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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1921年12月，孙中山移驻桂林，设大本营，准备挥师北伐。庆龄随同行动，负责红十字会救护伤兵的工作。 　　据孙中山侍卫长马湘（加拿大出生）回忆，在桂林期间，孙氏夫妇曾经有过一次非常难得的完全休息。庆龄有事回穗一行，她回来时，孙中山去接她，然后他们乘船游览漓江，观赏两岸的秀丽景色。马湘说，他们一连几个小时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高耸入云、千姿百态的层峦叠嶂。孙中山足迹踏遍全球，但看到这里的山水不禁感叹道，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同这里媲美。① 　　①《孙中山选集》，第425页。 　　（五）参加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的会谈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1921年12月23日开始，孙中山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远东代表马林（本姓斯尼夫利艾特，荷兰共产党员）在桂林举行了为期5天的历史性会谈，宋庆龄参加了这次会谈。 　　马林曾在印度尼西亚（当时称“荷属东印度”）参与独立运动，并曾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12位代表（由约50名成员选出），其中有来自湖南省的毛泽东和较为年长的董必武（他原系同盟会会员，孙、宋结婚时也在日本）。 　　1921年作为马林翻译来到桂林的还有23岁的张太雷。他是个学者的样子、风度翩翩、活泼健谈，据见过他的人说，他说起话来眼镜片后的目光四射、两道浓眉时起时落。他可能是宋庆龄会见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也是第一个对苏联有第一手知识的人。他在五四运动中是积极分子，并因此而激发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他曾在共产国际及其远东书记处（设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工作过一段时期。 　　张太雷同宋庆龄的共同之处不仅在于年龄相近（他比她小5岁），还在于两人的英语都极流利。在好几年中，英语是中国同欧洲革命者（包括俄国人）之间主要的交流工具。 　　英国和美国在中国推广英语教学的本来目的主要在于把户国那些有钱有势的家庭在商业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同这两个国家联结在一起。但有讽刺意味的是，英语在中国却发生了同原来目的背道而驰的作用，正像中国不少有钱有势的家庭的子女却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历史总是按它自己的规律发展的。 　　陪同马林从上海去桂林的还有两个国民党人——陈友仁（尤金·陈）和李禄超，以便引见他们的党的领袖。有趣的是，马林去桂林是因孙中山驻沪代表张继的建议，由国民党邀请的，而张继的认识马林则由于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创立者之一李大钊的介绍。由此可见，国共两党的关系那时已颇融洽。而马林则在印度尼西亚曾促成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合作，所以他是最早主张在中国也实现同样合作的人。 　　在宋庆龄参加的孙中山一马林会谈中，马林提出两点建议，为孙中山所接受，并从而产生了历史性的后果。第一点是国民党要改组成为一个联盟性质的政党，能够团结一切社会阶层（特别是工农）的进步力量。第二点是建立一支由革命党领导并忠于党的思想的新军并创办军官学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为这支新军培养军官。革命不要再依靠任何一个军阀。 　　同马林的会谈不是孙中山同共产国际的第一次接触。一年前，孙在上海曾同格里哥里·维金斯基（中文名字“吴庭康”）交谈。①维曾帮助陈独秀（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前导。他是1913年从沙俄移民到美国的工人，在那里学了英语、参加了美国社会党，直到十月革命后才于1918年回国，成为一个活跃的共产党员。这个年轻的俄国人当时才29岁，同宋庆龄差不多年纪。 　　①据马湘着《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收入论文集《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 　　国民党人和早期的共产党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关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最初几次会议是在戴季陶的上海寓所举行的。在孙、宋结婚的时候，戴是孙的亲密信徒，也是孙氏夫妇的私人至交。（后来，他成为出名的国民党左派；再后来又一变而成极右派。）参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还有邵力子。他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后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但后来又回到蒋介石阵营中去，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再度同共产党合作。第三位是法学家和教育家董必武，他参加共产党后从不动摇，参加了红军长征，逝世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22年4月，孙中山会见的俄国人中有塞尔盖·达林——他是“青年共产国际”派来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达林当时年仅21岁，但已有几年革命活动的经历，并成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成员。他们会谈时，庆龄也在座。至于谈话的主题，据达林回忆，孙中山对苏联红军的组织和政治教育特别感兴趣。① 　　①参看《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维金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及上引威尔伯所着传记。 　　很明显，孙当时想得很多的是组建一支革命的军队，而不是一支只起辅助作用的军队。 　　（六）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新的观念也正在孙的心中酝酿。他在同马林会谈后不久，在桂林发表的一篇演讲中说：“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① 　　①达林着《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十章“与孙中山最初的几次谈话”，第99～108页。 　　关于革命的纲领，他正在走向以后在20年代中期提出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不可避免地不仅发展了、而且是改造了本世纪初他所提出的旧三民主义。 　　首先是民族主义。它最初只是反对清朝统治并谋求国家的独立富强，办法是实行现代化——大致相当于“西方化”。现在，民族主义有了新的锋芒，即反对帝国主义，正如宋庆龄回忆孙中山在一次谈话中所说，“‘俄国革命成功……为中国树立了一国如何摆脱外国侵略与不公正的枷锁的榜样。’”① 　　①《实行三民主义改造新国家》，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37页。 　　民权主义也不再把西方看作模范，这一点从前面所引孙中山关于旧式的和新式的共和国的讲话中可以得到证明。 　　民生主义是社会一经济纲领，它不可能不受到苏俄的实践的影响。孙中山对于列宁在内战时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之后采用“新经济政策”特别感兴趣。孙中山经常在思考的不仅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所受到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待遇，他同时在思考中国社会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特别是穷人的困苦境况。他看到民族的不幸和社会的不幸是相互联结的，除非两者都被消除，要想消除其中哪一种都是不可能的。宋庆龄在一篇记述孙中山的文章中写道：“据马湘……回忆，1916年在上海时，有一次，我跟随先生步行至愚园路，他忽然指着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对我说，‘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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