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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到1925年5月，广州工会会员达到54万人（这个城市当时工业较少，大部分会员是运输工人和小工厂及手工业工人。） 　　另一方面是动员更多知识分子，参与新的革命高潮。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庆龄陪同下到广州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岭南大学对学生发表演讲。这里的学生大多出身富裕家庭，但当孙中山勉励他们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①时，全场报以热烈欢呼。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上学时，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对留美的中国学生发出过类似的号召。但她当时只谈到现代化而没有谈到革命。现在，岭南的学生们看到在革命领袖孙中山身边的是他的年轻美貌而又富有奉献精神的妻子——在年龄和社会背景上都使他们感到新鲜——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即：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理想应同正在进行的革命相结合。 　　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疑是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此文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均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五）历史性的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第二年，即1924年，是关键性的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孙和庆龄以往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一年的发展作准备。元旦，孙中山主持群众大会，庆祝新命名的“国民政府”成立。会上，宋庆龄为一年半前在陈炯明叛变时保卫总统府有功的将士们授勋。人们普遍承认，在那次事变中，是宋庆龄挽救了孙中山的生命、从而挽救了革命，因此，即使是国民党中的保守派现在也不再反对他们的婚事了。从前还有人故意地称她“宋小姐”，现在普遍称她“孙夫人”了。她经常在公开场合与孙中山一同出现，对于中国领导人的妻子来说，这样做是不寻常的，但现在大家都认为是合适的了。她赢得了声望。 　　对国家和社会来说都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在1924年1月下旬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距孙中山同越飞和李大钊会谈不过一年时间，孙的新路线（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就被正式订定为党的方针。按照协议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领导人中，作为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李大钊、林伯渠等。林是老革命者，孙流亡日本时，他也在那里留学。李被孙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另一位代表是毛泽东，当时31岁，与宋庆龄同年。由孙提议、经大会通过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24名委员中，有3名共产党人，最著名的是李大钊。在17名候补委员（也由孙提议）中有7名共产党人，所占比例比正式委员大三倍。毛泽东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瞿秋白、林伯渠（祖涵）、张国焘等。 　　在国民党的最高职能机构中央党部中，担任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的都是共产党人。工人部长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的好朋友廖仲恺。这三个重要部门的秘书①都是共产党人（农民部的秘书是彭湃）。这些人事安排显示，孙中山希望通过注入共产党人新血液使他的党重新振兴。 　　①按当时的组织系统，秘书的地位仅次于部长，而在各部门干事之上，实际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译者 　　在国民党一大举行期间，列宁在莫斯科逝世，大会为此体会三天，以志哀悼。2月24日，国民党举行大规模的追悼大会，高层干部全体出席。孙中山在宋庆龄陪同下到会。大会由廖仲恺——国民党这次改组中的关键人物——主持，祭坛正中上方悬挂着孙中山亲笔书写的祭帐“国友人师”，表达了对列宁的敬重。 　　孙中山以充满深情和政治含义的文字作了一篇文言文祭文：“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恨，我了百厄；所冀与君，并轨并辙。敌则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① 　　①中文引文据《宋庆龄年谱》，第42页。 　　正如在孙中山坚持下国民党一大所通过的宣言及决议那样，他这篇对列宁的悼词也显示出自从“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以来形势发展之快。那时他还在小心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新的道路，现在他成了在这条道路上走在最前列的发言人和组织者。 　　（六）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在孙中山艰难探索并承受各种压力的过程中，宋庆龄采取了什么立场？虽然她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言论，但她后来坚定明达地保卫三大政策的行动表明，她是一开始就拥护三大政策的。她最要好的朋友和伙伴是廖仲恺和他的妻子何香凝——他们都是三大政策的卓越的支持者，还有就是鲍罗廷夫妇。她自己的回忆是这样说的： 　　“在这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可是孙中山是吓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① 　　①原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5日。参阅尚明轩着《孙中山传》，第280—281页及达林着《中国回忆录》（中译本），第147页。 　　一位美国的传记作者（她的思想一点也不左）在本世纪30年代写的一本孙中山传记中说，宋庆龄“在事实上已成为孙中山同青年运动之间的联络官”，“她在孙晚年的政治方向上有实在的影响，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① 　　①《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载《宋庆龄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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