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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1917年11月发生了一个在世界历史上起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它对中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性，孙中山很快就觉察到了。他思索的中心从中国革命党人为什么屡遭失败延展到了俄国革命党人又何以能够成功。1918年夏，他给莫斯科的列宁发去一封热情的英文电报（无疑是经庆龄作了文字加工的）。电报说，“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① 　　①本段大部分取材于金冲及着《试论孙中山晚年的道路》一文中关于护法运动的一节。该文原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57—76页，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7年第3期。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过去同外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接触主要是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有些来往，而第二国际是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但孙中山却立即热烈地响应布尔什维克革命。他采取这一立场不是出于理论上的分析，而是因为他是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改良者。他从经验中早就认识到，中国必须先有革命，才能进行改革——和平进化是改变不了中国的。 　　1918年5月5日，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因肝癌在上海逝世，庆龄极度悲恸。 　　（二）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所自有住宅 　　1918年8月，孙中山和庆龄迁住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后来这里就一直成为他们的寓所。直到两人先后去世。这座房子由孙的加拿大籍华裔副官黄惠龙募集资金购得，作为孙在加拿大的追随者的礼物送给他，是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一生中唯一一座为他们自己所有的住宅。它现在是孙中山上海故居纪念馆（新地名是香山路7号），原来的家具和书籍都照原样保存着。 　　屋里的布置简单而高雅，表现出主人的性格和爱好。这里主要是工作的场所，书房和藏书室占去了大部分空间。屋旁有一块不大不小的草地，他们在这里招待宾客、活动身体——她会把他从书桌旁拉出来散步、玩球或打门球。孙中山有一个非华人卫士并副官马坤（莫里斯·科恩），他是在伦敦东部贫民区和加拿大草原上成长的。据他回忆说，屋子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一张林肯的画像挂在书房墙上，算是唯一的装饰。他到上海时已有约10年没有见到孙中山了。据记载，马坤曾说，“许多中国男人在中年很少有什么变化。他看起来像46岁，也像66岁，怎么看都行。他的胡须可能白了一点……但他的眼睛里依然闪着友善的光，而且他的身材还是老样子，既没有大肚子，也不是特别瘦。” 　　马坤在上海第一次见到孙夫人。她的高贵文雅是在马坤意料中的，但她的美貌却使他大吃一惊。“我见了她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像个孩子那样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了两句。”马坤很快发现她是孙中山“工作班子中最重要的成员”，“不管发生什么事”，总是使孙中山“高兴和愉快”，每晚都同孙坐在一起看书聊天，“还常常在家里放电影”。 　　工休时打门球，“工作人员都同他们在一起玩”。孙同庆龄常说笑话，还彼此取笑。他随意把球打出去，她就在旁边又笑又喊，说他只想赢球，什么招儿都使出来了。①孙中山另一位英文秘书李禄超回忆说，玩球时庆龄曾喊道，“小心这个布尔什维克！”②这段时期，孙中山的身体情况看来很好。他自己说，“我感觉非常良好。我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这是最近两年的事。”③他过去常感腹部疼痛，多年来曾几次应用不同的饮食疗法。可能这是他后来患肝癌的先兆。但孙中山和宋庆龄这段时期在上海家中所过的并不只是“温暖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寓所是进行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性的许多工作和会晤的繁忙场所。 　　①此电原件无疑为英文，并经宋庆龄作文字加工，但本书作者迄今未能找到。在这里所引的中文电文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4页。这个中文电文看来是从莫斯科《真理报》所载的俄文译文译出的。 　　②关于马坤的引语采自查尔斯·德雷奇着《双枪科恩》，第84—85、88页。 　　③引语采自马丁·C·威尔伯着《孙逸仙——屡遭挫折的爱国者》（英文），第38页。李禄超寄居国外多年，后回国，80年代初期在广州病故。 　　在以后的一年半时间中（直到1920年末），孙中山在这里总结以往的经验，把所提炼出来的新认识用于指导未来的行动。他所注意的主要仍然是解决如何更好地组织武装起义的问题——因为武装起义是他长期使用的主要方法。但两个重大事件——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很快使他着手于一项新的、更为广阔的任务。国外的事件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深远的国内事件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是由两个国外事件所引发的，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是十月革命。 　　五四运动初爆发时是反对协约国在战后和约中出卖中国的抗议浪潮。按照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条件以及高唱入云的“民族自决”口号，中国有权期望收回德国在山东省的一切殖民权利。但在凡尔赛和会上几个主要战胜国分赃的结果，根据原有的秘密协议（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把沙俄政府档案中的许多秘密条约都公布了出来），德国的这些权利不是归还中国而是交给了日本。这样，中国虽然参加了协约国，到头来却不是战胜国之一，而成了失败国之一。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在一个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里，一个国家如果它的主权是不完整的并且没有全民整体力量来加以保卫，就不可能避免为某一个帝国主义所宰割。 　　这一发展不仅证明孙中山反对中国参战的主张正确，它也使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寻找盟友的目光转向苏俄——一个由本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本国土地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它宣布不仅在国内要实行社会主义、在国际上还要同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运动和全世界的革命运动联合起来。苏俄还显示出革命能够抵挡外国干涉，它挫败了大大小小十四个外国的武装入侵。它还宣布废弃沙俄像其他帝国主义一样迫使中国同意的租界、治外法权以及其他半殖民地特权。“看来很自然，作为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孙逸仙博士会使自己对苏俄发生兴趣。”这是一位外国作者（他本人很保守）在所写的孙中山传记中的话。① 　　①孙中山着《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忆》（英文），伦敦出版，原书无出版年代，但有孙中山所撰引言，日期为191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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