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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四
贝特兰于3月间抵达香港，应邀参加了八路军驻香港代表廖承志召开的一次会议。贝特兰曾到延安，认识廖承志。廖同姐姐廖梦醒一起，已经在香港组成了一个支援白求恩大夫的小组，现在他想成立一个规模更大一些的组织，以便向公众征集援助并同海外援华团体挂钩。它应有中外人士担任职务，由中国“著名人物”领导。廖承志想到的是请宋庆龄任主席和实际领导人。后来宋又建议请她的弟弟宋子文担任荣誉性的会长职位。 　　发起人在邓文钊寓所聚会。邓是廖家的亲戚，家境富有，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就学，有进步思想，在香港一家比利时银行任职。这一切都使他很适合于以后担任保盟的两司库之一。 　　大家请贝特兰推荐一位在香港有影响的外籍人士参加，他推荐了港英政府新莅任的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妻子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夫人。她有工党（费边社①）的背景，这在一个英国殖民地的上流社会妇女中是少见的。在结婚前（当时她用自己的姓名“海弥达·布朗宁”），她在“英国与苏俄文化关系委员会”任职时就同贝特兰认识。她后来担任保盟的名誉秘书。 　　①费边社（Fabian Siciety）1884年在伦敦成立，主张以缓进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其名称源出善用缓进待机战术的古罗马将军费边·昆克塔托（又译费比乌斯），萧伯纳为主要领袖之一。1906年工党成立后，该社即隶属于工党。——译者 　　另外一位司库诺曼·法朗士是香港大学教授。他在中国出生，同情进步，有学者风度。他和邓文钊都是尽义务的。① 　　①《致英国工党书》（1937年10月3日）。 　　最初负责宣传工作的是约翰·利宁，就是曾将宋庆龄的信带给尼赫鲁的那位年轻的英国人。他曾主编过一本名叫《民主》的月刊，斯诺和贝特兰（后来还有本书作者）都曾是它的编委会成员，但只出了半年就因日本占领北平而停刊了①。 　　①古尔德着《中国在阳光中》（英文），第146～147页。 　　这里想插叙一些本书作者的个人回忆，以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的工作及其时代背景。1938年快到年底时，宋庆龄要本书作者负责香港保盟总部的宣传工作。本书作者本来在美国合众社工作，这时合众社认为日本实际上已经打赢了对中国的这场战争，所以要裁减在中国从事采访报道的工作人员，本书作者也在被裁之列。由于宋庆龄的推荐，本书作者在HongKong Daily Press（《（子子）刺报》）编辑部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样生活有了着落，就有时间和精力去为保盟尽义务。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不少书刊常把本书作者列为保盟的创办人之一，实在不敢掠美。保盟正式宣布成立是在1938年6月，本书作者是到9月间才在广州应邀参加的，在此之前还不知道有这个组织。同年11月在香港，本书作者接任了保盟的宣传工作。宋庆龄本人在1977年4月25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也提到保盟的名字是本书作者取的，这是老年人常有的记忆上的差错，本书作者在回信中说明了事实经过。） 　　人们也许会在发起人名单中寻找史沫特莱的名字，因为她曾同游击队在一起，并在武汉不辞辛劳地为他们征募捐款和医疗用品。但她不在发起人之列。这可能因为还在上海时，她同宋庆龄一度十分密切的关系受到了一些损害，也可能因为她有一种喜欢单独工作而不作为集体一员的难以克制的倾向。尽管在组织上没有关系，保盟同史沫特莱相互合作，而不是像有人猜想的那样成为竞争对手。印度医疗队的巴苏医生记述的一件事情可以作为例子。1938年在广州时，巴苏曾问宋庆龄她对医疗队打算去中共领导的军队中工作有什么想法： 　　“……她听了很高兴，并说……我们可在长沙或汉口会见史沫特莱，她会安排会见……周恩来……我们的要求必须向周提出。”① 　　①贝特兰的回忆根据他1987年2月20日从新西兰寄给本书作者的长信以及1986年12月在北京的晤谈。 　　至于保盟的名字最早起于何时，贝特兰在他的日记中找到了一点线索： 　　1938年3月某日，“S（指孙）夫人晚宴，保卫中国同盟。”这是在保盟发表成立宣言三个月之前。 　　实际上，在4月中旬，贝特兰已从香港乘船去美国和英国，宋庆龄要他到这两个国家去宣传保盟。他回忆说，他在伦敦曾访晤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他和海弥达·沙尔文一克拉克夫人都认识这位大使。他向迈斯基探询，莫斯科能否许可英国友人捐赠的医药供应品经由苏联铁路运往中国边境，再用卡车接运到西北，以便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应用（如经海运到香港再转运，旷日持久）。迈斯基当时的表示看来是同情的，但说要请示政府。①但这事后来没有下文——可能因为莫斯科已在用这条路线运送武器给国民党作抗日之用，不愿意让人说它实际上是在把东西走后门运给中国共产党。中共不论处境如何是一定会坚持抗战的，而编造出来的“赤祸”却会给国民党内部及西方主张对日妥协的人提供一个借口。在一些令人泄气的事情上，莫斯科的外交策略总是很谨慎的。 　　①巴苏著书，第36页。 　　在贝特兰从美国转赴英国之前，即1938年5月间，宋庆龄已带着感激心情写信给他①，告诉他保盟在香港已日趋活跃： 　　①贝特兰1986年12月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由于你的热忱和辛勤帮助，我们的保卫中国同盟终于开展工作了……我们很感激你推荐了沙尔文一克拉克夫人……一位了不起的帮手和有办法的组织者……我们在这里的圣约翰大教堂举办了一次英美中画展，甚至香港总督也偕夫人光临了……香港大学副校长邓肯·斯洛斯本来怀疑我和保盟是‘一群激进分子出来做宣传’，也专门发表了演说。” 　　由此可见，保盟那时不但已在开展工作，并且已在扩大——就像它在以后几年里继续做的那样。它通过艺术活动的接触面也在扩大。在当时的中国，最好的艺术家、作家、剧院主持人和电影制片人及影剧演员，都是进步分子。 　　这一年下半年和第二年，贝特兰在澳大利亚和他自己的祖国新西兰为保盟进行了同样的宣传工作。 　　1939年中，贝特兰护送一支运输救济物资的卡车队，从香港经由法属安南（今越南）深入中国腹地。①在这支车队里还有英国工业家桑尼克劳夫脱捐赠的新式救护车（附设有手术间）。尽管频频遭受空袭之险，并且“它那美丽的流线型车身去掉了某些东西”（贝特兰语，指这辆巨大车辆的尾部被去掉了不少，以适应公路上的急转弯和太小的渡船），它总算开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感谢同志们’，办事处的人们这样说。‘我们能用上它的’。” 　　①宋庆龄自香港致贝特兰信，1938年5月25日。承贝特兰向本书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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