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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〇


  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中,宋庆龄也力求包括一些同情中国的美国人,不管美国政府执行的是什么政策。

  她起初很希望格雷斯·格兰尼奇同她的丈夫马克斯·格兰尼奇能从美国回来工作。从抗日战争前他们在上海办《中国呼声》时起,她同格雷斯就成了好友,并且一直经常通讯。抗战胜利后她在重庆时曾打电报给当时住在纽约的格雷斯:“收拾行李,马上动身,目的地上海”,还引用周恩来的话说“来帮助我做救济工作完全可以”。(格雷斯是美国共产党工作人员,按照当时的做法,一个党的工作者从一国调到另一国去工作须征得两国党的同意。)她又向他们建议,“路费可先筹借”,将来由中国福利基金会归还,还谈到马克斯在“联总”或“工合”找个工作的可能性(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她在信末总要说“深深的爱,急着想见到你们俩”这样热情的话。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纽约耿丽淑,1949年3月28日。

  她为争取他们来华工作作了近一年的努力,但他们终究未能成行,一个原因是马克斯的兄弟病得很厉害,另一个原因显然是美共不愿意他们来中国(格雷斯曾任已下台的美共领导人白劳德的秘书,但新上台的领导人不喜欢她)。最后来从上海给他们写信说,“我[因失望]而感到伤心。我一直在等啊、等啊,等你们来,但现在必须要开始工作了。”她告诉他们,“我们已决定请(过去在)‘联总’的谭宁邦担任总干事。”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5年10月23日。

  谭宁邦出生在美国巴尔的摩市,原来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广播演员,战时在美国陆军中任上尉,战后在上海曾帮助中国福利基金会做宣传工作。据宋庆龄向格雷斯解释,任命谭宁邦任总干事的原因之一是,纽约的“美国援华会”曾同另一个同类组织“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谈判过,“由谭宁邦担任驻华联络员,薪水他们负担”。

  宋庆龄同格兰尼奇夫妇的友情并没有因为他们不能来华而疏淡下来。至少在以后两年时间里,她还在替他们想夕法到中国来;担任某些别的工作,包括到延安去做英文方面的工作,她说延安一定会欢迎他们。但一直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他们才得以重访中国,并同宋庆龄重聚。

  (六)把救济工作同重大问题联系起来

  像她一贯所做的那样,宋庆龄总是把她从事的救济工作同国家和人民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1946年5月,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举办的一次义演的特刊写的前言中说:“诸位今晚到此观看表演。请不要忘记,就在这个时候,有千百万同胞正受着饥饿和疾病的交迫而朝不保夕。我们今晚的募款,对于这些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受难者,不过略尽绵薄而已。这一问题,不仅是受难者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今晚诸位所出的票价,其值不过够他们多吃几碗饭,多维持几天的生活而已,但他们在战争中的牺牲和他们现在力求生存进步所付下的代价,是无法衡量的。我们的帮忙是不够的,但这是无法足够的。”

  “……我们不打算单作直接分发衣食的消极救济,而在计划供给医药和公共设备,从长远着想,以防范饥懂于未然。然而,假如没有诸位的帮忙,这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她的遣辞用语并未触犯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及其他有关条例,但言外之意显然是要把义演收入送到解放区去,因为在别的地方不可能实行“计划供给医药”。

  接着,她又作了一种必须防止内战和打击反动势力的政治暗示:

  “我们的国家,甚至我们的世界,现在都正在力求团结,它的涵义是所有人民要互相扶助,通力合作……保证每一个人,不论是男女老幼,都获得合理的生活、工作、适当的食物、教育以及文化生活

  “我们必不能使这计划成为泡影。我们不可等明天才开始兑现这个计划,我们马上就要开始……

  “……我们怀着一种希望,靠着大家的努力,中国一定能够走上团结、和平的道路,进而达成天下一家的理想。”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6年7月1日。

  1946年7月23日,正当内战的乌云笼罩全国、形势最为险恶的时候,她挺身而出,跨越救济工作领域,发表了直言不讳的、政治性的《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这个声明的标题很长,却指出了当时最重大的问题。

  ①此文题为《平剧义演的意义》(1946年5月),义演于1946年6月1—6日在上海举行。(平剧即京剧,因当时北京改名北平。)据《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总第4期,上海,1990年2月14日出版。

  关于日本投降后的局势,她写道:

  “今天我们的国土已经没有外来敌人的威胁。但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内战。反动分子企图将美国卷进我国的内战,从而将全世界都卷入这个战争。”

  (这不是夸大其辞。即使是美国驻华大使,他在稍后的一份正式报告中也惊讶地说,“他(蒋介石)指望美国立即给予军事援助并预期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届时(国民党)中国将参加反苏的盟国。我曾希望杜鲁门总统会使他打消上述念头,但他仍然坚持。”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48~151页。

  关于内战及最后引发国际战争的危险,她在声明中写道:

  “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

  “目前的危机并不是哪一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胜利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的问题,他们的团结、自由和生活的问题。这问题不是双方增减兵力或者斤斤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能解决的。悬于天平之上的不是党权的问题,而是人权的问题。

  “人民都时刻渴望这次无止无休的和谈会有一些结果。但是,在每次勉强撮合的休战谈判之后,新的破裂又跟踪而来。国共谈判是不能得到最后答案的。最后的答案必须由中国人民来决定。”

  她说,答案就是“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运用它”,以尽快地建立联合政府。

  “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不同的政治见解。我们必须有一个人人都能向它提供意见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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