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背后的《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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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张英 2005-1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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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由冰冷的铅字印出的定稿，作家的手稿保留了许多作者修改过和社会机器过滤掉的信息，它们虽然芜杂，却更接近于作者的原初思想，反映了作者心迹的真实变化，是一个更有诱惑力和思想价值的文本。”
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博士开始比较《随想录手稿本》(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和最后定稿出版的《随想录》。他发现巴金曾在不同时期里，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对《随想录》进行过大量的修改。以下是周立民的校读印象———
《怀念老舍同志》
《怀念老舍同志》这篇文章收录在《随想录》第二册《探索集》里，1979年12月15日写完。巴金对这篇文章的删改甚至使一篇文章出现了两个内涵不同的文本，同发表出版的稿子比较，手稿中表达的思想更为丰富和尖锐。
在文章第八段，有句“我爱咱们的国呀，可谁爱我呢？”这句话在文章里反复出现。借用别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巴金惯用的笔法，对于这句话，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巴金说是“老舍的遗言”，这就颇有意味了，其实在手稿中上面那句反问的下一句，巴金就明确地点出：“这明明是老舍自己的话。”这句让巴金反复不能忘记的话，在定稿里被改成了“老舍同志是伟大的爱国者”。
在谈到老舍“文革”中的遭遇时，巴金的初稿跟修改后的稿子也有很大的差别，初稿是这样写的：“他没有一点私心，甚至在红卫兵上了街，危机四伏、杀气腾腾的时候，他还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到北京市文联开会，想以市文联主席的身份发动大家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就在那里他受到拳打脚踢，加上人身侮辱，促成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十几年来他呕心沥血百般歌颂我们的新社会，可是就是这个‘如此美好’的新社会让他横遭凌辱、悲惨死亡。”
也许觉得不恰当，在后来的定稿里，“促成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悲惨死亡”这些话变成了“自己成了文化大革命专政的对象”。
在老舍夫人描述自己为丈夫擦洗身上的血迹，并发出“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不明白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的疑问后，巴金手稿里的这几段话后来被删掉：“这些话像铁锤似的敲打着我的脑子。难道今天就弄明白了吗？至少我没有。因此我们仍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可是谁爱我呢？’”
手稿里的“即使改造第一，也让他们在工作中在实践中改造”，被改为“不要挨到太迟了的时候”。
在结尾的最后一段：“我想起了他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来爱我呢？’”接下来的手稿本原文是：“为着我们那些忠诚爱国的知识分子，我要反复地念那句台词，我要反复地念下去。”后来改成了“我会紧紧捏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祖国人民中间永远活下去！’”
按照手稿恢复被巴金删去的这些文字，我们会发现在这篇文章定稿中并不明朗的一层意思，变得十分明朗：巴金对建国后知识分子所走过道路的反思，对知识分子政策和知识分子改造的质疑。当时人们习惯把一切罪名都推到“四人帮”身上，而从巴金的话语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对“四人帮”迫害老舍的控诉，造成老舍的悲剧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为什么对知识分子总是不信任呢？”
人不是单靠自己活着
在写《随想录》的时候，为了获得通过和发表，谨慎的巴金经常是自己首先删掉一些敏感词汇，让文章尽量不“刺眼”。可即使是这样，他原本删改过的文章在见报以后也会被编辑删改。
在删改掉的文字中，有因为当时的国情和社会环境而删除的。比如《随想录》第一册《“友谊的海洋”》：“其实资产阶级历来是说的一套作的另一套，到了利益攸关的时刻，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也会撕毁一切的‘遮羞布’。难道因为资产阶级也谈过‘自由、民主、人权’我们也因此就不敢面对现实？就不敢把不幸的十年时间所发生的一切彻底检查一下，总结一下？”
还有《二十年前》删掉的倒数第二段：“我应当维护宪法，我也有权根据宪法保卫自己应有的权利。投票通过宪法之前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平时大吹大擂，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
在为演员赵丹而写的《“没什么可怕的了”》手稿中，有这样被删掉的两段话：“我起初只想看到恨，只想看到绝望，但是后来我看到了爱，看到了希望。我觉得现在我更了解他(指赵丹)了。”
“他说自己不再害怕迫害，因为他(指赵丹)正走向死亡———十年浩劫已经失去了它那一切残酷和恐怖的力量。”
在《探索集》手稿《再谈探索》有这样一句话：“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为多数人牺牲；人不是单靠自己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这本是巴金的习惯用语，在他前半生的创作中曾反复使用过的语句，在修改中，于＃处，他又增补了“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把个人话语夹杂在主流话语之中，甚至让其完全湮灭在主流话语之中，这样“掺沙子”是巴金在《随想录》写作中惯用的手法。
在《无题集》《幸福》中删去的一段是：“不管我身体好或者坏，我绝不放下我的笔，我仍然要说自己想说的话。”
在《“从心所欲”》中删除的一段是：“我不再等待拿鞭子的看牛人的思想了。‘打吧，打吧！’我终于挺起胸膛，摔掉了背上的包袱，谁也不能剥夺我‘说真话’的权利！我也要保卫自己这个权利，不让过去那个奇耻大辱再落到我的身上。”
在手稿上有但在出版成书时被被删掉的还有这样的话———
《病中集》里《病中(三)》有一段话：“医生们不会想到病人的思想有多复杂！我给钉在‘牵引架’上的初期也曾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们毕竟不是无血无肉的机器人。半年医院生活使我懂得许多事情，我听我看，我想，我分析，我比较，我仿佛上了半年的大学，我更加懂得了我们这个社会。”
《真话集》里《十年一梦》里一段话：“自己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无条件地重复，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
《怀念萧珊》的第一部分，写到萧珊“文革”常被揪去陪斗，后面便删去了两段：“她天真、老实容易相信别人。她的少数几个朋友在关键时刻都丢开了她，她显得幼稚无知，成为别人谈笑的资料。”
“人死犹如灯灭。我不相信有鬼。但是，我又多么希望有一个鬼的世界，倘使真有鬼的世界，那么我同萧珊见面的日子就不太远了。”虽然时间已过20年，但这些话读来仍然令人感动。
《随想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随想录》的写作过程中，巴金的思想不断地在变化，但他的总体思路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有些这里没说出来的话在那边又说出来了。比如说胡风的问题。1981年他对《朝日新闻》的记者说对胡风的批判是错误的，他自己曾写过很多批判胡风的文章，现在想起来很羞愧。1981年胡风还没有平反，但是他敢于公开对媒体这么说，但是这篇文章没有出现在《随想录》里，直到最后一篇《怀念胡风》才把这个思想表达出来。像知识分子的问题，在关于老舍的文章没有表达出来，但两三年后他又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文章，关于知识分子的待遇、地位的问题，关于让知识分子做什么的问题。
大多数时候，巴金采取的是容忍和理解，等待大环境容许的情况下，再表明自己的态度。
比如《随想录》第五册《无题集》中的《人道主义》一文，巴老是借着邓朴方的文章才发表自己的看法；《创作自由》的文章，也是因为在四次作协大会上党中央的祝词给作家有这样的保证才写的；《怀念胡风》的文章也是在胡风逝世以后，等评价胡风问题的好时机以后，才拿出去发表。
有人说《随想录》是个人话语与官方话语的混合体，这个结论大致是对的。在《随想录》手稿本中，可以看到巴金不是无所顾忌在发言，他的许多话到了嘴边还是留了三分的，当个人话语与现实环境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往往选择了回避，用曲笔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谈论那些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话题时他要么吞吞吐吐，要么是在手稿上一改再改，而与现实问题距离较远的话题，他不但写得顺畅，而且修改得也少。
巴金写《随想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思想什么时候表达出来，表达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递进式的过程。作家的表达方式和学者、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是不同的。巴金不是一个学者，他没有能力去系统深刻地解剖“文革”，《随想录》的最大好处在于它有一个“文革”的现场感。这种现场感是一个作家的表达方式，也是一个作家最擅长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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