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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〇

　　在另一信中，她说，为了举行一次这样的聚会，他们差不多来了60个人，把她家里的地下室装饰一新。一个驻重庆的外国记者说，这些美国小伙子认为，“在他们在重庆参加过的所有晚会中，这一次是最棒的”。

　　格雷厄姆·佩克记述她这些小型晚会说：“它们常常使人们渡过愉快的夜晚——聚餐、交谈，可能还跳跳舞。她很少谈政治。她只是用旁敲侧击的方式或者用语调来表示她对她那些亲属的意见。譬如在提到她的妹夫（蒋介石）时，她会把他的头衔“Generaliiissimo”（大元帅）这样拖长声调来念并且瞪大了眼睛，带着一点温和的讽刺。我还记得有一个晚上，她在脚脖子上拍了一下蚊子，笑着说，‘没穿袜子，你瞧。我破坏了‘新生活运动’的规则，可是我不能像我那位小妹妹‘皇后’那样到美国去买尼龙丝袜呀！’”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8月。

　　佩克插叙说，“在她自己的国家里，她比妹妹蒋夫人名气更大并且更受人尊敬”，“有时她被称作‘中国的良心’，因为她对她那些贪婪的亲属以及他们曲解她丈夫的理想的作法十分不满，并且对此从不掩饰。在对国事的立场上。她是一位“坚如磐石的妇女”；但对待私交，她总是“轻松自如，毫无架子并且爱找乐趣”。

　　她的幽默感有多种表现方式，有时作为一种嘲笑的武器，有时则纯粹为了逗乐，以放松一下心上的负担。后者的一个例子是1943年5月，她写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是代她新得到的一只名叫“少校”的小狗写的（小狗是一位美国军官送给她的，这位军官的军衔是少校，所以取了这个名字）。信上写道：

　　“亲爱的艾培①叔叔：

　　①爱泼斯坦的昵称。——译者。

　　我正在受训。我觉得纪律——说得轻一点——真是有点讨厌。但我将竭力不把它放在心上，因为那个妇女看来真是非常喜欢我的。

　　她问我，‘你多小年纪’‘你打过犬瘟热和狂犬病预防针了吗？’我想她很快就要把我带到军事代表团去打针了。

　　希望很快见到你。

　　你的热情的狗侄子

　　少校

　　1943年5月10日”

　　（九）充满危机的年月：1943～1944年

　　但在后来的一年里，她却没有这样轻松的心情了。欧洲的战局正迅速走向胜利，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却呈现出一幅分崩离析的景象，不论是在军事上、政治上或人民生活条件上。

　　蒋政权仍然觉得还有能力做的就是对陕甘宁边区及其首府延安进行军事威胁。1943年7月，宋庆龄给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上说：

　　“由于有一则广播新闻说胡宗南集中7个师在边区周围并向边区守军发射迫击炮，在我们的朋友们中间引起很大震惊。如果这条新闻不是直接来自延安，我是会一笑置之的，因为现在肯定不是发动一场内部冲突的适当时机。不管美国还是英国都不会赞同……尽管外国记者一再质询中央宣传部，我们还是得不到进一步的消息。

　　“与此同时，周（恩来）、他的妻子和林彪将军正在回延安的路上。他们是两星期前离开这里的，共有4辆卡车。由于许多外国组织的同情支援，我们托他们带去一些医药供应品……（还有）一大笔钱给PH（国际和平医院）和其他（“保盟”承担的）项目。钱的数目看来不小，但通货膨胀已使国币贬值到这样的地步——大概很快就要用一篮子钞票才能换到一磅面包。”①

　　①格雷厄姆·佩克书，第603—604页。“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2月由蒋介石发起的，提倡所谓“礼义廉耻”，以抵制革命思想。

　　第二年在写给前线的理查德·杨少校的信中，她写到日本人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海上交通线因美国海空军的反攻而被破坏）发起进攻，许多城市陷落，而在重庆却依然醉生梦死。她接着写道：

　　“但也不都能那么安闲，因为长沙——接着是衡阳和其他城市——的失利使我们精神上大受刺激……可悲的是，这些失利本来是能够防止的……出现的情况是我们的政治路线造成的——这里说的‘我们’不包括你、也不包括我。

　　“西安、桂林等地的人都在慌忙撤退，以至于要花5万元才能买一张票回来，火车挤到要从车窗里爬进去……即使为了这样一个机会，也得等上好几天。

　　“昨天晚上我邀了几个人来吃晚饭，因为是端午节，我们怀着深情为史迪威将军、也为你干杯。”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3年7月16日。

　　她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是很了解的。她也同老百姓一样，关心不断上涨的物价，痛恨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依然过着奢侈糜费的生活。这不仅是出于同情或哲理的空洞的事情——她自己总是在手头很紧的情况下过日子，懂得生活的压力。

　　在一封信里，她写道：

　　“通货膨胀逼得许多人自杀，在一个学校里一夜之间有4个人上吊——已经3星期没有肉，鸡蛋要3元钱一个……学生们很受苦，学习水平到处都下降——从前60分及格，现在有35分就过去了……”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1944年7月26日。

　　重庆的夏天闷热不堪，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能享受人工降温。有一次这些人也“吃苦”了，她是以这样尖锐的笔触来讽刺他们的：

　　“上星期……因为本地的制冰厂出了故障，城里几乎发生一场革命行动。外交官们也凉快不了、文雅不了啦。他们买冰的优待证不起作用了。他们都像苦力似的把湿毛巾挂在腰带上，赴宴会时根本不穿上装、卷起衬衫袖子就去了。冰厂门前每天都摆起了长龙。在街上发生抢冰的打斗，所以现在人们都用汽车装……常常还有挥舞手枪的卫兵保护着。因此，冰也出现了黑市……50磅1200元，老爷！”①

　　①同注52，1943年4月17日。

　　（十）亲属关系

　　在一年前，在一封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①，宋庆龄曾用同样嘲讽的口气以及同人民痛苦相对照的含意，描述了她妹妹蒋夫人访美归来的情状：

　　①同注53，1944年8月5日。

　　“ML（指美龄）看起来是这样阔绰高贵、举止又是那样的像最时髦的名流，我们发现她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生理上的变化……她看来很会适应并且很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在这方面她很像克莱尔·布思（美国《时代》、《生活》杂志主编亨利·卢斯的夫人）。”“不管人们怎么说，她为中国做了最广泛的宣传，并且正如她自己对倾慕她的人的一次集会上所说，‘我让美国人看到，中国人不全是苦力和洗衣工人！’我想，中国必须为此而感激她。”

　　接下去又写道：

　　“听她座机的机组人员说，她带了无数的行李，还有那么多的罐头，等等。但我并没有见到一听烤豆或……一双鞋。我听说，她带不下了，所以我的鞋要等‘下一班飞机’。好哇！……大概等到战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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