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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最著名的遗迹，不在他的家乡河南巩县，也不在他在那里长大的洛阳，更不在令他向往而又伤心的长安，而是在他流寓西南时寄居成都浣花溪边的那座草堂。清代诗人、书法家何绍基在四川的时候，游草堂，写了一副著名的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至今仍挂在草堂内的工部祠前。从那个时候开始，成都人就有了人日游草堂的习俗，而且一直保留至今。
古人以每年的正月初一为鸡日，初二为狗日，初三为羊日，初四为猪日，初五为牛日，初六为马日，初七为人日。人日游草堂的习俗，来自于高适的一首诗。
高适在四十一岁那一年，在山东与李白、杜甫结识，后来，杜甫写了不少诗给高适。高适回杜甫的诗，叫《人日寄杜二拾遗》。大概写的时候恰好是正月初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后来，却成为一年一度游草堂、祭拜杜甫的节日。
高适（约702-765），字达夫。沧州（今河北景县）人。他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
唐代以科举取士，但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的，王维走公主的后门，内定为状元，杜甫两次考试，都没有考中，李白干脆不参加科举，走先隐后仕的“终南捷径”。其实就算是考中进士，一般也就当一个八九品的小官吏而已。所以高适“耻预常科”，不愿意参加普通的科举，而希望能参加特科，也就是皇帝在规定的考试之外亲自主持的“恩科”。
这个机会高适终于还是等来了。天宝八载（749），他因张九皋的推荐，考中进士。这时，他已经是快要五十岁的人了。但是，他被授予的官职，仍然只是九品的封丘县尉。干了三年，就借口“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辞官不做了。
天宝十二载（753），他有了第二次机会，入哥舒翰幕充掌书记。但这并不是他的理想。
他终于等到了人生的第三次机会。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了。这一次大的历史变故，才是对那些每天大言炎炎，自称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文人的真正考验。
王维降了安禄山，给自己的历史留下了一个污点；杜甫好容易逃出长安，到凤翔见到唐肃宗，被授予左拾遗之职；李白本来在庐山学道，受永王磷之邀下山入其幕府，自诩要“为君谈笑净胡沙”，谈笑间就可以把“安史之乱”平定了，结果是看不清大形势，把自己送进了监狱。高适却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他非凡的能力了。
潼关破后，他也逃到行在去见到了唐玄宗和唐肃宗，也被授予左拾遗之职。但是，在政治上，他却比杜甫成熟太多。房琯食古不化，以上古车战法去和安禄山作战，失败是意料中的事。杜甫不谙世事，为房琯辩护，最终得罪肃宗，被赶出朝廷。而高适却是清醒的。永王东巡，肃宗深以为忧，高适却预言其必败，他也因此受到肃宗的重视，被任命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此后又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最后做到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正三品），封渤海县男，成为唐代大诗人中居官最高者之一。
高适是唐代边塞诗的代表作者之一，与岑参齐名。他早年曾游边塞蓟门、卢龙一带，后来一直在军中，他本人又是政治家、军事家，所以他的边塞诗，和岑参以描写边塞景色和赠答奉和为内容的边塞诗不一样，而更多的是对士兵的同情和对将帅无能的指斥，比如著名的《燕歌行》，就是唐代边塞诗中的名篇。
高适诗歌的内容很丰富，除边塞诗外，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黑暗，同情下层百姓的诗也占有较大的比例。他的送别诗也写得很好，有一种旷达慷慨之气。如《别董大》：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杜甫曾经在《奉简高三十五使君》中赞美他说：“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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