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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婚礼举行之后，宋家老夫妇还作了一次拼命式的努力，想拆散这一婚姻。“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来，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多年以后，宋庆龄在给本书作者的信上这样说：“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他甚至跑去向日本政府请求，说我尚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预。 　　“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啊，艾培①，尽管这已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我仍然觉得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一样。”她写这些话的时候已年过八十，可以看出这事给她内心的伤痕有多深。② 　　①对本书作者爱泼斯坦的昵称。——译者 　　②致本书作者的信，1980年9月17日。 　　但是，关于那些宋氏夫妇同孙中山“永远决裂”、宋耀如宣布同庆龄“脱离父女关系”的耸人听闻的说法，①人们可以不予置信。庆龄自己就否认了“脱离父女关系”的说法。宋氏夫妇没过多久就接受了这桩婚姻，这可以从他们后来送给女儿、女婿的礼物得到证明。这些礼物包括至今还保存在上海孙中山故居中的家具，一条绣着百子图、惯常赠给新婚夫妇的被面，一件宋老夫人在成亲时穿的锦缎长袍。②宋氏老夫妇虽然起初有些恼怒，但对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和政治上的骨气仍然尊敬和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爱着他们的女儿。 　　①典型的说法是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所写：“宋查理脸色铁青，对庆龄说，他同她脱离父女关系。”这个说法不幸在斯诺的《复始之旅》一书中又重复了一次。 　　②这件长袍现存北京宋庆龄故居，关于它有一段动人的故事，见第十八章。 　　这件事的全部经历为宋庆龄留下两个长远的影响。一是她深刻体会到人身攻击如何能被用于政治上的目的；二是她对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的狭隘心理感到厌恶。她回忆道，那些传教士都是“倒退和保守的，他们因为我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结婚而大怒，跑去找我的父母（他们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想劝他们去把我从日本追回来。而中国的反动分子——我们的政敌则同那些传教士站在一边，责备我们在孙中山还有妻室时就结了婚”。① 　　①致本书作者的信，1980年9月17日。 　　确实，在宋庆龄长长的一生中，对她个人的含沙射影的攻击被一再用来作为政治武器。她自己也常常这样看。 　　另一个后果是，不论是孙中山（一个皈依的基督徒）还是宋庆龄（一个生下来就受洗的基督徒），从此不再具有、也不想有任何一’个教会会员的身份。两人无疑都仍保留着基督教教育所给予他们的、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影响。他们也还有许多基督教徒（包括一些传教士）朋友——革命的同情者。但他们同神学分手了。宋庆龄写道，孙中山步入壮年以后，“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我曾告诉他，在美国上学时，一到星期天学校就把我们这些学生赶到教堂里去，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女合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他听了开心地大笑着说，‘所以我们两个都该进地狱啦！’”① 　　①致本书作者的信，1966年4月。 　　尽管在婚前承受许多压力和抱怨，他们的结婚生活证明是轻松愉快的。从她婚后不久写给美国友人安妮（甘特）·安德森的信中①，谁能怀疑事情进行得不顺当呢？ 　　①参见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第108页。 　　关于婚礼本身，她写道，“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关于婚后生活：“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已能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译。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了。” 　　在另一封信里，她说到唯一有点叫她不舒服的事情就是在公开场合和报纸上出现得太多。“你知道我讨厌出头露面。但结婚之后我要参与许多我本来不愿意参与的活动。中国人同欧洲人不同。他们总是让那些胆小腼腆的人去承受称颂和荣誉，而不是那些值得称颂和接受荣誉的人。我每天要见许多人：实际上我是完全为环境所迫，才从‘我的壳’里被拉出来的。我听到一些编造出来的关于我在梅肯的报道，真让我都蒙了。譬如我听说，有人说我在结婚前曾经做过革命党的密探。”① 　　①此信是写给在威斯里安的一位姓名不详的友人的，尤妮斯·汤普森在《威斯里安和宋家姑娘》（英文）一文中曾引用，此文载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星期日时报》，1928年3月13日出版。后来在1941年2月出版的《威斯里安校友通讯》（英文）上所载《来威斯里安上学的中国姐妹》一文，其内容基本相同。又，参见同上书，第119～120页。 　　这些信说明她起初感到有些紧张，后来就适应了——她怕繁文缛节和热闹场面，她喜欢安静地工作，她必须经常克服自己在公开场合的害羞心理，以及对谣言的敏感，不论这些谣言是恶意的、还是添油加醋编造出来的，她总要用真理之外去戳破它，并常带辛辣的讽刺。 　　但她仍然保持着那种带点顽皮的幽默感。她给另一位威斯里安同学的信上说，“我们班上那些老小姐怎么样了？她们在做什么——‘等着别人来钓’还是‘等着别人上钩’？”① 　　①1913年写的信，参见同上书英文版第76页。 　　很久以后，她追记婚后在日本最初几个月的生活道：“我们在东京的家里挂满了地图。我的丈夫藏书不少。每天晚上，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观看中国的地图，把开矿和建设铁路的地点标出来。我念书给他听，这些书里面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有科学家和作家（如埃利斯①和辛克莱）的著作。”②她提到马克思，这很使人感到兴趣，也可能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同后来孙中山所受到的影响混为一谈了。事实上，他的确很早就有了马克思的著作。本书作者在他的故乡翠亨村的纪念馆里看到一本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英译者是英国社会主义者贝尔福特一巴克斯，1913年美国芝加哥查尔斯·克尔公司出版，上面还有东京一家书店的标签，孙中山当时就是从这家书店买来的。他看中这本书可能因为这同他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对有称帝野心的独裁者袁世凯的斗争有关。马克思这本书写的是另一个窃取革命果实的人，他在1848年爬上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位置，然后登上皇帝宝座，成了拿破仑三世，但最后得到的是不光彩的下场。 　　①哈夫洛克（亨利）·埃利斯（1859～1939），英国随笔作家、编辑、医师，又以女权及性教育提倡者而知名。——译者 　　②见上海《社会科学报》（1986年9月24日）上发表的张珏的文章。 　　宋庆龄在她那篇回忆中把她初期的结婚生活说成是她当“弟子”的时期，在另外一些地方她说自己那时是“当学徒”。她终生都是把丈夫看成导师的。 　　但这段时期总的说来是一段家居生活和潜心读书的时期。十分简短地回顾一下当时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局势可以证实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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