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随想录》，我同意你们报纸的观点：《随想录》的意义被大大低估了。现在对《随想录》解读最多的都落在反思“文革”、“文革”博物馆上，其实这只是《随想录》里的一部分，不是《随想录》的全部。
我给复旦的学生上了两学期课，就带他们一本一本地解读《随想录》。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本书，将《随想录》一篇篇和当时的社会问题、原始资料结合起来，这样编出来的话我们会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从1978年到1986年中国进入另外一个时代，思想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的过程中，《随想录》像一个录音机、一个摄像机一样把所有过程都记录下来。从1978年到1986年，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界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论争在这部书里都得到了回应和阐述：从《望乡》的讨论到后来的关于骗子问题———包括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到人道主义的问题，包括对许多文学作品的讨论，到人文思想解放和追究“文革”责任的问题，一步一步地展示了一个近八年时间的思想史。
作为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人，巴老每一步都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思想解放运动本身也不是知识分子发动的，也不是五四文学的传统，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国策，是党在反思“文革”教训以后重新带入的一条党的路线，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就自觉地选择了这条开明的路线，他们支持这样的路线，自觉地参与战斗，参与这样一个把中国推向进步文明的未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随想录》的作用和价值不仅在今天在未来任何一个时代，在我们重新研究思想解放运动的过程中永远是一部值得我们阅读的书，所以巴老永远不会过时。
从《随想录》的时代背景来看，当时的中国，决定走改革开放的路线，但是要改变几十年来已经形成的习惯势力和思维模式，同样是极为艰巨的。由于正反两种力量都是来源于同一个执政党，所以思想解放运动必然会在多次反复和多次实践中慢慢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艰难地追求进步和发展。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巴金在《随想录》里采取的特殊的表现方法。
为了让读者更加易于接受他的思想，巴金在《随想录》里塑造了一个忏悔的自我形象，而这个“我”，既包含了作家自己灵魂深处的某些声音，又是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包括对于“歌德派”的描述、对于他在“文革”中喝了迷魂汤的描写、对于“文革”以前的盲目信任和歌颂，等等，都是带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社会典型。虽然每一个形象巴金都是以“我”的面目出现的，仿佛是在讲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自己的历史经过，但他说出来的，恰恰是带有共性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思考，因而《随想录》里的“我”具有更大的社会涵盖性。通过对这个“我”的忏悔，并不是仅仅为了达到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批判，而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整个民族灾难的反思和批判，建设更高境界的精神道德的完善。
二
现在有一个问题，把巴老称为战士，然后对他有具体的要求和期望。
这个不是我们对巴老的期望，而是对这个词的期望。现在社会不讲真实的东西，而是讲概念，比如战士怎么理解，战士就是冲锋上阵，满身是伤，黄继光、董存瑞这才是战士，不对，这是肤浅的理解。
战士是体现在一个人一生的追求上，巴金一生都在追求同黑暗的东西做不妥协的斗争，这就是战士；以为冲锋陷阵，在外面乱写文章批评，就是战士了，我就什么都不怕了，这是理解上的问题。
我觉得巴老一生就在凭着良心工作，跟着自己的判断在做，他是个凡人，他有自己的七情六欲，有自己的考虑，但他从本质来讲，一直有理想在鼓舞他，他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人生信仰，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做到这个就够了，他知道哪些地方自己做得不够，哪些地方他违背了自己的信仰，他也知道忏悔，把心中的痛苦表达出来，他是一个坦率的人，没有人不犯错误，只有那些永远批评别人的人才不犯错误啊。
巴金是没有罪的，他也是受压迫的一分子，他是通过自我忏悔达到一个灵魂的净化，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这其实是一个很深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不知道忏悔的世界，一个充满欲望的时代，不知道忏悔，所以反过来觉得巴金的忏悔很肤浅，大家反而觉得这个离我很远，是巴金自己犯了错误。
其实巴金是通过自己的忏悔来讲一个社会共性的问题，讲一个集体软弱的问题，讲一个民族要提高，要反思“文革”，他通过自我的忏悔达到一个全社会对“文革”的反思，通过反思来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能力，我们以后不要发生这样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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