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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一


  她强调必须采取步骤,为科学技术、教育、文艺、医务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尽可能提供较好的物质条件,并且一定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为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她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因此教育青少年尤需“加倍地努力”。

  她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时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条闪耀着社会主义光辉的道路。九亿人民(当时对中国总人口数的估计)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这条光明大道。虽然这条道路也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战胜九亿人民的坚强意志。而且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没有一个不是在人民的钢铁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过去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我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她祝愿一我国伟大的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加强团结,走向更加光辉的前程。”

  在另一篇不那么正式的纪念文章,即为《中国建设》1979年10月号写的《致读者》中,她对新中国的成就和前景表现出了同样的乐观向上情绪。她写道:

  ①《中国建设》(英文版),1979年第10期。中文稿承《今日中国》(《中国建设》)杂志社总编室提供。

  “我们的三十年是一次广泛的新生。它的开始是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一是最终推翻了曾压迫和剥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制度;一是最终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在这种控制下,中国人民苦熬了一个多世纪。最后是,由于长期革命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的,中国人民得以根除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垄断,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国际关系方面,她接着说:“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斗争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美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所有被压迫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所有这些革命和斗争的思想和榜样都帮助我们前进。在我们长期斗争的实际过程中,真正为这种思想所鼓舞的许多外国朋友都和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这一切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她在谈到三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时,清醒地指出:“在不同的时期,中国人民也有过挫折、停顿和错误。我们曾面临过,现在也还面临着巨大的物质和文化发展的问题,如何在所有方面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潜在力量的问题以及改造社会、自然和人本身的问题。”

  但在历史的天平上,成就和希望是主要的:“我们现在以平等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的舞台上。“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是孙中山在1925年的遗嘱中对他四十年来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的总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一目标在1949年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主席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已与一百多个大大小小国家建立了新的关系。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现在不可能有其他关系了……”

  她最后指出:“虽然在政治上中国与别国平等了,但在经济、教育和科学发展方面,我们还没有同先进国家取得平等地位。为了缩小这一差距,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新的长征,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实现这一目的所作的努力中,我们寻求同一切愿与我们互利合作的人们进行合作。”

  1979年是关键性的一年,因为1978年底中共中央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领导下,通过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对此,她是积极拥护的。在给友人的信中,她说:

  ①指给美国理查德·杨的信,1979年2月15日。

  “民主和法制开始占上风并显示出来一最近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是一大胜利。我们正在集中力量使我们的生产、学术和国防现代化”。

  她也尖锐地指出了她所认为的仍然存在的弊端:

  “……我们仍不能、也不去把干部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上,常常指派某个不合适的人去担任他(她)所担当不了的工作。”

  她赞成放宽某些过分死板的作法,例如高考录取的新生统由国家分配到指定的学校就读,这些学校往往离家很远,但考生本人很少或没有选择的机会。“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她的总的看法是:“任何集体的利益都必须允许有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否则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三)缅怀英烈、先贤和战友

  面对未来,她从不忘记过去。在耄耋之年,在一系列为纪念英烈的题词中,她表达了她所看到的中国百年斗争经历的意义以及她自己的倾向。

  1980年是鸦片战争140周年,她为广东东莞县虎门人民抗英纪念馆题词:

  “虎门是1840~1842年中国人民销毁鸦片、广州人民组织武装斗争团体如平英团等抗英的地方,当年中国人民在虎门表现的爱国精神和进行民族革命的勇敢行动永志不忘。”

  ①影印原件载《文物天地》,1983年第1期。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56页。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981年,她还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的筹备工作。这不仅是为了纪念孙中山领导的这一革命,也是为了向台湾当局呼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对此她是完全赞成的。在她心里又重新燃起了为全民族的利益实行国共重新合作的希望。为了促进这一努力,她希望同她的亲人(包括妹妹美龄、蒋夫人)重聚,此事后面将作叙述。

  1980年,她还主持了纪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的集会。蔡元培是著名教育家,早年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对运动表示赞同。他还认为在大学和学术机构中应该允许对各种学说进行传授和研究,所以他聘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到北大任教。

  宋庆龄称赞蔡元培提倡科学和民主,主张言行一致和百家争鸣,培养教育了一代人。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坚持保障人权(他和好友鲁迅都是30年代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赞同国共合作、力主全面抗战;他对中国的教育、科学事业和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她最后指出,今天纪念蔡元培有重要意义,他的精神可以激励知识分子更加奋发图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①宋庆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0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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