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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非进化的起源观念 公元前7世纪、6世纪和5世纪是东地中海和近东的商业与贸易空前繁荣的时代。希腊人，特别是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位于小亚细亚两岸）殖民者，来到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后，逐渐熟悉了埃及的几何学与巴比伦的天文学。当时人们既然逐步认识到原先归之于神灵活动的许多现象能够“自然地”得到解释，那么，为什么不能提出关于物质、地球和生命的起源问题？ 当时提出这一类问题的并不是科学家，因为一直到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并没有现代意义的科学家。那时科学家的位置是由探寻真理并企图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哲学家占据着。本书的第三章 里曾介绍了哲学的各种学派；这里只扼要地提一下与进化思想有关的哲学家和流派（Guthrie，1962）。遗憾的是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留传下来的著作极少，从这些残缺不全的文献中可以推断他们所议论或传授的显然只是巴比伦或埃及的一部分传统。 第一位哲学家是泰勒斯（Thales of Milet约前625-前547年）。他主要是一位天文学家、几何学家和气象学家，对生物现象显然并没有什么兴趣。他认为水是第一位要素，亚里斯多德后来推测泰勒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水在动植物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精液也含有水。此外，很多动物的生活都和水有关。 泰勒斯的学生安纳西曼德（Anaximander，约前610-前546年）虽然以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著称，但对生物界很感兴趣。他对宇宙的起源和演化有自己完整而又独特的看法，并认为水、火，土与空气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他以为生物有机体的第一代是经由变态形成的，正像昆虫是由蝶蛹变成的那样： 第一批动物是在潮湿处产生的，并被包裹在多刺的树皮中．当它们长大后就移居到比较干燥的陆地；一旦它们的外皮裂开并脱掉后，它们就按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生存一个短时期。 人却是从另一类生物产生的，因为别的动物很快就能猎取它们自己的食物，而人则需要较长时间的抚养。如果一开始它就像别的动物一样，它就绝对不能生存。因此人是在像鱼那样的生物体内形成的并按胚胎的形式留存在其中一直到成熟。最后那生物胀裂，男人和女人才得以出现并独立生活。 （引自 Toulmin and Goodfield， 1965） 这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进化论的前兆，而毋宁是自然发生学说的原型。随后的几代哲学家——Anaximenes（约前555年）、Diogenes（约前435年）、Xenophanes（约前5O0年）以及Parmenides（约前475年）都同意万物是从潮湿土壤中产生的自然发生学说。 Empedocles（约前492-前432年）提出了一个怪诞的生物起源学说。他认为最初产生的是身体的各个部分：没有躯体的头部或四肢，没有眼睛或口的头，等等。在漂浮中这些部分互相吸引直到形成完整的生物，不完整的就消亡。有人将之称作是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前身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因为将互相补充的部分结合起来并不涉及选择，不完整生物的消失也并不是选择的过程。Empedocles可能是由于双头牛怪物的传说最初启发了他才提出这一学说。 在Anaxagoros（约前500-前428年）和德谟克利特（约前500-前404年）的著作中才首次出现关于适应现象的设想。An－axasoras认为推动世界运行的推动力是一种非物质性的精神（Nous），但它并不为事物起源的未来历程导向。有人认为这是神创论的设计学说，但实际并非如此。德谟克利特似乎很赞赏有机体的适应现象，但十分审慎地没有提到任何定向因素。他倒认为系统的结构建成是原子的固有性质的必然结果。因此德谟克利特是提出机率机制（chance mechanism）以与内在的目标取向倾向相抗衡的第一位哲学家。此外，他还深信世界的有序性，这样他就提出了后来亚里斯多德试图通过目的论来解决的问题。 早期希腊哲学家的世界起源概念有两个突出的方面：（1）“上帝创造世界”的作用被非神化了，也就是说，世界，生命或特定的生物并不是像前哲学时代（prephilosophical period）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上帝创造的产物，而是自然界生产能力的结果。（2）起源并不是目的论的，也就是说并没有任何设计或目标作为它的依据；起源只是机遇的结果或无理性的必然。 于是这些哲学家首次对世界上的现象提出了“自然”解释，即只借助于已知的力和物质，例如太阳的热或水与土的合理解释。尽管这些解释对现代的人来说是如此朴素和原始，但是可以这样说，这些构想构成了第一次科学革命，即否定了超自然力的唯心主义解释，肯定了唯物主义的论断。 希腊哲学家的世界观和圣经作者（神父）的世界观还有另外一个根本区别。圣经所指的世界是年轻的，按Usher主教后来的估算，上帝创造世界只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而且这样的一个世界在最后审判日的那一天就到了尽头。团此时间在他们的世界观上是无足轻重的。但在另一方面，希腊哲学家对时间的看法则是矛盾不一致的。就我们现代人看来时间就是变化，但是在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却把世界看作是永恒的，没有什么重大变化，最多也不过是循环式的变化，迟早会回复到原来状况，也就是说世界是一个稳定态的世界。尽管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有一句名言“万物皆变”，当时的情况显然也是如此。因此时间虽然是无限的，但对希腊人的世界观并无影响；用不着拿一个进化着的世界来代替世界起源。希腊哲学家对起源问题确实具有极大兴趣，如宇宙，地球、生命、动物、人类以及语言的起源等等。然而对其随后的变化则毫不在意。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460－370B．C．）及其学派的观点则退然不同。他们大多是医生，很重视观察、实验而不是推理。他们坚信用进废退原则的获得性遗传。他们还认为气候和其他地域因素对不同地区居民的差异具有重大影响。 柏拉图 一些有利于进化思想发展的观点散见于爱奥尼亚哲学家著作中，例如时间的无限性、自然发生、环境的变化、以及强调个体发生中的变化等等。但是这些也就到此为止。事实上希腊哲学家很快就改变了这种思想倾向。由于Parmenides，尤其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愈来愈倾向于抽象的形而上学并日益受到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的影响。这是在生物学历史上，首次因数学或物理科学对其发展产生的有害影响，而且这种有害影响以后也常出现。由于专注于几何学，因而导致去探索作为多变现象基础的“不变实体”（unchanging realities，Ideal gestalten）。换句话说，导致了本质论（参阅第二章 ），这种哲学观点当然是和进化思想完全不相容的。 一切由感官察知的暂时变化仅仅是“永恒原则”的排列组合这一公理一旦被承认，则事态的历史顺序（它是变化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个体变异）就失掉了它的基本意义。它只是在为不变实体的本质提供线索上才值得重视……哲学家所关心的倒是和普遍原则有关的事项——天体的几何学设计，与各种不同物质元素有关的数学形式…他们日益被一个不变的宇宙秩序，即自然界（包括社会）的永恒设计方案的思想弄得神魂颠倒，他们的特殊任务是去发现其基本原则。（见前书） 这些新观念找到了进化思想的著名反面人物（antihero）柏拉图作为最忠实的代言人。柏拉图的思想是一个几何学家的思想，而且他显然对生物学现象知之甚少。柏拉图的四条武断见解在随后的两千年中对生物学产生了特别有害的影响。头一条就是前面提到的本质论，崇奉不变的形式（eide）以及与表面现象分离并独立于表面现象的固定观念。第二是关于一个有条不紊，和谐而又富有生气的宇宙的概念，这种概念使得后来要解释进化是怎样开始的变得无比困难，因为任何变化都会破坏和谐。第三，他用一种创造力、造物主代替了自然发生。因为柏拉图是一个泛神论者和异教徒（非基督教徒），他所指的造物主和一神教的造物主上帝还多少有些不同，并不是指具体的神。然而后来却是以一神教的观点来加以解释。而且正是这种解释导致了后来的基督教传统，认为“哲学家的任务在于揭示造物主的设计蓝图”，这一传统直到19世纪中叶还持续不衰（自然神学，阿伽西）。柏拉图的第四个有影响的观点是他特别看重“灵魂”。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也提到非肉体因素，但从来没有像在柏拉图那里那样的独特、详尽和无所不在。后来当它和基督教观念融合在一起时，对灵魂的崇拜就使得接受进化论极端困难，或者说至少要将人和他的灵魂包括到进化方案中去是极其困难的。人们往往提到柏拉图的著作对生物学是多么大的一场灾乱，实际上对进化思想也是如此。 亚里斯多德 亚里斯多德这一位最伟大的博物学家按理似乎应当是第一位发展进化论的理想人物。他是一个杰出的观察家而且首先了解到有生命的自然界的逐渐变化。他认为“自然界是按连续不断的顺序由无生物经植物而最后形成动物的。”他曾指出一些海洋动物，例如海绵，海鞘，海葵，比较起来更像植物。后来的学者将他的这种意见提炼成“自然界阶梯”或“自然界的伟大链索”概念，从而促使18世纪在莱布尼茨的门徒中蕴酿产生了进化思想。 然而亚里斯多德实际并非如此。他具有太多的与进化思想不相容的思想概念。生命界的运动，从生到死，并没有引起永久的变化，而只是导致了稳态的联续。因而不变及永恒和运动、和个体的消亡、和个别现象的消失并不是不相容的。 作为一位博物学家，他随处都见到了固定不变的、界限明确的物种，尽管他也强调自然界的连续性，但是物种及其形式的固定不变性却是永恒的。亚里斯多德不仅不是一个进化论者，事实上他对任何事物的假想起源都看作是自找麻烦。对他来说，自然界的秩序是永存的，不变的；看来如有可能，他对Hutton所宣扬的：“开端既无证据，对结束也不要抱任何希望”的观点是会欣然赞赏的。 必须指出的是亚里斯多德所指的分阶段逐渐变化完全是一个静态概念。他不止一次地反对Empedocles的“进化”学说。自然界不仅有秩序，而且自然界中的每一事物都有其目的。他明确表示人以及动物和植物的属是永恒的，既不是被创造的也不会消亡。宇宙可能是从原始的混沌进化而来的观念，或者高等生物可能是从比较低级的生物演化而来的思想对亚里斯多德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再重复一遍，亚里斯多德反对任何形式的进化，包括达尔文在内的生物学家一直都很尊崇亚里斯多德，然而他们也必须十分惋惜地承认他们不能将他列于进化论者之中。由于亚里斯多德的威望，他的这种反对进化的立场对以后两千年事态的发展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亚里斯多德以后的思想家中，有人把伊壁鸠鲁学派当作是潜在的进化论者。这是一种误解，当然也必须承认他们和亚里斯多德相反，对起源很感兴趣。在Lucretius的“关于事物的本质”的诗篇中曾提到万物都是在过去某个黄金时代自然发生的，包括人类也在内。但是他也断然反对进化性的变化： 每件东西都有其本身的生长过程； 一切事物必须保持它们之间 由自然的不易规律所支配的差异。 他以为大地是无比肥腴的，既产生健壮的生物也产生不能生存并被淘汰的怪物和弱者。这种淘汰过程有时被看作是早期的自然选择学说，栽们在后面将会发现这种解释当然是错误的。 因此，直到古典时期结束时思想家们的思想还没有从静止为世界观或稳态世界观念中解放出来。他们最多也不过是考虑到起源而已。生物世界的历史性变化——生物进化完全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概念结构。 很多历史学家都曾考虑过为什么希腊人在进化思想的创立上没有取得成就。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实际上已经触及到这些原因：没有时间概念，即使有关于时间的思想，那也只是没有变化的永恒，或者是永远回复到同一起点的无休止的循环变化。当时还流行着宇宙完美无缺的概念。最后还有与变化概念完全不相容的本质论。在能够设想进化之前所有这些观点都必须消除或削弱。然而希腊人以另一种方式确实为进化生物学奠定了基础，而亚里斯多德较之其它任何人对此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今天人们已经理解到进化论只能经由博物学提供的间接证据来推断，而正是亚里斯多德创立了博物学。 基督教的影响 当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一种新的观念形态——基督教——接管并统治了西方思想。它的影响以及教会等级结构的无限权势是再怎样也不会被夸大的。他们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概念类型并取消了思想自由。人们再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思考和推想。这时，基督教的教义就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而这教义又揭示在圣经中，因而圣经就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基督教和犹太教所信奉的并不是没有时间性的永恒，而是一个全能的、从虚无之中创造出世界的造物主，待到审判日它又会使这个世界突然终止。它花了六天的时间造成地球，这六天时间对一切事物的起源来说是足够的，但对进化而言就很不够，因为根据圣经所记载的家谱计算，世界只是在公元前四千年才创造出来，时间很短。然而在旧约圣经中就有很多地方提到线性顺序（例如在六天之中创造世界），这较之希腊人的永恒不变的世界或循环式的世界就更宜于作为进化思想的基础。 早期教会的神父和教士在解释圣经时还容许有相当的自由，因为当他们每个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时异端邪说并不构成危险，当时也没有任何一种现存的科学要求更加严密的论点。例如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Gilson，1960）虽然也承认圣经是唯一权威，但对创造却采取了多少是寓言式的解释。不仅仅已制成的产品是一开始就被创造出来的，而且按照他的说法上帝的大多数创造在于赋予自然以产生生物的潜力。这些创造物的本质虽然是一开始就被创造了出来，但它们（创造物）却往往是在很晚以后才萌发或被激活。自然的一切部分，无论是陆地还是水一域，具有产生新东西的能力，不论这新东西是生物还是非生物。因此对基督教的虔诚信徒来说自然发生是毫无问题的，在任何时候都能发生。 基督教创立以后的一千多年是一个郁闷的理智停滞时期。经院式大学的特点是企图按条文式的演绎推理来建立真理，然而按照这种方式引起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是注定要失败的。新的觉醒来自完全不同的方向，来自对大自然的兴趣复苏，也来自博物学的再度兴起，这些都可以从Freclerick II以及Albertus Magnus的活动看出（参阅第四章 ）。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学者，不论是否亚里斯多德的信徒，尽管他们经常也提到生物链索或自然现象的等级结构，却深信一切物种都是严格固定不变的。 在经院哲学时期最重要的事态发展可能就是在经院哲学家阵营内部发生了分裂。一个后来被称为唯名论者的派别发展了起来，它否认本质论的基本信条。唯名论者认为本质并不存在，我们实际所有的只是附着在各类事物上的名字。一且有了“椅子”这个名字，就可以把所有符合椅子定义的什物都归类在一起，不论是餐厅椅，公园草地椅，还是装有软垫的椅子。由唯名论者发起的对本质论（又被叫作唯实论）的攻击宣告了本质论的首次削弱。英国的一些归纳法哲学家和实验主义者，从培根以后，在思想上都有唯名论者的色彩，也可以说是思想意识上的延续。说实在的，唯名论很可能就是种群思想的先导（参见第二章 ）。 对进化思想的发展来说，宗教改革代表了一种反动，因为基督新教的兴起强化了圣经的权威性。它对圣经完全是逐字逐句的解释，也就是说导致了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像圣奥古斯丁那样的自由解释当时已完全被禁止。 奇怪的是，16、17世纪所谓的科学革命（这是一次主要限于物理科学的科学革命）根本没有改变这种对神创论的态度。所有的著名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如笛卡尔，惠更斯（Huyghens），波义耳，牛顿等都有自己所崇拜的上帝而且是严格的神创论者。世界观的机械化（Dijksterhuis，1961）是当时占主要地位的概念革命，并不需要，而且也不能容忍进化论。对沉湎于本质论并相信宇宙是完美无缺的人来说，一个稳定的、独创的、由普遍规律维系着的世界就是一切。 哲学也是同样的反动。在培根、笛卡尔、斯宾诺沙的著作中找不到一点真正的进化思想。笛卡尔强调，由于上帝无所不能，它创造的一切只能是完美无缺的，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东西是不能进化的。奇怪的是，以自然神学的形式出现的神学竟然在更大程度上比哲学更好地为进化思想铺平了道路。 进化在其种青义上是和常识相抵触的。任何生物的后代总是再度发展成亲代的模样。猫永远只能小猫。老实说，在进化论被公认以前就曾经有过各种骤变学说。例如，自然发生说，物种异变（heterogony）说，即认为某种植物（例如小麦）的种子偶尔也会生出另一种植物（如裸麦）。但是这些都是关于起源的学说，和进化并没有关系。在承认进化思想之前必须有一场实实在在的理智革命。 建立进化论的最大障碍是进化不像物理现象那样能够直接观察到，例如下落的石头，沸腾的水以及在几秒钟、几分钟或几小时内发生的其它过程，在这段时间内正在发生的变化可以详细地记录下来；然而进化却只能推论。而为了推论就必须首先有一个适当的概念框架。化石、变异和遗传的事实，以及生物的自然等级结构的存在等等只有在有人认定发生了进化之后才能作为证据。但是从希腊时代直到18世纪流行而又连贯的世界现却和进化思想是相抵触的，至少也是不利的。因此，提出进化学说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是在采纳进化思想之前改造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有两个主要论点，第一个是相信宇宙在每个细节上都是由明智的造物主设计的。另一个是静止不变的而在时间上又是短暂的世界的概念。这两个论点在中世纪末期在西方思想界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无法想像能将之排弃。然而这也正是1718世纪以及19世纪早期逐渐发生的事情。这一令人瞠目的理智革命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还是渗透在文化、理智背景中的变化的结果？正确的答案显然是两者都很重要。 从14世纪开始在西方似乎出现了一种新潮流。航海时代，古代思想的发掘、宗教改革，培根与笛卡尔的新哲学观点，非宗教（世俗）文学艺术的发展，最后还有科学革命，这一切都削弱了以前的信念。物理科学中的科学革命对自然现象要求有合理的解释这一点被强调得愈厉害，则超自然的解释就越来越行不通。 这种变化并不限于科学。各个方面都在酝酿。历史的概念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开始形成，这毫无疑问是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希腊传统的复苏、对希腊经典著作的研究以及人们对希腊传统文化和建筑的兴趣。航海使得西方世界认识到还有原始部落存在，这就突然引出了这样的问题：开化的民族是怎样从早先的原始状态发展形成的？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提出现代社会科学所最关心的问题。意大利人Giambattista Vico于1725年写出了开拓性的名著《新科学》（Scienzia Nuova）。讨论了历史的哲学。（Croce，1913；Berlin，1960）。就他看来，人类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并不是基本相同的历史的不同侧面：而是一个连续过程的前后衔接的阶段，这个连续过程是一个必然进化的过程。 在从教会的精神和理智桎梏中逐步解脱出来的同时，世俗文学也发展了起来。原来被禁止的思想这时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关于地球、人类或人类社会的起源的新学说也以空想主义（乌托邦）的面貌出现，这些著作有很多是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出版的。 在表露新思想上有两本小说特别重要，一本是Bernard deFontenelle的《关于多元世界的对话》（Conversations on theplurality of the worlds，1686）。在这本小说中他以激进的态度把笛卡尔的涡动学说用来阐述世界起源。他认为其它行星和月球上也有生物存在，并按这些天体的假定温度和气候条件推论这些生物的特征。除了我们这个太阳系而外，他认为还有无数的太阳系和无数的空间。虽然在小说中没有明确表述，但是空间既然是无限的，那么时间就为什么不是无限的？ 如果说Fontenelle的《多元世界》是一本具有强烈形而上学气息的真正小说，那么de Maillet（1748）的小说《Telliamed》就具有作者长期从事地质学研究的深厚基础，正如这书的副题所标明的，是企图记录“一位印度哲学家和一个法国传教士关于海洋变小的对话”。这是一本极端幻想的小说，其中最大胆、最异端的思想都出自印度哲学家之口。小说包括三次对话，头两次对话几乎全部和地质工作有关，在很多方面大大超越了当时的时代。第三次对话是最长的一次对话，其中很多涉及到生命起源和生物变态（metamotphosis）。 De Maillet的主要地质学论点是，地球一度完全是由海洋覆盖，后来才逐渐露出，这个过程经历了几百万年。起初只有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其中有一些一旦登上陆地就变成了陆生动植物。在当时看来地球并不是突然被创造出来的，而是由自然过程逐渐形成的。空气中永远充满着各种生物有机体的“种子”：只要环境条件合适就萌发成各种生物。当新出现的条件要求发生了变化时，现有的物种就随之发生转变。例如，飞鱼就转变成鸟，人类原来是以人鱼的形式在海洋中存在，后来在陆地才变成人，的确，所有的陆地生物不过是转变了的水生生物。因为只有原已存在的生物才能转变成新的形式，所以在de Maillet的思想中并不存在真正的进化概念。但是，《Telliamed》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显示了18世纪的思想家在思想上从前几个世纪的羁绊中解放到了什么程度。 虽然《Telliamed》直到1748年才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在1715年左右写成的，也就是在Fontenelle的小说出版（1686）后大致30年。这两本书反映了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等人的著作和吕文虎克等人以及其它博物学家的科学发现对当时知识界的深刻影响。科学对那个时代的思想显然发生了重大的冲击作用。 让我们比较详细地探讨一下对西方思想产生这样深刻变化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进展情况。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有三股相对独立的科学发展潮流以不同的方式为进化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它们是自然哲学（物理科学），地质学，和博物学（广义的）。 宇宙学所起的作用 物理科学的科学革命（从哥伯尼和伽利略到牛顿和拉普拉斯）对支配一切物理现象的基本而又普遍的定律，例如引力定律，特别重视。它们不仅能够解释包括太阳和行星在内的物体的运动，而且说明了生物体的功能现象。正如波义耳曾经说过： 这种哲学……告诉人们是上帝使物质运动的。但上帝只是在最初指引组成物质伊各个部分的运动．以便这些部分能够像理所当然的那样构成他所设计的世界，而后就确立了运动的规律和物质世界的秩序，这些我们称之为自然定律。因此，宇宙曾经是由上帝创造的，然后就确定了运动定律，而这一切都是由他的绝对意旨认可的。这种哲学还告诉人们，宇宙中的各种现象是在物理意义上由物质的组成部分的机械性质产生的，各种现象按照机械定律而互相作用。（Boyle，1738：187） 将宇宙看作是具有灵魂的生物这一广泛流行的希腊概念被宇宙是由各种定律支配的概念所代替。这种新思维方式被称为世界观机械化，它不仅渗透在物理科学中，而且还对生理学和生物学的其它学科发生影响。这种新观念要求对一切自然现象作出机械性解释。例如，如果行星在它的轨道上运动受行星运动定律支配，那末就用不着造物主去无休无止地干预。造物主上帝仍然是现存一切事物的最初原因，但在创造世界之后一切自然现象或过程就由“第二位原因”支配，这第二位原因可以用物理科学中的各种定律作为例证来表明。运用这些定律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并探求以往所未曾发现的定律就成为科学的目的和任务。 这种新思维方式在宇宙学中运用得特别成功。圣经中的宇宙，甚至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所指的宇宙都很小。望远镜发明后这类看法就发生了变化。望远镜愈改进，宇宙看来就越扩展，越没有边际。宇宙无限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一直延续到现代天文学。随着更多的人接受了空间无限的概念，也就使他们更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时间是不是也是无限的？ 不仅产生了宇宙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概念，而且后来还引发了宇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永远处在变化之中的思想观点。然而任何曾经发生过的事态必须与圣经所记载的相符，自然哲学中的任何新发现也必须和旧约中的摩西书一致。在英国首先出版的一本革命性地质学是Thomas Burnet神父写的《地球的神圣原理》（Sacred Theoryof the Earth，1681），阐述从上帝创造世界到当时的地球全部历史。书中写道洪水这一重大事件是由于地壳爆裂地下水喷出所致。圣经上所记载的所有事件，包括最后审判日的大火在内，都是上帝创造世界时所安排好的一系列自然事态，John Woodward的论著《关于地球自然历史的论述》（Essay towards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Earth，1695）则是一本比较正统的著作。他认为洪水是由干上帝直接干与的结果，但是自此以后世界就多少稳定下来。所有的化石都是洪水的遗物，证明它确实发生过，从而论证了圣经记载的可靠性。这的确是令人感到安慰的解释。William Whiston是撰写地球史的第三位作者，他试图用牛顿的物理学来阐释圣经故事。在他写的《关于地球的新学说》（New Theory of the Earth，1696）一书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推想是诺亚时期的大洪水是慧星接近地球所引起的后果。 在上述三本书的解释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力求在不过份偏离圣经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对地球的某些历史事件作出“自然”解释。（Greene，1959）这就像是在门口插上了一只脚，自此以后哲学家和宇宙学者对地球、太阳和星座的历史就更加自由、更加大胆地进行猜测。但是把宇宙看作一个整体是由进化而来的思想则是很晚才产生。这首先是由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在其早期著作《自然界通史和关于天体的学说》（A GeneralHistory of Nature and a Theory of the Heavens，1755）中系统地和有说服力地提出的。康德在这本著作中系统地展示了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概念，即世界的起源是由一团混沌星云在旋转过程中最后形成银河，太阳和行星的。康德的这一解说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整个过程的渐进性：“时间的未来延续（通过这样的延续永恒才是无穷尽的）将全部激动起上帝无处不在的整个空间，并将逐步使之纳入正常秩序，这种正常秩序是和上帝的最优设计方案相一致的……上帝的创造永远不会结束。创造确实有过开始，但它绝不会终止。”新的星球和银河将一如既往地演变、发展下去。 这已不再是一个静止的世界，而是一个能动的、不断发展进化的世界，它只是由第二原因远远地操纵着——这在当时来说显然纯粹是一种异端思想。通过这一革命性的新思想，“康德深思熟虑地从一个侧面宣扬了牛顿的关于现行自然秩序的创造（形成）和这种秩序的保持之间的严格区别：我们所要求的创造只能是在无穷尽的时间内秩序逐渐战胜混乱的结果”（Toulmin andGoodfield，1965）。 根据布丰的估计，世界从开始到现在只有168，000年或者至多不过50万年，而康德则认为远不止此。康德显然考虑的是无穷尽（无限），因而对改变当代的思想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后来这反映在地质学家休顿（Hutton）和拉马克的著述中，虽然他们谁也没有直接读过康德的著作。 地质学所起的作用 地质学中思想的转变较之宇宙学更具有根本性。研究自然的学者在18世纪才第一次充分认识到地球表面的不断变化以及过去所发生的变化。地质学这门新的科学开始兴起，它的首要任务是历史性的，即重建地球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态的先后顺序。地球表面并不是一直和现在一样（也就是说地球也有它自己的历史）的证据来自几个方面。 其中之一是发现了法国中部的死火山（已熄灭的火山）。这一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广泛分布的玄武岩不过是古代的熔岩，是古时火山喷发的残余物；它还使人们认识到这种熔岩的分布很广，深层的熔岩一定很古老。 大致就在这同一时期人们第一次了解到绝大多数地质断层是成层沉积（沉积矿床）。对这些成层沉积加以仔细研究后还发现它们往往是深达一万呎的柱状体，有时还超过十万呎。这一发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震动，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使人想到地球是非常古老的，这样之深的沉积层势必需要非常悠久的时间才能形成。后来还进一步发现无论是火山沉积物还是冲积沉积物在它们沉积后都不是没有遭到破坏，一成不变的，而是随后被水冲蚀，有时形成了很深的深谷。有些沉积层后来还发生了激烈变化，产生了褶皱，有时很多沉积层甚至完全颠倒了过来。这些情况现在看来当然是容易理解的，因而很难想像在17和18世纪这样的思想和看法是多么富有革命性，起初遭遇到多少广泛的反对和责难。 关于地壳的现有形状究竟是由于水力作用（水成论）还是火山作用（火成论）造成的，两者的作用孰大孰小这些问题在地质学家的各个学派之间曾经一度发生了激烈争论。后来终于对火山、浸蚀（以及沉积）和造山运动等各自的作用作出了恰当的估计。但是对作用于地壳的各种力的了解随后不断深化，直到晚近（60年代）提出的板块结构理论就对此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不论各种地质学发现有些什么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互相补充、强化了对地球是极其古老的认识。这就不可避免引起了和从字面上崇奉圣经说教的人们的冲突。 教会多少是正式承认公元前4000年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时期，因而认为任何与此有重大出入的就是异端邪说。然而布丰在他所写的《自然界的纪元》（Les epoaues de lanature，1779）一文中就勇敢地提出地球的年龄至少有168，O00年（Roger，1962）（在他未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则估计为50万年）。布丰对这类问题非常注意，并且似乎是对地球的历史具有理性而又前后连贯概念的第一位思想家。在他于1779年写就的上述一文（这是他对25年前他所出版的一篇论文作了大量补充修订后写成的）中将地球的历史分为七个“时期”（epochs）：第一个时期是地球和行星形成；第二时期，大山脉产生；第三时期，水淹没大地；第四时期，水退落，火山开始活动；第五时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购时期），大象和其它热带动物在北方栖息（它们的化石曾在北方发现，但布丰并没有想到这些热带动物可能不止分布在热带，还可能栖息在其它任何气候区域）；第六时期，各大洲彼此分开（他明确地认识到北美的动物区系和欧洲及亚洲的相同，由于这些洲目前已被海洋分隔开，因而他认为以前它们一定是联结在一起的）；最后是第七个时期，人类出现。这是最后也是最近的一个时期，因为在化石记录中并没有人类化石。在布丰重建地球历史时生物学的新发现起了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就转而讨论为进化思想铺平道路的一些生物学发现。 博物学所起的作用 致力于物理科学的人倾向于将十七、十八世纪理性思潮的变化完全归之于世界观的机械化（机械世界观）。这种倾向忽视了博物学各个领域的发展在这一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些发展发现了许多与创造神话并不符合的新情况和新证据。因此，凡是与博物学的发展有关的事态也就是进化生物学历史的一部分。 也许最重要的莫过于中世纪之后重新发现或研究大自然。学者们日益显示出对花、鸟的爱好。大致从1520年前后开始出版了一系列附有美丽插图的关于德国南部和欧洲其它地区地方植物的著作（参阅第四章 ）。这就激发了不少人走向户外寻找这些植物的愿望，甚至还想发现以前没有描述过的新植物。对鸟类、鱼类以及其它自然界产物也发生了类似的浓厚兴起。这样就先后发现了圣经中和前人（如Theophrastus，亚里斯多德，Pliny等）著作中所从来没有提到过的西欧的大多数物种。人们开始怀疑：我们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究竟真正了解多少？ 圣经只提到了近东的动植物，“诺亚方舟”所能安顿和拯救的这些动植物显然极其有限。但是当14、15世纪大规模航海事业开始以后，使得16世纪到18世纪的新发现有才更加惊人的发展。非洲、东印度、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新奇动植物的记叙使圣经的可信性遭到致命打击。这样多的动植物在方舟中怎样安顿得下？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是在方舟靠岸的亚拉拉特山（位于亚美尼亚）繁殖蔓延开来的，那末全世界的动物为什么不一样？它们又是怎样到达被海洋分隔开的美洲和澳大利亚的？生物地理学的事实和现象向神创论者提出了一些最难解答的问题，并且最终被达尔文用来作为进化的最有利和最有力的证据（见第十章 ）。 化石研究的日益深入对圣经故事的可靠性也提出了新的疑问。在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知道化石。希腊人Xenophanes（生殁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五百年）在意大利西西里岛西那库斯海港的采石场发现了化石鱼，在马尔它岛发现了海洋软体动物的化石。十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认为这些化石是过去灾害的记录而是海平面逐渐变化的结果，这多少是按Anaximander的思路在考虑。亚里斯多德在他的《气象学》一书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因为他是坚决的反灾害论者，所以他也认为化石是由于海平面缓慢移动所形成的。对化石的形成的原因有下面的两个错误解释一直影响到18世纪。 原先，人们普遍认为化石是“从岩石长出的”，正如晶体或金属矿那样，只不过是大自然的偶然事态。大自然或者被看作具有塑造力（vis Plastica），能够在岩石中塑造各种形状；或者化石被描述为大自然中普遍存在的“种子”（germs），这些“种子”或者在自然发生（spontaneous generations）中表现为万物的种，或者是在岩石中表现为化石。且不提其它的人，很多著名学者如Magnus，Falloppio，Kireher，盖斯勒，悌宇列弗等等都具有这种观点。 按圣经的字面解释一切是当时的习尚，当化石是过去生物的遗迹这种看法最后被普遍接受的时候，于是化石也被看作是在诺亚洪水中消亡的动物的遗迹（尤其是Steno，Woodward和Scheuehzer坚持这种观点）。虽然达芬奇，Fracastoro，以及其它一些先驱者提出了很多证据反对一切化石都是同时出现的观点，但是地球的年龄很年轻的这一信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人奉为圭臬，以致人们还不可能接受化石动物具有明确的先后顺序的看法。 后来有两件事彻底推翻了把化石看作是诺亚洪水的遗迹的愚笨而又幼稚的观点。第一件事是在化石中发现了一些前所未知的，因而被假定为已灭绝了的动物和植物，另一件是地层学的发展。灭绝动物的发现还并不是那样直接地与圣经发生冲突，而是直接与17、18世纪所特有的关于上帝的概念相对抗。根据当时绝大多数著名的思想家，特别是莱布尼茨、所服膺的完满原则（Principle of Plenitude），上帝以其大慈大悲心肠确实创造出了一切可能创造的万物。但是上帝的博爱思想也不可能让她自己创造出的任何一种动物灭绝。因此，把化石看作是灭绝生物的遗留物就提出了真正的难题，当时和以后也确实有人提出过企图解决这难题的各种方案（参阅第八章 8．1节）。 第二件事是发现了化石都是一层又一层的，而且每一层化石都是独特的动物和植物化石。鉴于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知道化石，所以对化石成层的情况应当说了解得很迟。Xenophanes曾经注意到在不同的采石场可以找到不同的化石，也就是说，不同的岩石可能含有不同的化石。其它的一些学者也曾发现类似的情况。然而只要是化石被看作是大自然的加工物或诺亚洪水的遗迹，这秤证据当然就会被忽视。18世纪地质学研究的长足进展使得这种证据再也不能被弃置不顾。很多学者，或者是独自研究，或者是互相启发，开始了解到岩石是按一定顺序存在的，而且大多数是成层的，某些岩石层还分布很广。起初主要是按岩石的分类学特征（片岩，板岩，石灰石，白垩等）来鉴定，后来有少数观察锐敏的学者发现某些化石常和特定的矿层联系在一起。有一些地质学史还曾试图对Steno，Lister，Woodward等这样一些学者的研究予以应有的评价。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本好的关于早期的地层学比较史。上述这些学者所发表的观察记录大都是零碎不系统的。然而目前一致认为有两位学者将当时有关化石的零碎资料加以收集整理，研究，并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地层学，他们是英国的土地测量师史密司（WilliamSmith）和法国动物学家居维叶（Georges Cuvier） 史密司是一位测量师和工程师，他在修筑运河和在矿场勘探煤层及矿层时发现可以通过地层中所含的化石来鉴定地层。有时甚至能够追踪这样的地层达几百公里，尽管岩石的形成和特性不断发生变化。史密司是在1791年与1799年之间提出这些鉴定原则的，但是直到1815年他才出版了他那著名的英格兰和威尔土地层地图（Eyles，1969）。在这同一时间法国的博物学家也正在积极地收集巴黎盆地石灰石采集场的化石，居维叶和他的助手还研究清楚了这些化石（主要是哺乳动物）的确切地层情况，并非常详细地检定了每种动物。Schlotheim在德国（1804，1813）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并作出了相似结论。 法国和英国的上述发现令人无可怀疑地承认这涉及到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且最深层的地层是最古老的（这结论对当时的许多地质学家来说无异是一杯苦酒）。后来还认识到，如果容许现今欧洲和大洋洲（澳大利亚）的动物之间，或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海洋动物之间存在着地区性差异，那么就有可能不仅将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地层、而且可以将世界大部分的地层联系起来。何况现今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动物之间的差异并不像不同地质年代的动物之间（例如现代动物与中生代的动物之间，更不用说现代动物与古生代动物之间）的差异那样大。 但是，居维叶以及19世纪前半期的一些著名地质学家（包括莱伊尔）并没有根据这样的证据作出（在我们看来是不可避免会作出的）这些动物经历了长期不断的进化过程的结论。这样一来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仍然保持着这样的观点，即每一种化石动物都是在某次灾乱中被消灭掉，然后通过特创（神造）被另一种完全新的动物取代；或者某些动物的湮灭是零碎进行的，并经由特殊的特创来代替。一句话，当时仍然保持着起源而非进化的观点。 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 博物学中一个又一个的新发现震撼了过去的信念。例如显微镜的发明使得列文虎克发现了一批前所未知的生物。这一发现在生物界的多样性上又增添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可能是前此长期追索的、跨越可以见到的生物与非生物界之间的桥梁。最为重要的是，它对自然发生学说似乎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尽管Redi和Spallanzani已经证明如果防止苍蝇产卵在肉中就不会生蛆，然而微生物，尤其是纤毛虫，可以从无生物产生的观点仍然十分普遍。而且很快每个人都知道了产生这些微生物的处方：将一些干草放在水中，经过几天之后水中就会布满微生物。对自然发生的这种证明当然是和世界初辟时的一次性创造的信条完全冲突的。自然发生后来就成为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主调。 最后，生物学中的另一事态发展到了适当的时候对进化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那就是系统学的兴起。自从切查皮诺及盖斯勒以后，动物和植物的名录、种类一直稳步上升（参见第四章 ）。长期以来一直以为可以将这些生物从最简的到最复杂的编排到单一的自然阶梯中去，而且这个完善无缺的阶梯看来是和18世纪的造物主的概念相吻合的。然而随着对动、植物的知识越来越丰富，要将之安排在唯一的一份卷宗或阶梯中去就越发困难。它们倒反而适合于分到界限明确而又往往独立的类群（如哺乳类，鸟类、爬虫类以及它们的下属门类）中去；这些类群、门类在一个由阶元组成的分类体系中更容易安排。居维叶声称所有的动物恰好可以分为四门（或四个分支）：脊椎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辐射动物。他还坚决地认为这四门彼此无关，然而他也承认在这四门的每一门之中的各种动物之间有着复杂关系。在否认生物与非生物、植物与动物有任何联系这一点上，居维叶和拉马克的意见是一致的，但他还进一步否定动物只有单一的系谱。他对自然阶梯的决定性打击促使他提出了完全新的问题，并为进化分类的建立廓清了道路（参阅第四章 ），虽然居维叶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这项工作。 从宗教、哲学和政治的传统中逐步解放出来这一事态到了启蒙运动时才蔚然成为真正的革命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在英国（特别是苏格兰）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最先开始，而法国则在发展有关生物学的新概念新思想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后来首先提出一种真正的进化学说的是一位法国人并不会使人感到奇怪。 18世纪是一个理性压力特别强烈而又未解决的时代。当时哲学中的问题是试图调和笛卡尔、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对立思想。宗教中的天启信念也越来越不合时宜，因为在圣经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而且机械世界现给起自然现象留下的位置也越来越少。人格神论，即信奉一个永远干预自然过程并创造奇迹的人格化了的神，也越发不能被大多数哲学家和科学家接受。即便是自然神论，即信奉一个最初创造世界和定律的神，随后就由这些定律（第二位原因）统治世界，也陷入了重重困难。难道他的设计竟然如此详尽无遗，包括无数种动植物的每一个特殊结构和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可胜数的相互作用？这样的原始设计又怎样和地球上各个地方如此明显的变化相协调？尤其是，正像我们会立即见到的，无论是设计还是定律，怎样能解释像灭绝、退化器官这样一类的生物现象？在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期的全部时间内，一个又一个博物学家和哲学家都力求调停神创论者和自然神论者之间对生物界的解释的分歧。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则公然变成了无神论者，既不相信设计，也不相信造物主的存在。世界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部大机器。但是这又怎么能解释人的特点以及一切生物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协调与适应？不论是有神论者，自然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都有一些似乎无从解答的问题。由于这些意识形态或观念的冲突而产生的理性躁动，连同对生物界知识的不断增长，最后就归结成为达尔文的观点。 从1740年到1840年的这一百年对于进化论的历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进化的概念才在大多数先进的思想家的观念中取得了突破。这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不仅地质学、博物学，而且在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方面也都发生了变化。自然科学中对静止世界观念的冲刷在政治科学以及现实生活的政府与社会方面同样有所反映，表现在对皇权（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神授的观念和维持现状的做法提出质问。“进步”（progress）的概念向这种观念提出挑战，进步概念在启蒙运动中几乎成了哲学家们论著的最重要主题。在自然界的进化与社会上的进步这两个主导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不那末清楚的倒是这两个领域的主导思想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这股思潮各自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这问题的答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和科学中的现象论（externalism）与内涵论（internalism）的争论有关。进步概念是不是在政治领域中产生（现象论者会这样说）并在自然科学中以进化概念的形式再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进化概念进行一番分析。 进步观念与进化观念 进步意味着生长与发展，即使这仅仅是内在的可能性也罢。就人类而言，Fontenelle（1688）就曾指出：“人类智慧的增长与发展是永无止境的。”这既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概念，也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因为进步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诸如生长与发展（亚里斯多德）、连续性、必然性、意念表露、最终目的等等不仅在圣奥古斯丁的世界观中有所表现，而且在古代人中也很普遍。在Fontenelle以前不久，帕斯卡（Pascal，1647）也曾将人类的发展与个人的生长作过比较。 发展在莱布尼茨的思想中也同样重要，他并且还特别强调连续性和完满原则。这在很多方面和笛卡尔有差别，笛卡尔强调的是同一性和数学上的不变性。另外，再也没有谁比莱布尼茨更加强调潜在可能（Potentiality）的重要性，他曾说过： 虽然很多物质已经达到了很完善的程度，然而由于连续的无尽可分性，在事物的深层处永远都会有不活跃的部分有待激励，使之长大和变得更有价值，一句话，上升到更加完善的状态……整个宇宙具有最大的自由而且永远不停地进步以满足绝对的美和使上帝的制成品完美无缺，因而是永远向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前进（Nisbet，1969）乐观地说，18世纪在人的素质不断改进上一直强调进步。Herder，康德以及当代的其它著名思想家都表述了这种思想而且参与了可以称之为进步定律的探索。这进步不仅是自然界的特点，而且也是一切人类社会制度的特点，在制订美国宪法和酝酿法国大革命中这样强调进步当然是极其重要的。 这一思潮在Condorcet（1743－1794，法国数学家与哲学家）的名著《人类思想的进步》（Progress of Human Mind，1795）中达到了顶峰。他在书中指出：“自然对人的才能之臻于完善并没有规定条件，人的完善程度也确实是无限制的；这种完善程度方面的进步从此以后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的，而且大自然把我们投放到这地球上来，除了地球的持续时间对进步是个限制而外并没有其它限制。” 如果从一个连续的、无限制的进步概念过渡到进化理论有一条必经之路，那末18世纪的著名博物学家们就应当很快地能找到它。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布丰、Needham、Robinet，狄德罗，Bonnet，和Haller等都没有将政治哲学的进步概念转变成为科学的进化理论。事实上是一直到对启蒙运动的反动开始以后，随着拿破伦在法国篡夺了权力，拉马克才提出了他的进化学说。 人们有很多理由要探究为什么进步的政治学说必然会转变成生物学的进化学说。例如博物学家认为进步的观念和表明逆行演化（regressive evolution）的许多事实（包括寄生现象和退化器官）并不相符。最强有力的限制因素可能还是本质论。一切进步难道不就是已经存在的潜在可能的表露，而并不涉及作为基础的本质的变化？也就是说并没有发生任何实际上的进化。例如Fontenelle就否认除了生长以外的任何变化观念，因为他曾说过，笛卡尔和其它一些人不是已经指出自然对其制品是始终如一的、不会一代又一代的改变其处方的吗？他所能接受的只是一种现成的潜在可能的显示。生长与历史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生长只是一种内在可能的表露，历史则是实际的变化。 莱布尼茨则不同，他超越了本质论者的这种进步即潜在可能的表露的观点。就他看来大自然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因此进步是没有终点的。”这种乐观主义态度是完满原则，内在性，连续性的必然逻辑结果，然而法国哲学家伏尔泰（1694－1778）却嘲笑过它。尽管有这种批评，莱布尼茨的思想还是被19世纪的大多数社会哲学家接受，例如马克思，康德，斯宾塞等。莱布尼茨曾讲过：进步“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有益的必然”。 莱布尼茨的看法中有两点对其后进化生物学的历史产生了影响。他的连续性和渐进性概念以及公然摒弃柏拉图主义对现代进化思想作出了重要的积极贡献并且是其必要前提。它还是达尔文的进化思想的奠基石之一。莱布尼茨在其哲学论文《单元论》（Monadology，1712）中曾写道：“自然界中的每一事物都是渐次发生，没有一蹴而就的；这种控制变化的法则是我的连续性定律的一部分。”但是他的另一个观点，即趋向干进步（如果不是趋向于完满的话）的内在冲动则纯粹是进化思想发展的障碍。它促使一些人（如斯宾塞）通过对进步的信念而转向进化观点，但对进化的机制则引用了完全错误的学说（参见第十一章 ）。那些摒弃了进步是必不可免观点的人（包括苏格兰哲学学派）实际上是比法国的进步观点的信徒更接近于达尔文的思想。目前普遍认为必不可免和不断进步的信念对包含有这种信念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观念来说都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Monod：《机遇与必然》，1970）。 进步观念和“自然界阶梯”（“伟大链索”）的概念有着密切联系而且部分还导源于后者。“自然界阶梯”这个概念可以远溯到柏拉图，但在中世纪，以后又在十七、十八世纪以新的形式出现。它的根据是认定从非生物界经由植物到低等动物，一直到高等动物和人（而且最理想的是再经过天使到上帝）有着直线般的连续性（以及等级）。附带的完满原则（主张一切可能的东西都实际存在）通常也和“自然阶梯”概念联系在一起。由于不能有空缺，链索相邻环节之间的空档是如此的无限小，所以链索实际上是连续的。就特别强调连续性的莱布尼茨来说，他的数学兴趣的影响在这里是明显不过的。确实，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往往用数学术语来表达。在莱布尼茨以前，“伟大的链索”完全是一个静态概念，因为当它被创造出来时就是完善无缺的，这样一来要走向更加完善就不可能，任何变化只能是变坏，只能是退步。 “自然界阶梯”所依据的逐渐完善这一概念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述，如“更多的道义”（按亚里斯多德的意见），更自觉，更多的理性，更靠近上帝等等。基本上来说这大都是假定的理想，因为观察并无法肯定或证实这样一种完善、连续和直线式的链索存在。反之，人们在每个地方所看到的倒是明显的缝隙或缺口，例如哺乳动物和鸟类之间，鱼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羊齿植物和吉部植物之间的差异。因此当发现珊瑚或其它生物（如植形动物）而且看来它们能最恰当地将植物和动物联结起来时人们的兴奋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有人曾大胆提出其它的缺口也可以同样被将来的新发现填补上。在莱布尼茨的众多追随者之中谁也没有像Charles Bonnet（1720－1793）那样执着。他建立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自然物的阶梯”（echelle des etres naturels），其中把能飞的松鼠，蝙幅和驼鸟作为哺乳动物和鸟类之间的延续。就他看来，“组织”（organization）是确定链索中等级的标准。每当他的言论涉及到进化时，那显然只是一种原已存在的可能性的表露。 化石的存在以及其它能证明有些生物可能灭绝的证据和完满原则显然是矛盾的，这就需要解释说明。莱布尼茨在《原始盖娅》（Protogaea，1693）一书中认为在以前地质年代存在过的许多种生物后来消失了，而现今存在的生物在以前显然又是不存在的。这使得他提出在地壳情况发生极大变化的过程中，“即使是动物物种也曾改变过许多次”。（哲学上）单元（monads，或译为单子）的数量虽然仍然保持固定，但这并不涉及到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世系而只不过是引发原已存在的可能。因此链索的外观经历了时间上的变化，但作为其基础的本质则丝毫未变。（Lovejoy将这改变了样式的链索看作是赋予链索以时间性。）这虽然是反面提法，但并不是作为进化学说而提出的论点。 由于完满原则不容许有灭绝，灭绝动物只能被解释为仍然存在的生物的早期阶段。例如这正是Bonnet的说法（palingenese），而Robinet则对新模式（newtype）的由来有其更为新奇的想法（即将以前的原型结合起来）。但是由于一切东西的潜在可能是原先就存在的，所以什么新东西也没有创造。就Robinet看来，“自然阶梯结成了一个无限的循序渐进的、没有真正界线的整体；没有门、科、属、种，只有个体”（Guyenot，1941），“这就是自然哲学的头一条公理。”对他来说，由于自然的连续创造活动才形成了链索，并没有进化和遗传的连续性。奇怪的是，与此相仿的看法一直到了1857年在阿伽西的著作中还能发现，虽然后者在词句上更加神创论化了。 18世纪的整个后半期进化概念可以说还是“虚无飘缈”不确定的。某些科学史家将Maupertuis，布丰，狄德罗这三个法国人定为进化论者，而德国的历史学家则将这一荣誉颁给Rodig，Herder，歌德和康德。后来的研究并不能证实和支持上述任何一种说法。所有这些“先驱者”都是本质论者，他们或者提出新的起源（而不是现存模式的进化），或者只是承认内涵潜在可能的表露（unfolding，即“evolution”这字的准确含义，展开）。然而他们的著作却很重要，这不仅是由于它们表明当时正在稳步接近进化思想，而且它们还指陈了当时的文化理智背景，进化思想只有在这时代背景中才能形成和发展。就某种意义来说，所有这些思想家和学者确实都是拉马克的前辈，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则他们又都不是，因为拉马克是第一个和反对进化论的本质论者所设置的障碍彻底决裂的学者。 莫培兑 莫培兑（Pierr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1698－1759）是他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家。是他首先将牛顿学说的思想带回法国，并被伏尔泰等人急切地接受。然而莫培兑又是认识到简单的“力和运动”的牛顿模式对生物学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对化学也是如此）第一个法国人，这就是他为什么将莱布尼茨思想组合到他的概念框架中去的原因。通过他和Chatelet夫人的介绍，布丰熟悉了莱布尼茨的思想和观点，这样一来在大多数法国“革命哲学家”和18世纪科学家（包括拉马克）的著作中都具有浓厚的莱布尼茨（思想观点）气息。 虽然莫培兑的专业是数学和天文学。但他对生物现象很感兴趣并且是遗传学的先驱者之一（见第十四章 ）。尽管有不同看法，他却既不是进化论者，也不是自然选择学说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很多观点是～位宇宙学家的观点，而不是生物学家的。他的真正重要性在于他反对牛顿学说中强烈的决定论和神创论色彩，并回复到Lucretius（公元前99－55？罗马哲学家及诗人）和伊壁鸠鲁学派所提出的起源主要出自偶然的观点。自然界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是如此之多，因而世界不可能是按设计产生的。他用这样一些论点来猛烈地批评自然神学家，例如有毒动植物的存在和“造物主的智慧与仁慈”这个概念是根本不相容的。 唯物论者（无神论者）虽然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但必须考虑生物有机体的存在。他们退回到Lucretius的观点：生物有机体可通过“自然发生”而产生。但是对这付“灵丹妙药”（dens exmachina）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种可能是认为由永远存在的活的胚芽或分子通过偶然结合可能产生甚至最高等的生物。迟至18世纪中叶还有不少人持有这种观点，不仅仅莫培兑，La Mettrie，狄德罗等人也是如此。另外一种可能是将自然发生概念和自然阶梯捏合在一起。由于并没有活的胚芽冲斥于自然界，所以自然发生一定能够使没有生命的物质变为具有生命的生物。但是这种办法只能由无生命物质产生最简单的生物，这些简单生物再爬上“时间化了”（即赋予时间性）的自然界阶梯逐步转变成愈来愈复杂的生物。我们即将看到这在本质上就是拉马克的进化观（进化学说）。 莫培兑对生物界起源的看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发生产生大量新种类的动植物，另一方面又有相同数量的有缺欠的动植物被消除。这当然是一种起源学说（早在古希腊人中就有各种起源学说传播），但并不是进化学说。正如Roger（1963）正确指出的，在这里必须强调这种有缺陷的新变异体被消除的论点和自然选择丝毫也不相干。 由于缺乏博物学方面的经验，因此莫培兑对任何生物，甚至大象，是由物质的偶然结合产生的观点一点也不觉得滑稽可笑。“人们可以说，机会产生了大量的个体，其中有一小部分是这样组成的，即这些动物的器官能够满足它们自己的需要。更大量的个体则既无目的又不能适应，这些最差的后来全都消亡掉。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物种仅仅是难以捉摸的命运所产生的物种中的一小部分”（《宇宙学论文集》Essaie decosmologie，1750）。 然而莫培兑并没有完全依赖自然发生作为新种的唯一来源。他所从事的遗传学研究使他提出了一个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突变成种学说（speciation by mutation）。对莫培兑来说，一个新种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个突变的个体。就这个观点而言他应当是德弗里的先辈。他把宗（race）看作是从偶然的或幸运的个体开始而形成的。莫培兑显然是一位本质论者，虽然他能考虑到新本质的产生，却不能认识到种群是经过最适个体的选择（即繁殖）逐步而又不断地改进的。尽管这样，在他的心目中世界并不是静止的，时间起着重要作用。 布丰 18世纪的两位最享盛誉的博物学家布丰和林奈是同年（1707）出生的。但是除了他们同年生和两人都对博物学怀有浓厚兴趣这两点而外，他们就再也没有别的共同处。布丰（1707—1788）很富有，出生于贵族世家，并以科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爱好。林奈则很穷，长年为求职糊口而奔波。在许多科学概念问题上彼此也持有对立观点（见第四章 ）。 布丰在年轻时曾在英国居留一年学习数学、物理与植物生理。当他回到法国后他翻译和出版了牛顿的《微分法》（流数法，fluxion）和赫尔的《植物静力学》（vegetable statics）。由于Maurepas大臣的特殊照顾，虽然他的资格还不完全具备也被任命为皇家植物园的主任（1739）。然而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入这新的工作之中并制定了撰写普通博物学（从矿物到人类）的计划。三十五卷大四开本的巨著终于在他去世前完成，总共花了40年时间（1749－1788），后来还又补充了九卷。布丰在这份不朽的博物学名著中对以后进化论者所可能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作了引人入胜的阐述。这书文体明晰流畅，有法文本和多种文字的译本，在当时欧洲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争相传诵。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启蒙运动中以至后来的几代人中，在法国以及欧洲其它国家中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直接或间接都是布丰的崇拜者或布丰派。说实在的，布丰是18世纪后半期博物学各种流派的开山祖师（参见第四章 和第六章 ）。下面即将见到，他本人虽然不是进化论者，然而他是进化学说的鼻祖则是无疑的。法国之所以对博物学特别感兴趣也和他有关（Burkhardt，1977）。 很少思想家像布丰那样难于被人正确理解。这有很多原因。例如布丰的巨著实际上是博物学百科全书，对某个一般论题，如进化，物种、变异的有关资料往往散见于不同的卷秩中。此外，布丰的思想在他的长期工作与活动中显然是不断发展的，试图将他的思想按明确的时间阶段来划分很不容易也很难做到。他的头脑灵活而又多才多艺，常常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考虑同一问题，因此有时自相矛盾。需要对他的工作的总体进行研究才能明确而又令人信服的指出布丰的哪些思想观点应当看作是最典型的。最后，还有可能在布丰的早期著作中他还不能彻底坦率地写出他的看法。18世纪40年代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神学家还握有很大权力，有一次（1751）布丰的确曾经撤销过他所发表的有关地球的历史和年龄的言论。至低限度布丰的某些观察研究的行文措辞很可能是为了不冒犯这些神学家。 当布丰在1749年出版《博物学》的前三卷时他还是一个十分严格的牛顿主义者。因此他对运动概念和连续性概念具有深刻印象，而专心关注大量静止的，不连续的实体如种、属、科，对他来说则似乎毫无意义。当他被任命为皇家植物园（现在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时，他对系统学的了解很有限，但是他攻击“命名家”（林奈学派）是枯燥无味的腐儒，并提倡研究活的动物及其特征，这样一来他就将他的缺陷（对系统学了解不多）转变为长处。在《博物学》序言中他谈到要将各种生物安排在不同的阶元中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属与另一个属之间总有中间过渡生物。进一步说，如果要采用任何一种分类法就应当依据所有性状的总体，而不能像林奈那样只靠主观选定的少数性状。尽管布丰强调连续性，但他在《博物学》的头三卷中并没有提到进化。他没有提链索的时间化，也没有提起某一物种是从另一种起源或由另一物种发展而成。在第一卷中还维护了这样的观点，即个体才是自然界中唯一真正的实体。 布丰在他的博物学中对物种的安排次序完全采取了功利主义的态度。他从对人来说最重要，最有用，最熟悉的生物开始。因此像马，狗，牛这样一些驯养物种就安排在野生动物之前，温带动物放在异国动物之前。这种任意的分类显然不能作为考虑或研究进化的基础。就人类而言，它是最高等生物：“每样东西，即使是它的外表，也说明人比其它一切生物都优秀”。布丰和笛卡尔很相似，也认为能够思考是人类最突出的特点：“我们认为想什么和是什么是一回事。”由于他相信动物不能思考，因此在他看来人和动物之间有一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样一来就无法考虑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 《博物学》头三卷的措辞用语表明布丰在当时很可能是无神论者。在1764年他明确地使用了自然神论者的语言。布丰在1774年写道：“我对自然（界）的奥秘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发赞美和深深崇敬自然界的创始人，”看来他这话确实表达了他的真正感情。当布丰相信永恒秩序和自然规律时，他所需要的是一位立法者，一位对观察到的第二位原因负责的人。如果世界不是被一种不变的和普遍的秩序治理着，那末科学就将毫无意义。就这一概念而论，布丰和亚里斯多德十分相似，亚里斯多德也正是根据宇宙永恒秩序的同样概念来否定进化。 布丰充分意识到“共同祖先”的可能性，而且很可能是明确阐述了这种可能性的第一位学者。 不仅是驴和马，而且人、猴、四足兽，以及所有的动物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家族的成员……如果承认驴属于马族，而且驴和马之所以不同只是由于原来的躯体型式发生了变化的结果．那么同样可以说猴属于人族，是退化了的人；还可以说人和猴有共同起源。而且还可以说，实际上植物和动物的所有家族都是来自一个单一的始祖；一切动物都是由一个动物相传下来，在很长的时间内由于进步或退化的结果就产上了各式各样的动物。如果一旦证实在确立这些家族上我们是对的；如果承认在动物中和植物中只有一个种（我不是说几个种），后者是由别的种直接传下来的；例如，如果驴真是由马退化而形成的——那末自然的力量就再也不会有限度，我们的假设也不会错，即只要有足够时间她（造物主）就能从一个生物得出一切其它的成型生物。然而这并不是自然的确切形像。上天的启示使我们确信一切动物都同等地分享了上帝创造万物的恩惠，而且每一物种的最初一对（配偶）也都是由造物主亲手制造成型的。（布丰，1766） 上面引述的言论可以解释为（而且曾经确实如此）布丰为了掩饰他真心赞成进化而故意在表面上进行反驳（这样做是给当权的神学家们看）。然而近代研究布丰的学者们（Lovejoy，Wilkie，Roger）则一致认为按这段引述文字的上下文来研究，它的确是在严肃认真地驳斥共同祖先这一可能性。在这一段引文之后紧接着是一些反对一个真正的物种从另一物种产生的可能性的各种理由。布丰特别列举了三点理由。首先，在有记录的历史中并不知道有新种出现。其次，杂种不育是种间不可逾越的障碍。第三，如果某一物种来自另一物种，“例如驴来自马，”那就只能逐步缓慢地产生结果。这样一来在马与驴之间就将有许多中间动物。那末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见不到这些中间物种的代表或后代？为什么只有两端的物种（马和驴）仍然存在？这三点理由促使布丰作出下述结论：“虽然还不能证实通过退化由某一物种产生另一个物种是自然界中不可能的事，但是否定它的可能性数量是如此之大，即使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对这一点也很难置疑。” 然则物种究竟是怎样起始的？有生命的物质（有机分子）是由自发的化学化合作用不断产生的。有机分子也自然结合形成一切基本物种的第一个个体。这样形成的原始个体就是物种的原（始）型（Prototype）。它是其后代的内部模式（moule interieur）或后生内型（epigenetic inner form），从而保证了物种永久不变。这种不变性不断地遭受“环境”的挑战或影响，这样就促成了变种的产生。然而内部模式的不变性不允许变异超越某种限度。在这一方面，内部模式所起的作用和亚里斯多德的形式（eidos）相似。很多低等生物是经由自然发生不断地由有机分子产生的。有机分子的具有生命力的结合有多少，就有多少种动物和植物。没有生命力的结合就消亡掉。 《博物学》的头三卷（1749年出版）和第四卷（1753）以及后来的各卷有很大的不同。原因之一是布丰在18世纪5O年代早期熟悉了莱布尼茨的著作，了解到莱布尼茨强调（生命的）链索，完满原则，宇宙的完善及其对进化的暗示。自此以后，布丰的文章就具有牛顿和莱布尼茨思想的混合物的色彩。一方面他仍然崇尚完满原则，并说过“凡是可能存在的东西都存在。”另一方面他不赞成最终原因，他的一贯态度是反目的论的。既然世界在创造之初就是完美无缺的，那就用不着再朝向更完美的方向努力。他有时很明确地否定柏拉图的本质论，即在提到我们必须从现象的多样性中进行抽象化的时候，认为这种抽象是我们自己的智慧的产物，并不是真实的。然而他的大多数解释都是模式概念（typological）的，这从他对物种的处理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博物学》的第一卷中，布丰并不承认物种的存在，声称存在的只是个体。在第二卷中他就完全放弃了这一观点，并将物种定义如下： 如果两个动物通过交配能够延续自己并保持物种的相似性，那末我们就应当将之视为属于同一个（物）种，如果通过交配它们不能产生后代，我们就应当把它们看作是属于不同的种。因此，狐狸和狗将被看作是不同的种，如果这两种动物的雌性和雄性动物交配不能产生后代经证明属实的话。即令会产生杂种后代，如某种样子的骡子，则只要这骡子是不育的，就足以证明狐狸和狗不是同一个种。 产生不育的杂种就证明所涉及的是不同的物种，因为为了保持一个物种“必须有延续不断的而且不发生变化的繁殖作用。”正如Lovejoy所正确指出的，这话不只是指物种是真实的，而且是说物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对布丰来说，物种是模式（类型，type）而不是种群。有了这样严格的物种概念，再加上杂种中的不育现象，就排除了一个物种从另一个物种进化而来的概念。布丰的物种定义还有另外的缺陷，那就是它并不是真正在为物种概念下定义，而只是提供了一种方法来检定两个个体是否属于相同或不同的物种。它的作用相当于数学上的判别式。 布丰的最重要议论和我们即将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是在关于动物退化的一篇论文（1766）中“进化生物学”标题下的论述。他在这里强烈地表达了他的如下观点：绝大多数变异是非遗传性的，是由环境引起的。”这可以由家畜是一切动物中最容易发生变异的事实来说明，因为人们将它们运载到各种气候条件地区并用各种不同的食物饲养。后来达尔文也采纳了这种意见。 布丰的物理科学知识背景在他讨论变异时表现特别明显。由于他坚信同样的原因将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因而他也坚信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动物必须彼此相似，因为同一气候产生相同的动物和植物。由于他认为物理原因是首要的，所以他深信其它的行星上也有生命，并且根据对这些行星冷却速度的估计来计算这些行星上的生命是何时开始的。布丰的生物有机体是其生活于其中的地区的“产物”的这一概念在随后一百多年中对生物地理学者的观点发生了重要影响。 上述的讨论必将澄清为什么上面提到布丰并不是进化论者而却又说他是进化学说的鼻祖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他是议论大量有关进化问题的第一个人，这些问题在布丰之前没有任何人提起过。即便他往往作出了一些错误结论，然而也正是他在科学知识的宝库中增添了这些论题。尽管布丰本人反对按进化观点解释问题，然而他却将这些问题公之于科学界。在广泛讨论地球的一般起源，特别是沉积岩的起源方面，我们应当归功于他；他使人们认识到动物物种灭绝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提出了密切有关的物种，如马和驴，究竟是否来自共同祖先这样的问题；最后，是他首先充分注意到问题中的问题；也就是在两个端始种（incipient species）之间建立现代称之为生殖隔离的问题。 布丰的思想对后来进化思想的发展，总的来看，究竟起了哪些作用？他显然处在一个既阻滞了又促进了进化思想发展的暧昧地位。在阻滞进化思想发展的方面是，他多次推崇物种不变的学说；而且还提出了辨别物种的标准——物种内部成员之间的繁殖力，这个标准被他的同时代人看作是完全不受进化演变影响的。老实说，由于生殖隔离的缘故从一个物种怎样能产生另一物种的问题一直到本世纪的前半期还困扰着不少遗传学家（Bateson，1922；Goldschmidt，1940）。布丰的上述保留（这些保留是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所共有的）正是为什么单有进化演变的论证还不足以建立进化学说的原因。所需要的是证明物种之间的鸿沟是怎样跨过的；后来这种证据是由地理物种形成论的支持者提供的。 布丰对进化学说的积极贡献是更为重要的。 （1）通过他的详细分析，他将进化观念带进了科学领域，并由此以后成为了科学研究的正当课题。 （2）他（和他的助手Daubenton）提出和发展了“模式一致”概念（concept ofthe unity of type）并将解剖结果加以概括总结。这样就首先产生了理想主义的形态学派，后来又产生了比较解剖学，它提供了大量有利于进化学说的证据。 （3）在提出地球的新年代纪方面，和其他人比较起来应更多地归功于他。提出新的年代纪就表示采纳了非常巨大的时间尺度。 （4）他是生物地理学的创始人。起初，出于反对林奈的原因，他将物种按它们来自哪个国家加以整理排列，并归类成动物区系。由布丰及其合作者编纂的动物区系名录为影响深远的概括奠定了基础。确实，达尔文从地区分布所得到的进化证据远比来自其它生物学现象的要多（见第十章 ）。 在布丰以前，博物学（自然史）具有副业的一切特征，是一种业余爱好。是布丰将之提高成为一门科学。《博物学》中所载的大部分内容即今天所谓的“生态学”；其余部分则涉及行为学研究。这再一次出色地证明作为平衡现代生理学的微观化影响（atomizing influences）的整体动物研究的价值或意义，特别是因为布丰本人对生理学，发育，有机分子也同样感兴趣。不论．是阅读18世纪后半期哪一位学者的著作，他们的议论，追根到底，都不过是对布丰的著作的评论。除了亚里斯多德和达尔文以外，再也没有哪一位生物学家具有布丰那样的深远影响。 狄德罗（Diderot） 在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中，再也没有谁比狄德罗（1713-1784）对生物更感兴趣。在《百科全书》的某些条目中，特别是在一系列幻想文章中，他一再抓住这样的～些问题不放：生命的起源和本质，偶然和必然，分子的相互作用，自然发生，环境的作用等等。狄德罗显然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他的臆测和推想很多是非常大方地借自布丰、莱布尼茨、莫培兑，Condillac，Bordeu，Haller，以及其它一些同时代人。他并没有多少创新的见解，但是他将当时的推测融合成解说性文章的出色技巧对法国的知识界是一次很大的冲击。他的最大胆的文章可能要算《Lereve de'Alembert》。（D'Alembert的梦，以下简称为《梦》）。虽然这篇文章是1769年写成的，但正式出版则是在1830年。文章写成后不久就有秘密版本在巴黎流传。因此该文的内容显然在巴黎的一些沙龙中是大家都熟知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拉马克是熟悉的。这篇文章的韵味在因高热昏迷的D'Alembert的呓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所有动物都和其它动物有关……整个自然界处在不断流动的状态。每个动物都或多或少是人类，每样矿物多少是植物，每种植物多少是动物…自然界中没有东西是明确的…自然界中是否有任何原子与其它原子完全相同？没有……你是否同意自然界中每件东西都和其它东西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在这链索上不可能有空隙？…只有一个大的个体，那就是整体……你这可怜的哲学家，你还谈什么本质！扔掉你那本质观点罢……物种是怎样一回事？物种只不过是朝向它们所特有的共同目的的趋势。生命呢？一系列的作用与反作用……活的分子是一切事物的起源，在整个自然中没有一个微粒不感受痛快或喜悦。 这段简短的独白包含了几乎所有关于生命和物质的观念目录，这些观念也是从古代人一直到当时的哲学家如莱布尼茨和布丰所持有的观念。虽然狄德罗晚年思想中有某些部分在进化学说的发展上起过作用，但狄德罗本人怎样也说不上是个进化论者。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任何关于地球上的生命随时间而变化的暗示。当狄德罗写《梦》时他已经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无神论者。他的世界不是被创造的；它一点也没有自然神学家的世界的那种是设计而成的性质。这是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分子世界。《梦》中最值得记住的话也许是：“器官产生需要，反过来，需要又产生器官”。这种思想显然来自Condillac，后来咸为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基础之一。 欧洲其它地区的情况 上面提到的一些学者大多数是法国人，法国在18世纪确实掌握了欧洲知识界的领导权。但是英国（尤其是苏格兰）、德国、荷兰、斯堪底那维亚也都在酝酿中。实际上在拉马克和居维叶去世后英国和德国就取代了法国的位置。德国在莱布尼茨连同他的非凡创造性过去了之后情况相当平静；然而处处都显示了僵硬的有神论正在逐渐衰退削弱。自由主义的自然神论（即否定包括圣经在内的一切天启）在Reimarus的著作中大放异彩。他对生物学的主要影响表现在对动物行为所作的解释上。但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却是历史学家Johann Gottftied Herder，他的主要贡献是他强调了历史思维和多样性。在他的四卷集著作《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Ideas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theHistoryof Man，1784－1791）中，他不仅谈到了人类的兴起，还详细讨论了宇宙和动植物界。Herder以其一贯的对任何问题的历史态度对歌德、康德以及自然哲学派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和其它德国人相仿，他也是一个本质论者；对他来说，从某一个物种转变成另一个物种简直是不可思议。Herder对生物界的基本观点是时间化了的自然界阶梯的观点，但是他从来没有认真了解过低等动物怎样变成高等动物或者植物怎样变成动物这样一类的问题。他坚持认为“我们见到结构的形式上升，随之生物的能力和习性也益发多种多样，最后汇合成人类的形式。”Herder的很多观点来自布丰，然而他往往将布丰的思想扩充，例如他对生存竞争问题就是如此。 康德往往被认为是达尔文的先驱，但是缺乏证明；这种情况已经被不少作者明确地论证过，其中特别是那夫乔的论证最有说服力。虽然康德对一些问题看得很清楚，这可以从他在所著的《判断力的批判》（1790）中就适应问题的议论看出，然而他是一位彻底的本质论者，根本想不到进化。他对布丰关于不育障碍（生殖隔离）保持物种之间的严格界限的论据印象极探，并以之作为绝不可能通过进化使一个物种转变成另一物种的确凿证据。康德未曾解决物种的不连续性和宇宙的连续性之间的矛盾；后者是他在其所著的宇宙学中表明的，他之坚信“伟大链索”也说明了这一点。物理和化学的纯粹机械定律和生物的完满适应（这似乎需要有特殊的创造）之间的表面冲突使康德处于他无法解脱的进退两难的地位（Mayr，1974d；Lovejoy，1959d）。 关18世纪后期德国的思想动态再也没有谁能比布鲁门巴赫（J．F．Blumenbach）表达得更确切；在他所写的，很有影响的博物学中广泛地讨论了可突变性，灭绝，自然发生，退化，最终原因，创造，灾变，和创造力（Bildunsstrieb）等等。布鲁门巴赫虽然具有渊博的学识，却无法使自己从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观念中解脱出来。 英国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在哲学（洛克，贝克利，休谟），物理学和生理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对18世纪的进化思想却几乎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唯一的例外是Erasmus Darwin（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祖父），他在其所著的《动物法则》（Zoonomia，1794）中沉顿于某些因果关系的进化方面的推测，但从没有将之进一步扩展，因此他对随后的发展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没有理由对他的思想作详细的介绍，然而要强调指出的是过去关于Erasmus Darwin的观点有三点想当然的说法是错误的： （1）说他为拉马克开辟了道路，甚至说拉马克的想法来自于他。这两人共同具有的获得性状遗传及其它观点在当时是普遍流传的，而且拉马克还显然不认识ErasmusDarwin。（2）说他对他的孙子达尔文的影响很深。在《物种起源》中几乎没有ErasmusDarwin的任何思想痕迹，达尔文也明确否认过这种影响，虽然达尔文的笔记反映了他曾经读过《动物法则》（Hodge，1981）。（3）说他是位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ErasmusDarwin；主要是一个善于综合和普及的人；他本人的全部思想观点几乎完全来自早期的学者，由于他广泛阅读，因而他熟悉这些学者的思想观点。他的所谓进化观念在当时的自然神学家和英国的动物育种人员中是很普遍的。 英国在18世纪之所以对进化学说不感兴趣有几个原因。当时经验主义盛行，因而过份重视物理科学和实验科学。对博物学的研究完全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向信奉神创世界的完满设计。这种信念和进化概念是完全不相容的。 林奈 乍一看，在讨论进化思想的历史时又提到林奈（1707－1778）是完全不对题的，因为往往都认为他是进化学说的头号敌人。但是他却起过重要作用（见第四章 ）。虽然他由基于逻辑分类的分类学说出发为一种自然的、等级（结构）分类奠定了基础，但到了适当的时候这种分类却实际上强迫着人们去接受共同祖先概念。正像他那为人们熟知的一句话（“像世界地图上的各个国家一样，一切植物在各个方面都发生关系”《植物哲学》。1750）所指出的那样，他已经隐隐地感知到纲与目的关系。但是由于承认了属、目和纲，林奈就破坏了“生命的连续性”而代之以不连续的等级结构。这完全符合本质论思想，却和进化思想的连续性发生了矛盾。因此，如何使连续性与不连续性调和一致就成为对进化生物学的一场严重挑战。 由于他坚持物种固定不变（这和唯名论法国学派的含混观点相反），林奈就把物种来源变成了一个科学问题。这个问题由于他晚年提出的物种起源的杂交学说而复杂化。和瑞一样，林奈也坚决反对物种异变论（heterogony）。事实上至少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他是否定一个物种递变成另一个物种的。 林奈对自然界平衡和生存竞争的强烈兴趣对后来自然神学思想以及de Candolle等人的思想发展有重要影响。它构成了自然选择学说概念结构的重要部分。实际上达尔文的很多论据都可追溯到林奈，虽然也含有对林奈观点的否定。总之，林奈对后来产生进化学说的概念背景作出了重大贡献。 拉马克时代以前的遗产 17世纪和18世纪在人们的自然观（对自然界的概念）上经历了几乎全面的革命。在一个“理性时代”，天启已经不再能作为解释自然现象的最后权威被人们接受。人格神论被自然神论或甚至无神论广泛地取代。在各个领域中的新发现否定了作为科学解释之源的圣经。干预与奇迹之神被作为普遍规律的缔创者上帝的偶像取代，这些普遍规律就是产生各种具体现象的第二位原因。这一观点是和重要的物理学定律的发现相协调的，这些重要定律使太阳和行星自动运行无需神的干预。时间无限，空间无限以及宇宙演化（康德，拉普拉斯）正在被人们接受。生物科学的发现对神创论者、干预论者的观点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异源论（heteroreneity），深层地层化石的差异增大，灭绝的经常性的证据日渐增多，内涵性（inclusive）的林奈等级结构分类，形态性模式的发现，微生物的发现，生物的非凡适应能力，模式思想开始被种群思想代替。 到了18世纪末显然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解答：多样性的起源以及外观上在自然系统中的规整排列；一切生物在彼此之间以及与环境之间的非凡适应（能力）。对本质论者来说还有一个额外的问题，即如何协调物种及较高阶元显示的不连续性和一切生命现象的总体连续性。最后还有许多令人十分难于回答的特殊问题，这些问题看来和造物主的智慧和仁慈的概念相冲突，例如灭绝的问题和残留器官存在的问题。神创论越来越不是令人满意的解答。这样一来，新的革命性变革的舞台已经布置就绪，唯一的问题是等待某个博物学家有勇气和创造性提出一个肯定与现行信条相冲突的答案。这个人就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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