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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这些破坏分子现在仍然存在。“五卅惨案”之后，由上海各界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其主要内容为上海总商会及北京军阀政府所阉割。原来关于取消治外法权及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其他特权的要求，被篡改为对惨案受害者赔偿和道歉、在不平等条约的框架内改善对中国人的待遇。① 　　①本节曾参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傅道慧的文章《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的第一次战斗——在五卅斗争中》（中文原稿），此稿系由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协助提供。引文据《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6月），《宋庆龄选集》，第7—8页。 　　正是在这样一种一方面有人竭力冲淡革命、另一方面群众运动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宋庆龄开始了鲜明有力地捍卫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的斗争。 　　所有这一切显示，她这篇谈话的水平已经大异于仅仅几个月前她在神户女师的演讲，更不必说她在求学时代的文章了。它的内涵已不止是倾向进步的情绪了。它已刻划上一个经过了锻炼的革命者的标志——既有战略意识，又有战术观念，并能指示行动方向。这里所表现的思想和行动同中共中央“五卅宣言”的内容相近。庆龄同中共方面可能商量过，也可能没有，但两方面有共同点是肯定的。 　　这样，宋庆龄在国事中作为一种响亮的声音出现，不像通常所假设的那样是在1927年中期反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开始，而是要早两年多，即1925年春季。 　　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在上海主办了一张新的日报，作为“五卅”后群众运动的喉舌。负责编辑的是孙中山和她的朋友、高个子、有学者风度、原则性强的杨杏佛。（杨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和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生，在孙中山最后一次北上时任秘书，后任治丧委员会总干事。他是纯真的国民党左派，若干年后因他无畏地同宋庆龄合作，保卫人权，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而被暗杀。） 　　宋庆龄在1925年7月2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孙中山在1923年12月不顾列强武力威胁，力争两广“关余”的英勇事迹，以作为始终如一的爱国者的楷模，使那些在帝国主义面前畏功不前的软骨头感到羞辱。（当时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操在外国人手中，海关税收先要偿还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对外国的赔款，所余部分称为“关余”，交给北京政府。） 　　她写道，“孙中山先生始终认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独立之大敌，而英人侵略中国之在华大本营实为海关……中国关税虽名为各国协定，而握海关之大权者实为英人。首订致中国经济政治于死命之不平等条约者，亦为英人。自有海关以来，总税务司皆为英人。” 　　“孙先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命令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以两广关余拨交广州政府，而安格联之答复则谓彼仅能服从北京政府之命令……广州海关收入，落于非法北京政府之手，用以攻打广东。” 　　“不得满意之答复，先生乃派员接收海关。公使团受英人指挥与煽惑，立即调遣军舰驶入广州……同时武装之英兵在沙面登陆。” 　　当时英国历史上第一任工党政府刚刚成立，广州革命政府还曾致电祝贺。孙中山至此再电英首相麦克唐纳，指出工党乞灵于“炮舰政策”实属不当，但不得要领。 　　宋庆龄回忆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有英国访员见先生，问以如列强阻止其截留海关收入之计划，先生是否将与列强宣战（时停泊广州之军舰炮舰计英四、美四、日三、法二人先生答曰，吾虽不能胜此武力，然败于列强亦为荣幸。” 　　美公使舒尔曼奉命至广州调停此事，孙中山告诉他，如果美国真像舒尔曼说的那样一贯公正，那就应该把各地美租界归还中国，而不是像它所做的那样，交给其他列强。“美国以所窃之物让请他贼，以避谴责，实所不解！要知窃盗者以所盗财物置诸他盗之手，在法律与公道上绝不减少其窃盗之罪。” 　　宋庆龄最后说，“先生在广州一隅，仅凭公理民气与列强之武力相周旋，英美舰队林立，始终不为所屈，……虽关余问题国中国之不统一卒未解决，然中国人之不可侮，帝国主义者武力之不足畏，先生已以身作则昭示吾人矣。今举国痛公理之不伸，民族之受屏，皆毅然挺身以战强权，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先生有知，地下亦当含笑矣。”① 　　①经过删减的要求包括：在上海公共租界取消戒严，释放被捕华人，对开枪杀人的责任者撤职交付审判，参加抗议罢工的工人复职并照发原工资，华人房地产主参与租界行政管理，在租界内集会出版自由等。 　　（三）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支持群众运动 　　宋庆龄不仅紧握、而且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孙中山当年所想的，主要在于如何使群众运动帮助和重振国民党。现在对宋庆龄来说，问题在于国民党如何完成它对群众运动所应负的责任。 　　这同群众运动前所未有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在群众运动中，现在是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在担当着领袖的角色。它使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处于守势，这是从未有过的， 　　1925年6月19日，在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10万多工人罢工。他们提出的要求，包括全国性的五卅运动的要求和对香港政府的要求。不顾港英当局掌握紧急状态权力，大量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受到革命政府的热烈欢迎。 　　6月23日，广州举行了支援五卅运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工人，学生、市民和郊区农民共约10万人参加，殿后的是由黄埔军校师生（其中有周恩来）约千人组成的小分队。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驻守在沙面的英、法两国水兵向游行队伍开枪扫射，死52人、伤170人（轻伤不计在内）。这是五卅惨案暴行的重复，而且规模更大。 　　美国总领事道格拉斯·詹金斯是这一惨案的日击者之一。他是不可能偏向于中国游行示威群众的，但他在报告中也说，游行是秩序井然的，而早在游行之前“（沙面的外国驻军）就在各战略要点设障筑塞”。在沙面对岸，游行队伍“可能因为前面有些拥挤而停止行进”，于是，“响起了第一枪……很快到处都开起枪来……紧密的枪声持续了约15分钟……奇怪的是，欧洲人死伤很少。”[据一个外国消息来源说，在沙面死了1个法国人、4个英国人，对岸的中国人死了50个，伤者更多。] 　　“很难说究竟是哪一边先开的枪”，①詹金斯的话说得很圆滑，但他自己的叙述不会使人怀疑是中国人先开的枪，因为中国人没有任何要进入沙面的动作，而且他们在自己这一边丝毫没有设防，以对付沙面岛上由沙包堆成的机关枪窠。 　　①《为两广关余向英帝国斗争的孙先生》，《宋庆龄选集》，第9～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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