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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阿基姆娃还叙述了另一种集资的办法。宋庆龄曾组织过一次晚会，到会的有武汉党政领导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也在内）。表演者中有专业演员，也有业余演员（包括领导人的子女）。后者中有陈友仁的两个女儿思兰和玉兰，她们是用英语演出的。思兰后来回忆道，她们异想天开，“把在伦敦学来、后来又在特立尼达‘炒冷饭’的一些圣诞节上的童话剧改头换面一番……观众对我们这两个小女孩的努力表现出高度的容忍……” 　　话很轻松，但形势是严峻的。陈家姐妹两人也参加了医院工作。“我们坐在过道里，制作药签和绷带……尽管设备和条件非常原始落后，这里是全省最好的一家医院。起初，看到人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很害怕，但过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 　　阿基姆娃则观察到宋庆龄在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思想，她能把不支持北伐的个人和组织也动员起来参与人道主义的工作，如伤兵救护。教会办的医院除伤兵救护外，还参加了为伤兵募捐的工作。思兰也提到，“一组美国医生和护士刚到汉口负责伤兵医院的工作。”①她还说，宋庆龄“知道怎样做最合适……（她）邀请了所有外国领事官员”参加一个红十字会办的游园会，在经济上收获不小。美国外交官约翰·卡特·文森特后来回忆说，他当年曾参加这个游园会，宋的美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①马克·卡扎宁着《中国在二十年代》（俄文），第266—267页。 　　所有这些活动——目的明确，气度恢宏——预示着在以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将从事的类似工作。 　　在武汉的医院里，宋庆龄不但做医疗工作，还做政治工作。在一所医院里，伤兵们用手榴弹威胁医务人员，几乎闹出事来。国民革命军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宋庆龄赶到医院，以热情的、同志式的态度同伤兵们谈话。宋庆龄说：你们在前线负伤流血，回到后方来，没有很好地关怀照顾你们，我们感到遗憾，也十分难过。她接着说明了这次北伐对国家民族的重大关系，对伤员们晓以大义，又热泪盈眶地表示同情与关怀。负伤官兵听了之后，深受感动，闹事立即平息。后来查明，这次闹事是南京蒋介石方面派人来暗中唆使的，以打击武汉政府。邓、宋的热情和勇气帮助挫败了这一阴谋。① 　　①参见上引陈思兰著书，第83—84页。 　　（五）在武汉的中外革命友人 　　在武汉，同在广州一样，宋庆龄常常同她在国民党左派中的至友何香凝见面①。她也常同中国共产党人见面，其中有些年纪较大的如林伯渠、董必武和吴玉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她同孙中山在日本初结婚时就认识了——那时他们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其他有一些年纪较轻、但也是中共的创始人，包括有才华的湖南人蔡和森（1890年生，1931年为蒋介石杀害）、他的妹妹蔡畅、张太雷；还有刘少奇和苏兆征（1889年生，1929年为蒋杀害），他们都是工人运动的领袖（苏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并都参与了最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另外一位有来往的共产党人谭平山，时任武汉政府农业部长。毛泽东她在广州已经认识，在武汉又有了更多来往。 　　①陈翥云着《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时的一点回忆》，载《邓演达》，第71—76页。陈当时任总政治部卫生股股长兼农民运动讲习所医务主任。 　　她来往的人中还有苏联人，如鲍罗廷等。 　　最后，还有不少西方人，主要是记者。宋庆龄在武汉一个日趋繁重的重要工作是为中国革命进行国内和国际宣传，她同革命政府办的英文日报《国民论坛》关系很密切。这张左派报纸最初由陈友仁创办，在军阀统治的北京出版，备受迫害，有一段时期靠一对美国夫妇威廉（比尔）和雷娜·普罗梅帮助支撑。后来，他们把报纸迁到广州，以后又迁到武汉。雷娜成了宋庆龄的亲密朋友。她那时约30岁，她的父亲是芝加哥一位相当富裕的犹太人粮食经纪商，她在大学里是一个很出众的哲学系学生，她有许多朋友是激进的、先锋派的作家和艺术家①。比尔比她大7岁，自学成才。他父亲是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德国移民，曾经希望他成为一名路德教会的牧师，但他却成了一名左翼新闻记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苏维埃革命及其后的暴风雨年代里，他们在思想上趋于成熟。在武汉时期，他们的工作很多，也很重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写道，“他们向美国发出的电讯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使美国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据以制止对华武装干涉……他们两人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然而与国民党左派站在一起……左派本身停止活动以后，他们依然维持这一左派通讯社，继续工作。”在斯特朗看来，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堪与另一美国人约翰·里德为俄国革命所作的贡献相媲美”② 　　①当本书作者有一次向廖梦醒问她母亲何香凝同宋庆龄的关系时，她马上回答说，“她们就像亲姐妹”。 　　②关于雷娜·普罗梅的家世和性格，资料来源除已说明者外，还有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的《中国革命的友人》（英文原稿）及陈思兰前引书。 　　促使普罗梅夫妇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他们是在北京认识的。李大钊因被军阀政府通缉，避居苏联大使馆。雷娜是美国人，所以行动比较自由。她每天去苏联使馆，成为李大钊同北京的地下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她本人不是共产党员。当时在北洋军阀眼中，共产党同国民党同样“捣乱”，所以受到同样的迫害。国共两党的政治和军事合作不仅限于在广州革命根据地，在军阀统治区的地下活动中也是如此。各处的共产党员同时都是国民党员，李大钊是中央执行委员，领导着北京的国民党组织。 　　在这里，人们应当看到，在那时的中国革命事务中，英文不仅是一种宣传媒介。它还是中国革命者同外国友人（包括苏联顾问）之间、以及外国友人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孙中山同列宁和“苏俄外交部的〕齐契林之间的通讯是用英文的（由此几乎可以断定这些信件最后都是由宋庆龄定稿的）。孙中山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代表们谈话也都是用英语的。他们之中有1922年在桂林会谈的马林和在广州首次会见的达林、1923年会谈的越飞，当然还有担任国民党总顾问的老芝加哥人鲍罗廷，更不用说担任共产国际使节的印度人罗易了。在这些谈话中，大多数情况下都由宋庆龄担任纪录或其他辅助工作。 　　在中国和俄国革命者早期合作的年代里，只有极少极少几个人懂得对方的语言，所以英语——流利也好、半通不通也好——就成了主要联系纽带。英语说得很流利的有维金斯基，他在接触孙中山之前曾帮助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列席1921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像鲍罗廷一样，他曾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参加过美国社会党，十月革命后返回俄国。达林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他是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过去从来没有离开过俄国，因为奉派到中国来工作，才进了一个速成班学习英语。他还讲过二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有两个中国共产党员，一个会说一种中国方言和一点点俄语，另一个会说另一种中国方言和一点点英语，于是这两人只能靠达林这个外国人来相互沟通，他的俄语当然没有问题，又匆匆忙忙学了点英语，所以还能勉强对付。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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