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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九
“第二桩……（开国）典礼是在北京天安门巨大的广场上举行的……一片跳跃欢呼的红色的海。全城的人民都出来参加了……工人、农民、教育工作者、学生、公教人员、文化团体、人民解放军，这一张名单永远念不尽，就像游行的队伍似乎永远走不完，一直走到深夜，火炬把黑夜照耀成白昼。中国真的学会了歌唱和舞蹈。因为有的是无穷尽的歌唱和有节奏的表演……使人永远不能遗忘。 　　“总结一句话，我这一次的北行真是一个灵感。它使我更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我看到凭了人民的力量，我们的具有历史性的政府诞生了。我亲眼看到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真正革命精神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北京的整个空气，使每个人离开以后，都带了决心，要献出他的每一分力量，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① 　　①同注1。 　　她自己在以后的年月里就是这样做的。她在许多领域里进行工作，其中之一是政府事务，但这在她的全部活动中不占主要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她在人民对人民的外交中以及在为新中国宣传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像往常一样，她为国内和国外读者、听众写了大量的文章。她仍然是妇女界和福利工作方面（特别是妇幼福利）的一位领袖人物。 　　因为本章的时间跨度长达17年（从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所以这些不同方面的活动将分开来写。这样一来就不能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而且有时候会发生忽前忽后的情况。 　　（二）在党政事务中 　　关于她直接担任的政府职务，有些书上写道，那些都是象征性的和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其实不然。她不是中央人民政府（建国初期称政务院，后称国务院）的行政官员，而且建国初期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这些都是事实。但她经常到北京来参加——有时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还有更为经常的。具有实际权力的政协和人大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当有重大议案要讨论时，她就更为忙碌。例如1954年拟订宪法草案时，她正患骨折，但每天仍要用许多小时看文件材料。①遗憾的是，因为有关档案尚未完全开放供研究之用，目前还很难了解她所提出的建议和见解。 　　①宋庆龄致邱茉莉，北京，1954年3月26日。 　　她还要参加不定期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正是在这一会议上，毛泽东在1957年初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阐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1950至1965年这段时期里，每逢国庆日，她都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这不完全是礼仪性的，因为在这种时候，领导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可以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她还参与接待许多来访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虽然她并不喜欢这种礼仪场面，但她仍然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这显示出新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同过去一世纪内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是强烈对照（当时没有一个外国总统或首相、总理认为中国是值得前往访问的国家，甚至于内阁成员也难得来中国）。当她在新的条件下同一些过去就认识的外国领导人重逢时，热情格外地高涨。如印度的尼赫鲁、越南的胡志明，过去都是作为备受迫害的革命志士同宋庆龄结识的，现在他们成了各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这显示中国变了，亚洲也变了。 　　有时，她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上海接待外国贵宾，这使她的家乡城市平添了几分外交上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她怎样看待各种政治上的变化——这个问题在有关档案公开并完成研究之前，只能从侧面加以推断。对一些措施和政策。她公开发表过文章，热忱支持，以后即使档案公开，大概也不会发现她有过严重的保留意见。无疑地，她认为以下这些大事都是必需的：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挫败任何复辟企图；土地改革；肃清反革命残余；抗美援朝。①第一件大事是使耕者有其田，解决中国最根本的社会问题。第二件大事是为了镇压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大大小小的压迫者，他们仍在妄想恢复过去的统治，并且把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一次新的外国入侵上。第三件大事除了帮助一个邻国之外还为了排除中国受到外国侵略的威胁，这些外国侵略者不仅入侵了这个邻国，还保证要维护台湾的蒋介石残余部队并威胁要从北面入侵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人们应该永不忘记，宋庆龄是一位革命家、一位久经战斗的老战士、一位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的学习者。她的前半生不是在安乐中度过，而是在“严酷和伟大的战斗”中度过的；她为之奋斗不息的就是民族和人民的胜利。 　　①《伟大的中国三大运动——为〈人民中国〉国庆纪念号作》（1951年10月1日），《宋庆龄选集》，第282—291页。 　　第四件她认为必需的、重要的大事是1951～1952年间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以及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本书作者是1951年3月应宋庆龄之邀自美国返回中国、重新在她领导下工作的，担任她刚创办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以后将专门叙述）的执行编辑。她在1952年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我认为我们刊物对于这一重大主题（指三反五反运动）的报道到现在为止还不够充分。”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北京，1952年6月20日。 　　更为带有根本性的是，她明确地、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的革命从民族民主阶段转上社会主义阶段——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文化上，她完全赞同1957年提出的“双百”方针。 　　只有对稍后的反右派运动——或者说，对这个运动那种扩大化的做法——她表示不安。据一位她的亲近同事说，周恩来曾亲自来对她作了解释（在发生重大的政策变化时，周常这样做），她接受了。但当运动的发展超越了原来规定的范围时，她说，她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① 　　①据李云说，宋庆龄在给她的信中曾流露出这种怀疑，但这些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本书作者于1985年7月15日访问了这位曾在30年代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 　　1957～1958年的“大跃进”（它预示以群众为动力的高速度工业发展）和“人民公社运动”（它预示更快地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像对许多人一样，在开始时也使她很受激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是毛泽东发出的号召，而历史证明他在中国革命许多关键问题上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她当时那种激动的情绪从她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也可以从她在北京寓所后院进行“土法炼钢”这一事实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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