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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但上海的情况却非蒋介石始料所及。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不是由军队而是由周恩来为首的地下共产党员领导的工人武装起义，从军阀统治下夺取过来的。1926年10月，上海工人就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因组织不善而告失败。1927年2月的第二次起义虽然准备工作较为充分而且有30万人参加罢工，但仍被镇压下去。惊惶失措的军阀当局使用了极为残酷的手段，许多共产党人的首级被割下来挂道旁示众。8月21日，全市再度实行总同盟罢工，80万人参加，第三次起义开始。到23日，军阀部队逃离上海。中国第一大城市——除外国租界外——归于工人手中。 　　上海的大银行家和大买办们（绝大多数已住进租界）被工人起义吓坏了。中小工商业者对“赤化”和列强干涉也存在恐惧心理，所以当这些中间分子被邀请派代表参加新的革命的市政府时，他们都不敢参与。胜利了的上海工人仍然把国民革命军看作是自己的队伍，正准备热烈欢迎。而上海大资本家的密使也已到了总司令部谒见蒋介石，请求这位总司令赶快派兵到上海来解除工人武装，把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作为回报，他们答应给蒋大量财政援助，并告诉蒋，已有外国重兵驻守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将保持“善意中立”。 　　蒋答应了这笔交易。经公共租界工部局主席美国人斯特林·费森登和法租界当局同意，由蒋向上海“青帮”头子、贩卖鸦片起家的杜月笙（蒋曾是他的门下）供应步枪5000枝和其他装备。按照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任何携带武器的中国人本来是不许通过外国租界的。但现在他们自己却违反这一规定，让杜手下的人带着蒋供应的武器、乘坐他们提供的有篷卡车通过租界①。工人纠察队受到来自背后的突然袭击，有的被抓住斩首，有的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反动派的子弹击中牺牲了。 　　①这次在武汉举行的全会由于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的努力，通过了一系列决议，重申孙中山三大政策及国共合作，强调发扬民主、提高党权、实行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军事独裁并大大限制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权力。 　　（二）坚决回击蒋介石的叛变 　　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一天。蒋介石派出自己的军队去对付为他扫清了进城道路的工人群众，屠杀了数千人。根据他的密令，由国民党右派军官指挥的部队在南京、广州和农村地区也进行了同样的大屠杀。 　　早在3月20日曾发生过一起“南京事件”。据说有几个外国侨民被蒋的士兵杀害，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西方列强军舰就开炮向城内猛轰，大批中国人死难。事后，英、美、法、意等国向蒋发出了最后通牒。但在蒋叛变之后，就再也不提起这份最后通牒了。原来，这些外国的行动和威胁不过是对蒋和国民党右派发出的讯号，告诉他们现在已是他们放弃反帝、把枪口转向自己同胞的时候了。当时英国外相奥斯汀·张伯伦后来确实曾在下院吹嘘道，英国的目的是“帮助保守派对付激进派”。 　　也是在4月间，在蒋发动上海政变之前几天，首都北京的军阀政权同所谓“条约国”外交使团合作进行了一项反革命行动。这个外交使团把外交豁免权本来是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但这只是对他们自己而言。苏联大使馆在“使馆区”内，而“使馆区”是由他们管理的，他们却违反外交豁免权，允许军阀政府的警察对苏使馆大事搜索并取走了文件，抓走了19位中国进步人士。这些文件有的后来公开发表（夹杂着另外一些显然是伪造的文件），作为破坏中国现存秩序的“布尔什维克阴谋”的证据。被捕的人大多是上一年“三·一八惨案”（军阀政府用机枪扫射举行反帝示威的群众）后到苏使馆避难的。他们被捕后很快被绞死。 　　主要的牺牲者是李大钊。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位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五四运动”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进行合作的谈判代表、国共两党北方组织的领导人。他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朋友，也是毛泽东的朋友——“五四”时期毛还是一个青年时曾在北大图书馆在他手下工作过。他就义时同平时一样，满怀信心，无所畏惧。当时他还不到40岁。中国革命所遭受的损失没有像他的牺牲那样令人极度悲痛。宋庆龄深深地悼念他。① 　　①约翰·B·鲍威尔着《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英文）是一个美国人的亲身见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本来是蒋的崇拜者，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义愤填膺。 　　4月18日，距“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不过几天功夫，蒋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国民政府”。这一对武汉政府（他是由这个政府委派任职的）明目张胆的篡权和反叛行为却成了他的政权宣称具有“合法性”的基础。 　　蒋叛变之后，革命的政治联盟又维持了3个月，但只是在武汉政府的辖区之内。它的成员现在只剩下“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武汉政府下令将蒋介石撤职，他就用封锁来对付武汉，切断武汉同上海及长江下游的交通。武汉有许多原料来自这些地方，大部分产品靠长江外运，因此被封锁之后市场短缺现象日趋严重。工商业者开始抱怨经济萧条，工人农民则变得越来越激进，不断加强他们的组织。北伐的军队继续从武汉向北挺进。在这些军队中，有一部分小地主和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军官，希望仿效蒋介石的榜样。在武汉政府内部，这时又有了一个新的领袖汪精卫。他是当年4月从欧洲回来的。作为一个一度被认为是孙中山的“天然继承人”的他，本来是可以为武汉的左派增添威信的。但他的“站在左边”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对手蒋介石站在右边的缘故。 　　在这样的形势下，宋庆龄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政治象征，因为她是孙中山的夫人，她坚持孙中山的原则，并且在孙中山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同他在一起。那些嫌她碍事的人想破坏她的名声，或者把她拉到他们一边去，至少也要使她保持中立。但她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革命遗教，站在武汉政府一边，反对蒋介石。4月22日，她联署了一个给全国各地的通电，尖锐谴责蒋介石在上海的叛变。在这封通电上签名的还有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及其他国民党左派，以及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他们在通电中指出，“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皆麇集于其（反共”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①武汉及由武汉政府领导的地区开始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群众运动，要求深化革命，作为对反革命的最好回答。 　　①文森特·希恩在《个人的经历》中说，李大钊有一位女儿同时被捕后也被杀害。本书作者最近从李大钊外孙女贾凯林处欣慰地获悉，这是讹传。贾在1992年3月5日的信中说，李的夫人赵纫兰和长女星华（贾的母亲，时年16岁）、次女炎华（时年12岁）均在1927年4月5日与李同时被捕，但在4月28日下午获释回家。次日阅报始知李已于28日上午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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