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医院的病人，大多数是来这里度过他们生命中最后的时光的。他们来这儿，因为残疾，或是重病，或是神智混乱，要不就是身体机能已经衰竭，丧失了活动的任何能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失去了清晰的思维，绝症和残疾使他们和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尽管这似乎很残忍，但对他们来说，却完全无关紧要。
玛丽B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护理人员喊她“玛丽B”，因为她是病房西区4个玛丽中的一个。她94岁，脆弱得就像一张飘荡的蛛网。她的丈夫和姐妹们都已先她而去，如果她还有孩子，他们也很久没有管过她了。只要她醒着，她总是一刻不停地手舞足蹈，几乎没有安静下来的时候。
玛丽B的脑子里始终盘旋着一个念头：有人拿走了她的皮包。她整天整夜不停地找，除非她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她会出门穿过医院的林阴路，进入男病房区，钻进洗衣房或者厨房，没头没脑地寻找，并且从不放弃。当别人干涉她，她就要求护理把她的轮椅推到大厅，她会一直呆在那个人来人往的地方。
“能借给我一把梳子吗？”她对每个路过的人都这样说，“我的梳子丢了，它在我的红皮包里。我的钱也丢了。我的皮包在哪儿？"
每天，她都重复同样的事，最后玛丽B的询问变成了院子里的噪音———就像手推车装载着滚烫的盘碟经过门厅，或是空调发出的嗡嗡声，又像是对讲机里发出的静电噪声。
我们都知道她根本没有皮包。但尽管我们都特别忙，偶尔还是会有人停下来，带着关心和善意聆听她的唠叨。当然，大多数人都会安慰她两句：“好的，玛丽，如果我见着你的皮包，我会给你拿回来。”
我们大多数都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只有一个人除外。
我从不认为肯尼会有耐心停下来听玛丽B念叨，但奇怪的是，他总是能跟玛丽B在一起说着些什么。
他要做什么？我很担心，我观察着。我的第一个猜测是，他是想偷些麻醉剂之类的药品所以才在这里工作。我想我碰到了一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的人。
当玛丽B每天叫住他问皮包，而肯尼都答应帮她找时，我的猜疑更不断加深了。我推断出肯尼的某种计划也许要把玛丽B也搅在其中。我想，他可能是想把偷到的药藏到玛丽身边，然后他的同伙再溜进来把药从医院里偷出去。我对自己的猜测深信不疑，因此我特别加强了对药品分发部门的安全防范工作。
一天下午，在晚餐之前，我看到肯尼往大厅走去，手里拿着一个杂货店的塑料口袋，它看上去鼓鼓囊囊的。
就是这个袋子，我告诉自己，我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悄悄跟了出去。我从后面盯着他，但是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于是我停在大厅里一辆洗衣车的旁边，洗衣篮高高地堆在车上面。
这些洗衣篮正好挡住了我的身体，但是我仍能清楚地看到肯尼大步走向大厅，朝玛丽B的轮椅走过去。
他走到那里，突然转过身来，朝四周张望。我躲开他的视线，看到他紧张地窥视着整个大厅。他显然是不想让人看到他要干什么。
他拿起塑料袋。我的心提了上来，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直到他掏出一个红色的女士皮包。
玛丽B瘦骨嶙峋的手猛地抬起来，在脸前做了一个惊异和高兴的手势，然后像一个饥饿的孩子想抓住面包那样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去。玛丽B紧紧抓住那个红皮包，她把它握在手里，仔细地打量着，然后把它紧贴在她的胸口，像抱着一个婴儿一样地轻轻地摇晃它。
肯尼转过身来，再次飞快地往四周看了一眼。确定周围没人看他以后，他弯下身，打开皮包，把手伸进去，然后他从包里给玛丽B拿出一把红色的梳子，一个装硬币的小钱袋，还有一副小孩玩的玩具眼镜。
玛丽B的脸颊上流下了高兴的泪水。我认为她是因为高兴而流泪的。
泪水也流在了我的脸庞上。
肯尼轻轻地拍拍玛丽B的肩，把塑料袋卷成一团扔进了旁边的垃圾箱里，然后，他离开了大厅继续去做他的工作。
我走回我的桌前，坐下来，想起以前对肯尼的怀疑，心中充满了愧疚。
下班的时候，我站在平常护士助理上下班经过的门旁。肯尼带着他的上衣和收音机，蹦跳着走过大厅。
“嗨，肯尼，”我说，“还好吗？你喜欢这个工作吗？"
肯尼惊奇地看看我，然后耸耸肩。“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的工作。”他咕哝着说。
“护士是一个好职业，”我强调，一个主意忽然从我脑海里冒出来，“唔，你可曾想过去上大学，得到一个正规的护士学位？"
肯尼简直不敢相信。“你在开玩笑吗？我不可能得到那样一个机会的。除非这个护士课程是免费的，否则我不可能得到这个机会。”
我知道这是事实。肯尼放下他的收音机，穿上外套。“上大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奇迹，”他说，“我爸在圣昆顿监狱，而我妈在吸可卡因。”
我紧紧咬住牙齿为了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仍然保持微笑。“奇迹总会发生的，”我告诉他，“如果我能想法资助你的学费，你愿意去上大学吗？"
肯尼不敢相信地盯着我。在这一刻他不再像一个混混儿了，我期待着他的回答。“当然！”这就是他所说的，但这已经足够了。
“晚安，肯尼，”当他握住门把手时，我对他说，“我相信，有些事是一定能够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