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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二
这封信是由陈依范访问延安后带回的。（陈依范是宋庆龄的老战友、武汉时期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儿子、一位艺术家和作家，常住英国。后来他为新中国的对外新闻出版事业工作了二十多年。）周恩来建议宋庆龄同陈讨论如何同英国和西欧的进步团体建立联系，以有助于她的救济工作的开展： 　　“在现在美帝国主义独占资本企图独占世界的局势下，中英两国人民的合作，其重要性已不亚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合作，甚至英政府中的左派（战后英政府在工党手中）我们也必须努力与之合作，以孤立英国政府中专门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分子，同时也就是孤立美帝国主义分子。” 　　这些前景和原则对于明确宋在上海开展救济及其他工作的方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八）给尼赫鲁的信 　　她除了同欧美的友人保持联系，还同印度的尼赫鲁恢复了通讯。最近发现了一封她在1947年6月16日写给尼赫鲁的信（复写件）①。当时，中国正在重新进行全面内战；印度则在经历独立前的阵痛，包括印巴分治和民族骚乱的流血事件。她在信中表现出她那种既保持清醒又满怀信心的一贯态度。她的信上说： 　　①信的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1983年3月2日。辑入《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64—365页。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两国都正面临着动荡的时代。这是一种迅速的一浪加一浪的冲击……这也许是一种锻炼的过程。经过这样的锻炼，我们两国人民将会对他们在未来文明中的使命得到更好的认识并具备崭新的精神。”“就我而言，我对人民所固有的正义性将永不失去信心。我在各次历史演变中一再看到人民被剥夺了生活中重要的东西。我也承认，人民受压迫的时间是漫长的，而他们享受自由的时间却往往是稍纵即逝。但是，我也亲眼目睹这些人民如何为争取光明、争取政治和经济自由而进行斗争。他们在忍受压迫时、在争取胜利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使我感到由衷的赞佩……并使我认识到，没有一种势力——不论是天意还是人愿——都将无法阻挡他们的兴起……” 　　这封信是回复尼赫鲁托人带来的一封信的，来信可能已散失，但从当时的时局和她回信的语气来看，尼赫鲁在信中流露出他很需要鼓励。 　　同她一贯的作风一样，她在回信中说了这些一般的和长期的看法之后，接着就很快地转到实际的、眼前的事情；“过去你曾为支援国际和平医院发挥过作用。如果你能同样关心我们的托幼事业、作家和艺术家福利基金，以至我们在上海为贫苦儿童进行识字教育的工作，我们将很感激。” 　　下面，她又回到大事上来； 　　“我期待着在下一时期我们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可能进行合作。访问印度仍然是我的一个念念不忘的心愿。命运将如何安排，我不知道，但我将继续期望着这样的时间和机遇的到来。” 　　机遇确将到来，但这几乎是在十年之后——那时她是新中国的副主席，而尼赫鲁则已成为印度的总理。 　　（九）建立反对内战和蒋介石独裁的统一战线 　　在国内，宋庆龄致力于建立反对内战及内战发动者蒋介石的统一战线。为此，她不但发表言论，还进行各种政治的和个人的活动。 　　有意思的是，她在为争取前瞻性的团结和反对分裂的斗争中往往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有时参与国民党的活动，有时则又加以抵制。1925～1927年，当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携手并进时，她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活动。1927年后，蒋介石分裂统一战线、发动内战，她就不再过问国民党的任何事情。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当国民党内部有迹象显示从内战向团结抗日转变时，她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这是十年来第一次。现在，国民党又回复到在外国支持下进行内战（这一次是在美国的赞助之下）的老路上去，她也再次恢复了抵制。1946年，蒋介石为了使他的政权及政策披上合法外衣，宣布年末召开“国民大会”并操纵“国大代表”的选举，她既拒绝候选，也拒绝参加。 　　与此同时，她加强了同所有在新形势下仍反对内战的人的团结。她的宣言和联系工作无疑地大大帮助了这方面的政治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新的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它的成员都是国民党的一些知名人士。 　　在“中间道路”的政团决定不参加蒋介石的“国大”以后，蒋政府就在1947年10月27日明令解散民主同盟——它是这些政团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成员主要为知识分子，在战时就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及分裂内战的趋向。但强行解散民盟的结果与蒋政府的愿望正相反。它使那些即使还处于“中立”状态的知识分子也相信，如果内战不可避免，那末中国进步的唯一希望是共产党的胜利。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在1948年成立的。它反对已在进行的内战，号召保持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蒋介石已加以破坏）。它的成立大会是在香港举行的，因为在蒋统治的地区不能保障安全。它的成员中不但有传统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如何香凝，也有资深的军事领袖如冯玉祥将军和李济深将军。 　　实际上，“民革”是聚集在宋庆龄长期高举的“进步中求团结”的旗帜之下——它也推举了她担任名誉主席。她对“民革”的成立大力赞助，但她从未以“民革名誉主席”的身份进行过活动。“民革”的主席是李济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和宋庆龄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李同蒋介石的重大政治分歧表现在1933年的“福建事变”中（请参看本书第十三章），当时李济深等领导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曾对共产党作出团结的姿态但为后者所拒绝——后来中共在自我批评中认为这是极左的错误。这一次，中共采取了更为明智的政策，欢迎同李济深及其他曾参与“福建事变”的人士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在这些人士中最著名的是蔡廷锗将军，1932年在上海率领十九路军奋战抗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蒋介石集团对民盟实行镇压，对国民党内资深的反对派如李济深和冯玉祥则予以开除。镇压也好、开除也好，都只能使它在政治上更趋孤立。 　　（十）在“超级”通货膨胀的压榨下 　　内战不但使国家建设不可能进行，并且使通货膨胀直线上升，为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宋庆龄对人民的艰难生活一直备极关怀，她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很紧。她在1948年7月中旬的一封信上说： 　　“今天黑市上1美元换750万元法币（国民党的货币）……价钱天天在涨，像我们这样手上没有黄金的人，生活非常艰难。一只鸡要300万元，所以我们餐桌上是见不着的……绝大多数人的主要食品豆腐本来是便宜东西，现在也要8万元1磅……米1担（110磅）3，000万元，像我这样的家庭只够吃1个月。我们想不吃糖了……”① 　　①宋致尼赫鲁信的复印件承本书作者的同行朋友尼基尔·查拉瓦尔德自新德里惠寄。 　　据一位中国史学家记载，自20年前，即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到1948年，上海物价已比战前上涨了300万倍，做买卖时钞票要用箩筐来装。① 　　①同注24，1948年7月19日。 　　1947年5月，在内战开始一年以后，美国驻华大使向华盛顿报告说，在上海发生了抢米风潮，因为米价已上涨了6倍。到1948年8月，他在报告中不再用数字，只是说通货膨胀以“天文数字上升”，政府印钞厂连印钞票都来不及。① 　　①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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