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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孙中山关于国事的最后的话是：“和平……奋个……救中国”。①3月12日晨，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还只59岁，他同庆龄结婚还不满10年。 　　①据李荣回忆，见前书。 　　孔祥熙等人曾宣称，孙中山在病危时曾确认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并要求按基督教规行葬礼。宋庆龄对此断然否认： 　　“我必须告诉你①，曾经有过一种谣传，说孙中山在弥留时要求把他葬在一处基督教公墓并由基督教会主持葬礼。这完全是假的。孔祥熙和孙科听了许多朋友的话，曾坚持要在协和医院小教堂举行一次基督教追思礼拜，藉以证明孙中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①“你”指本书作者爱泼斯坦。——译者 　　“由于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坚持，确实在医院教堂里举行了一次礼拜，但其他的更大范围的悼念都是非宗教性的。”①表团转递，而只能是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收到后提交给中共代表团的、1991年3月1日北京《人民政协报》报道了这一发现并刊登了第二封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同年3月12日，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信的全译文。承有关人士协助，本书作者得到了两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这些信件的存在外国学者过去是知道的，如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美国学者莉迪亚·霍罗布尼奇、艾伦·惠廷和马丁·威尔伯在他们有关孙中山和中苏早期交往的著作中都曾提及；据《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1951年版）记载，张继（溥泉）曾奉孙中山命带信到北京给越飞（经对照即12月20日一信）。但这些书籍中都只引述了片言只语，而非全文，有的连日期也难以肯定。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 　　①关于孙中山从病危至逝世的详情在许多书仍中都有记载，绝大多数都是照抄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发表的公报，这份公报由当时在场的孙科、孔祥熙、宋子文、邹鲁和汪精卫签署。本书所用有关这方面情况的材料，除另有注明者外，也是根据这个公报。孙中山政治遗嘱是由汪精卫及其他人（有人说是鲍罗廷）起草的，最初在2月24日读给孙中山听，并得到他的同意。他在3月11日在三个遗言文件上签字。 　　※第七章　继承孙中山的遗志：1925～1927年 　　孙中山去世时，庆龄32岁。 　　在感情上，她是被摧垮了。在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共担革命的风浪和无休止的工作，也共享家庭的温馨和幸福。现在，她失去了她的丈夫、她的领袖、她的导师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她父亲般慈爱的人。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她显得那样稚嫩脆弱，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由于过度的哀伤而憔悴，使人见了心碎。从此以后，每逢孙中山的忌辰（3月12日），她总是尽可能地避免参加任何公众的纪念活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念沉思。 　　（一）化悲痛为力量 　　但是，在失去亲人后几星期之内，在一次新的民族危机中，人们心目中的她的形象就将改变。这位哀痛欲绝的年轻寡妇，在面对新的考验时，将站起来充当捍卫孙中山革命遗教的生气勃勃又富于号召力的战士。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她将继续担当这一重任并显示出罕见的坚定性和勇气。孙中山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成了经常激励她的力量。在没有他给以指点的情况下，处于逆境、冲突和危机之中，她将需要就“站在什么立场上”、“做什么”这样的重大问题自己作出决定，并在以往没有过的新情况下，把孙中山的旗帜和理想（如他晚年所加以完善的）推向前进。她将不把他的遗教看成是静止的、永远供奉起来的圣人之言，而是作为继续努力寻求革命胜利之路的挑战，这一革命的社会基础要不断扩大，并要同国内外最先进的、始终如一的革命力量进行合作。 　　有些领袖人物死后很快就被人遗忘，另外一些则仍然激励着未来。就孙中山而言，他是属于后一种情况的。这一点从他临终前签字的遗嘱以及人民群众因他的逝世而立即迸发出来的感情浪潮就可以看出来了（在他没有当过政的地区也是如此，更使人印象深刻）。 　　在北京，孙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入殓，移灵城内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尽管多年来他的活动限于南方的广东省并有时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闭门家居，他在全国的声誉从群集吊唁的成千上万人中充分反映出来。当移灵香山碧云寺时，送灵的队伍超过30万人，从天安门旁的中央公园出发，其中不少人全程步行约30公里，一直送到寺内。 　　宋庆龄乘坐马车，紧跟在灵车之后，她的哀伤沉默引起了人们的同情和尊敬。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轮流守灵（庆龄同弟弟宋子文是一班），其中有汪精卫（当时被普遍认为可能是孙中山的政治继承人）、何香凝（她的丈夫廖仲恺因公留在广州）、于右任（老革命家、来自西北、孙与冯玉祥将军之间的联络员），还有孙的儿子孙科、庆龄的姐夫孔祥熙等。 　　在主要的送殡者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共产主义先驱者、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关于他同孙中山的友谊和合作，前面已有叙述。在孙中山到京患病后，国民党曾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紧急会议，李是新增的五个成员之一。 　　在送殡行列中脱帽步行的还有苏联大使加拉罕和使馆工作人员。苏联大使馆是驻京外国使团中第一个为孙中山逝世下半旗致哀的，其他使团过了一天才有点勉强地跟着这样做。 　　军阀政府的官员和列强的代表对这位“共和国之父”表示敬意完全是表面文章，因为，正是他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军阀统治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赋予帝国主义的特权，并且亲自为此而奋斗，临终前又把这一任务写人遗嘱。特别使他们感到惊恐不安的是，在军阀及其外国后台老板掌权的首都，居然有如此众多的人民敢于出来参与悼念。这样的事情所以会公开发生，是由于具有爱国精神和有远见的冯玉祥将军进了北京，暂时改变了这里的权力平衡。孙中山是冯电邀北上的；他的两个临时的保守派盟友——执政段棋瑞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同意这一邀请是由于他们想使孙进入他们的网罗，从而“驯服”他。对冯玉祥，他们已在暗中加以排挤。 　　孙中山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洞察了他们的计划并予以唾弃。在他们所控制的首都，即使是他的丧事，也没有受他们的操纵或包围，反倒成了振奋人心的大事，人民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把当权的反动派孤立起来了。 　　在上海及其他由旧势力统治的城市所举行的群众性追悼大会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亿万人心中，孙中山不仅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重整这个国家的先驱。他不带一兵一卒、只身北上，是为了想商讨如何和平地完成这一任务。现在这一努力失败了，那末跟着要来的很可能就是正在南方组建的新军的北伐了。一切迹象显示，这支军队将会受到广泛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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