、精通多国语言的波兰人尼古拉斯·鲁斯尔博士（本姓苏济洛夫斯基）。他是一位曾在瑞士上学的医生，一个在个人性格上和政治上都永不屈服的人。他曾组织过造反学生的“基辅公社”，被流放到欧洲；后又因参加民粹党人的革命活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居然勇敢地设法越过白令海峡到阿拉斯加，然后到旧金山，又到夏威夷。在夏威夷王国倒台至美国兼并前这段短暂的政治真空期内，他曾出任夏威夷参议院院长，其后又到日本和中国。①人们会猜想，宋庆龄是否有可能同这位爱好冒险、会说英语的人物见过面呢。 　　①本世纪20年代，当本书作者还是孩子的时候，碰巧遇到过鲁斯尔，那时他已年过七十，在天津行医。据说他年轻时在西欧求学，曾见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同他们谈过话。在这样一些偶合中，遥远的历史似乎变得贴近了。 　　到此为止，关于青年宋庆龄的背景和所处环境（生活环境及国际环境），已经叙述——有些只是揣测——得够多了，足以使读者对她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视角。 　　现在继续往下写她的生平事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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