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人多致力于五、七言律诗，作乐府歌行者极少，作古诗者更少。故后世人所谓晚唐体，指的都是五、七言律诗。杨升庵又论晚唐五言律诗云：“五言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吟成五个字，拈断数茎鬚’也。”这样，虽然简单化，但已指出了晚唐体的特征。晚唐诗人，才学都不高，情趣也不够丰厚，几乎是为作诗而作诗。风雅比兴，就其总体来说，都不及中唐诗人。他们平常总在一联一句中求工稳贴切。得到一联佳句，便可拼凑成诗，故大多数诗人，仅有佳句而无名篇。后世人论晚唐诗，也往往都止能赏其佳句。何文焕在《唐诗消夏录》中评中、晚唐五律云：
五律至中、晚，法脉渐荒，境界渐狭。徒知炼句之工拙，遂忘构局之精深。所称合作，亦不过有层次、照应、转折而已。求其开阖跌宕，沉郁顿挫如初、盛者，百无一二。然而思深意远，气静神闲。选句能远绝夫尘嚣，立言必近求乎旨趣。断章取义，犹有风人之致焉。盖初盛则词意兼工，而中、晚则瑕瑜不掩也。
这一段话前半指出中、晚唐五言律诗的缺点，后半则指出其长处。但此评以中、晚唐诗相提并论，我以为颇不公允。中、晚唐诗，差距甚远，未可一概而论。至少，所谓中唐，应从贞元以后的诗人说起，如姚合之流。若大历十才子所作，词意兼工者俯拾即是，尚无此病。至于说晚唐佳句，“犹有风人之致”，我亦不以为然，所谓“风人之致”，是指一首诗可以反映民风。这应当指全篇而言。从一联一句中求风人之致，恐怕无此可能。
宋代初期，杨億、刘筠等作诗专学温庭筠、李商隐，称西昆体。又有惠崇、希昼等九个和尚，作诗专学许浑、方干，有诗集盛传于当时，称《九僧诗》。这是晚唐诗给宋初的影响。欧阳修对这两种倾向都不满意，对西昆体则“患其多用故事，语僻难晓。”对九僧诗则说他们“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在他的影响之下，晚唐诗渐被冷淡。苏东坡、黄庭坚学杜甫、韩愈，诗风一变。尤其是黄庭坚，以他的盘空硬语，创立了江西诗派，称霸于北宋诗坛。
到了南宋，江西派的诗流于艰涩拙朴，于是又有人回过头来学晚唐诗，韩驹曾说；“唐末诗人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不可；今人作诗，句语轩昂，止可远听，而其理则不可究。”(《诗人五屑》十六引《陵阳室中语》)所谓“今人作诗”，就是指江西派中的诗人。奇怪的是，韩驹自己也属于江西诗派，他这几句话，无异是自我否定。
杨万里早年也是作江西派诗的，到晚年时却转变了。他有《读笠泽丛书》诗三首，其一云：
笠泽诗人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
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
于是便出现了“永嘉四灵”①和“江湖派”②诗人。这一群诗人都学贾岛、姚合，做五言律诗。又有叶水心为他们作理论的宣扬，南宋后半期诗坛，几乎都以晚唐体为宗。江西诗派消失了。
但同时严羽作《沧浪诗话》，却竭力提倡盛唐。他有一段话专论宋初以来的诗风：
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功，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
这一段话是最简明的宋代诗史。严羽以禅学论诗。主张作待当以盛唐为法，是正宗的大乘禅；晚唐诗还止是略得皮毛的小乘禅。
严羽是宋末人，他的理论，在当时未有显著的影响。元人作诗，虽然以唐诗为宗，也还没有在初、盛和中、晚之间有所偏重。因为金、元诗人如王若虚、元好问诸人，论诗的对象首先要抨击江西诗派。
到了明代，前后七子都标榜盛唐诗法，以此为学诗的最高境界。严羽的《沧浪诗话》，至此才发生影响。从明初到隆庆、万历年间，诗人们一致推崇盛唐。可惜明代诗人之所以主张“诗必盛唐”，是从复古运动出发，他们的诗都是盛唐的模仿作品，艺术的创造性非常稀薄，有“泥美人”之诮。后来，袁宏道等兄弟三人崛起于公安，论诗主白居易、苏东坡，以流畅平易为上，号称“公安派”。接着，锺惺、谭元春起于竟陵，又很不满于公安三袁诗的便捷浅俚，提出幽深孤峭的标准以论诗，是为“竟陵派”。“公安”、“竟陵”两派都攻击前后七子的“诗必盛唐”论。在创作实践上，“公安派”走了宋诗的道路；“竟陵派”则走了晚唐的道路。锺惺选定《唐诗归》，屡次为晚唐诗辩护、翻案，于是晚唐诗又一度时行起来。然而好景不常，到陈子龙、钱谦益出来，都提倡盛唐，学其雄浑高华的风格，黄钟大吕的声调。于是“竟陵派”的议论，一蹶不振。晚唐诗从此消失了它们曾经光荣过的地位。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三日
①温州人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号灵舒，徐照号灵晖，徐玑号灵渊，称“永嘉四灵”，成为南宋一个诗派。
②南宋时，杭州书商陈起刻印《江湖群贤小集》，收刘克庄、姜夔、葛天民等数十家的诗集。这些人称为“江湖诗人”，亦成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