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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十）宋庆龄在家中 　　这一章的内容大部分是政治性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关于她在生活方面的一些具体事情。 　　这段时期，她仍住在莫里哀路寓所。社会各界人士常来拜访。除非她要他们在一起进行某件工作（如淞沪抗战时的伤兵救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争取对它的支持），她对来客总是严格地分别会见，即使这些人原来相互认识、观点相近、她也信任他们。 　　陈翰笙曾回忆起一件事情，可作为她非常谨慎的典型事例。有一次，他到她寓所时，遇到杨杏佛，正要离去。虽然他同杨是朋友，她却从未对他提起过杨的来访。① 　　①据陈翰笙1988年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她养成这种习惯可追溯到早期孙中山对她关于秘密工作的教导，后来又由于在白色恐怖下她不得不谨慎行事，特别为了保护那些比她更容易受到伤害的人们。 　　同她的兄弟姐妹之间，虽然在政治上有分歧，她还是保持了一些私人之间的来往。兰德尔·古尔德写道——作者可能有某些情绪上的夸张——在那些气氛紧张的年代里，他有一次碰上宋氏三姐妹从她家寓所的楼梯上一起下来，边跑边说，就像三个女学生。①这当然不是说她们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放弃了什么东西。宋氏的第三代（特别是孔家的、也就是她大姐霭龄的孩子）到庆龄家去总是受到欢迎的，孩子们也都喜欢这位姨妈（姑妈），以至于霭龄最后不许孩子们到她家去，怕孩子们告诉她太多关于孔家的事情。② 　　①前引古尔德书。 　　②80年代陈思兰（陈友仁之女）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在各方面的外国友人中，最常去她家的是史沫特莱和伊罗生夫妇。 　　慢慢地又有一些苏联朋友到她家去。蒋介石虽然在反共这一点上毫无改变，但由于面临着日本进攻的威胁而苏联又是唯一坚决站在中国一边的国家，所以同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宋庆龄认识了新的苏联大使季米特里·博戈莫洛夫①和一些使馆人员，并且很喜欢他们。上海的苏联总领事馆人员也来看望她。 　　①博戈莫洛夫后来在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中消失了。若干年后，宋庆龄在一篇关于苏联外交活动的文章中看到了“博戈莫洛夫”这个姓，高兴地以为她的老朋友恢复了自由和工作——但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同姓的人。（1942年11月7日给耿丽淑的信） 　　在那些日子里，只要可能，她就同朋友们出去。斯诺第一次会见她是在她家附近一个她所喜欢的“巧克力店”里。①后来，她经常在家会见斯诺和他的第一个妻子海伦（绰号“佩格”、笔名“尼姆·韦尔斯”）。斯诺从这些访问中看到了她当时生活方式的片断。他在1933年写的报道中说，她的住所是“一座朴实的小房子，毫不起眼地坐落在一小块土地上”，室内陈设“简朴，而且有某种中国式的舒适，但一点也不奢华”。 　　①见斯诺着《她为中国千千万万群众而战斗》（英文），《纽约先驱论坛报》（星期日增刊），1933年8月6日。在他的《复始之旅》一书中有三章是专门写宋庆龄的，但这些是二十多年后的回忆，所以我在这里只引用他当时写的报道。 　　关于她当时的经济状况，他写道： 　　“……那些孙博士没有卖掉去用于他的伟大事业的东西，都由他的遗孀处理了……她每年的收入微薄，但除了留下少得可怜的一点钱之外，其余都送给了别人。” 　　于是他得出了结论： 　　“一位中国政坛人物的遗孀的命运如此，真是奇特！在中国，如同在世界许多地方一样，政治是一种‘捞一把’的玩意。得了肥缺的官员们在几个月里就发了大财，然后退休……住进公共租界，同上等人交游。他们的住所像宫殿，他们的老婆手上戴满了钻石和翡翠。” 　　至于庆龄本人（她当时已年过四十）： 　　“她为丈夫的理想所进行的斗争是艰苦的、令人惊叹的。在斗争中闪耀着的是一位非凡的女性的光芒四射的品格。她富于热烈的人情、待人极端的诚恳、才华横溢、痛恨欺骗和伪善……中国工人的痛苦就是她自己的痛苦。我记得有一次当她听到上海一家工厂发生火灾、两百多女工被烧死的消息时，我见她眼睛里闪动着泪花……” 　　斯诺还谈到她要求新闻自由、推动抵制日货、协助建设上海工人医院和妇女节育门诊部。① 　　①埃米莉·哈恩从来没有直接同宋庆龄谈过话，但她根据第三者的谈话，在她《中国——就我所知》（英文）一书中硬说宋反对节育并很拘谨，这显然是不对的。 　　尼姆·韦尔斯和伊罗生等人也都有关于她的品格和生活条件的类似记述。① 　　①《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及伊罗生着《在中国的重逢》（英文）。 　　她对杨杏佛的年幼的儿子小佛非常关心。小佛深情地告诉本书作者，在他父亲遇刺后宋庆龄怎样经常利用星期假日约他到她家去吃饭，询问学习情况，有时还带他到上海大戏院去看电影，他还记得的有苏联影片《夏伯阳》、《生活之路》——这可能是为了对他进行教育——还有一些娱乐片如《梅蕙丝西行记》①有一次她还带他到他父亲的墓地去悼念。“她不把我当作孩子、而是当作大人来对待。” 　　①梅蕙丝是当时美国好莱坞的性感红星。她的姓在英文里同“西方”是一个词。上海大戏院英文名称为Isis Theatre，在北四川路。——译者 　　小佛接着说，“那时她自己没有汽车，所以要叫福特出租汽车公司的出租车。‘福特’这个名字我在早先已听说过，是另一种意思——我父亲在哈佛大学商学院留学时曾到一个福特汽车厂会计科实习过。 　　“她有个习惯——如果我在星期日以外的时间里要见她，必须先给她打电话。她不让客人们混杂在一起。但不管谁去，她都专心接待，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孩子也如此。在吃午饭时，她会同我谈小说和电影。” 　　像别人一样，小佛注意到她对朋友们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 　　“她的厨师会做奶油蛋糕，并且做得很好，她从来不到铺子去买。我第一次尝到这种自制的蛋糕是在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是她送给我父亲吃的。” 　　在同本书作者谈话时已年近七旬的杨小佛在结束他对儿时的回忆时说，“她有很好的幽默感。她很美、心地又好。”① 　　①杨小佛与本书作者的谈话，上海，1985年2月5日及1986年3月7日。 　　关于她的幽默感，伊罗生讲过一个例子。有一次在谈到那些为了反动政治目的而散布的、涉及她私生活的谣言时，她开玩笑说，“他们硬让我跟所有这些人都有某种关系，但我从任何一篇这样编造出来的故事中，从来没有得到过一点乐趣。”① 　　①伊罗生着《在中国的重逢》（英文），第65页。他称这些谣言是“卑鄙的流言蜚语，用作反对她以及同她政治上一致的许多朋友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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