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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九
从这两种感情的矛盾中，她始终没有能够解脱出来。在那个十年和其后的十年中，在具有一定地位的中国家庭中，这种情况并不是少见的。在这一点上，她也和大伙共命运、同境遇。 　　关于这段“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可以讲述更多的事情，但即就以上所述已足以显示，这个充满考验和磨难的十年——起初是希望、后来是痛苦和错综复杂的情况——是怎样在公私两个方面都使宋庆龄蒙受重大影响的。 　　但重要的是，她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又带着一生中革命的基本信念和乐观精神重新出现，不但毫不褪色并且随时准备以新的干劲来加以表现。这个新时期的开始是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对此，她在给友人罗叔章的信中这样说： 　　“我将以无可比拟的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日！”① 　　①罗叔章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第二十章　金色的余辉，1976～1981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宋庆龄已84岁高龄。在她的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尽管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她却非常忙碌，而且做了许多事情。她的活动和著作为数日增。《宋庆龄年谱》中，1976和1977年仅各有1页，但从1978到1980年，每年都有6—8页。1981年5月她就去世了，但这5个月的记录也有6页。 　　这种意志力和能量在晚年的迸发，反映出她对祖国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信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仍像半个世纪以来一样，丝毫没有因为近期发生的局势反复而减弱。 　　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写的纪念文章①中，她称颂他的优秀本质： 　　①《怀念周恩来总理》，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7年第4期。 　　“周总理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更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韧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周总理爱人民，人民热爱周总理。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她有意识地把周总理的高尚品格同“四人帮”的污浊作对比，她认为“四人帮”“在各方面与周总理完全不一样” 　　几星期前，她在私人通讯中谈到上海人民对于打倒“四人帮”的“普遍拥护”： 　　“毛和周的路线坚不可摧，这使我欣慰！他们两位都是如此具有远见，即使是‘可怕的四人帮’也休想使我们转向，哪怕只有一天！”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北京爱泼斯坦，1977年2月19日。 　　在毛泽东逝世两周年时，她写了《追念毛主席》一文①： 　　①手迹刊于《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319。 　　“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人们可以看到，在根本性问题上、她把毛和周两人是不分开的。而且她的总的看法不是根据一时一事，而是根据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中的意义。1978年，在筹备中国福利会四十周年纪念时，她写信给一位友人①说：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3月25日。 　　“……40年是一个长时期，并且如果往前看的话似乎遥不可测。但几乎是一闪就过去了，包括那些曲折的过程在内。现在的问题是要不停顿地前进——在即将来临的巨大进步中。直到2000年！” 　　至于对未来的希望，她写道： 　　“……我很高兴，我们的内部敌人（“四人帮”）终于被抓起来了，中国终于能够向它的目标奋进了。一个统一战线已成为现实，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一定能亲眼看到一个现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她一直认为实现四个（工业、农业、科学和国防）现代化是关键性的措施。这最早是由周总理在60年代提出来的，到70年代末成为一项重大国策，以2000年为重要转折点。 　　确实，革命和现代化是宋庆龄为国家操心的两件大事。在年轻时期的改革热情中，她曾把现代化当作头等大事，而把教育当作实现现代化的动力。但同孙中山一起以及她后来独立进行的斗争生活深刻地教育了她，使她认识到中国如不进行民族和社会革命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只有革命取得了胜利，现代化才能实心实意地去进行——不是模仿西方社会而是建设一个可与西方社会匹敌并最终超越它的新社会。 　　（一）继续关心儿童、妇女 　　在宋庆龄趋于成熟的思想中，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不但在当前是分不开的，在将来也是分不开的，而且同儿童教育也是分不开的，因为儿童将生活在未来并创造未来。从1978年到1981年，她有25次是为儿童写作或谈到少儿工作的；有6次是为妇女写作的（内容也常常联系到儿童）。 　　当极左思潮片面强调政治的时候，她大声疾呼反对在儿童教育中忽视科学技术。后来盛行技术治国论调时，她又敦促对儿童进行革命理想教育。 　　1978年《儿童时代》复刊，她撰文祝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儿童时代》很长时间没有能够出版……（现在）作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小红花又和小读者见面了。”① 　　①《儿童时代》1978年第1期，1978年4月1日。 　　为了重建儿童艺术剧院，她化了大量心血并力争使之保持原定的目标，即：用儿童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向他们进行社会主义理想教育。“四人帮”曾妄图解散儿童艺术剧院，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她特地把寓所池塘里放养的一条大鱼，还有另外一些美味食品送给儿艺工作人员，并希望他们为儿童们演出更多更好的戏剧。两年后，她又坚决反对要把儿艺专业干部调走的建议。她说。 　　“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1979年2月12日给“儿艺”的信） 　　“儿童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我们多年来培养的专业人员，不允许调走。”（1979年2月13日给“儿艺”的信）① 　　①宋庆龄1979年2月12日和13日给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两封信，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26日。第二信的影印原函，藏上海中国福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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