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年轻并不见得好
作者：王瑞芸
因此我知道了，普通和平常是上帝给人的一份福气。
可惜知道得晚了些，致使我一直是在对天才的崇拜和向往中长大，结果整个青春期充满了焦灼不安，殚思竭虑。
上大学的时候，我居然没有谈恋爱。这在今天女学生的价值里是：没能耐。我想，我是没能耐——因为没有人喜欢我啊。不过，好像也不对。有一个男同学，我们在一个组，合用一间画室。当时素描课的作业是画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头像，石膏像很大，我们用一整张24开的铅画纸去画，可以连续画上三五个星期——非常吃功夫。我极用功，常常画到很晚，那个男同学也很用功，也画到很晚。他画得比我好很多，当时他是班里画得最好的同学之一。我很佩服他，碰到难处就向他请教，他也很乐意教我。我们一个画室里，有七八个人，用功的并不只我们两个，可是渐渐地，画室里常常只剩下我们俩。一开始还没有意识到什么，只是发现，组里的同学到了晚上就自动离开，好像是要把画室让给我们一样。而我们呢，在没有别人的时候，也觉得高兴。可是我们单独在一起也还只是画画，互相讲的也都是关于画画——两个百分之百的学生，决没有想到可以用这个独立的空间两人亲密。天地良心，我们之间连手都没有碰过。但是由于我们单独在一起画石膏像的时间多了，同学看我们两人，眼神就怪怪的。那个时候，大学生中谈恋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我觉得我正走在一个边缘上。他也一定觉得他也走在边缘上，但我们互相都没有突破这个边缘。只有一次，画到倦了，我问他，现在几点了?他说，两点了。我说，有那么晚了吗?他便突然凑近了我，俯身看住了我的眼睛——只隔了一尺远，说：你相不相信我?他的眼睛里全是关于钟点以外的东西。我脸热心跳，几乎要招架不住，赶紧垂下了眼睛，说，两点就两点吧，我信。他见我不肯从钟点跳出去，也就收住。这便是我们唯一的一次险些达到亲密的举动了。那天
我从画室回到宿舍，在楼道里看到一个夜起的同学，我一吓，浑身的汗毛根根直竖，仿佛把身上穿的衣服都顶了起来。事后我奇怪，我为什么会被吓成那样呢?
那时候，系里的老师，尤其是政治辅导员，对我们这群青年男女虎视眈眈的。我们上一届的学生里，有一对谈起了恋爱，系里先对他们提醒警告，无效，后来在全系大会上批评。可是那一对，尤其是那个女同学，非常勇敢，从暗中进行干脆变成公开亮相，批评大会结束后，她就走过去招呼她的男友：XX，走，我们看电影去。把系头气得鼻塌嘴歪。后来毕业分配的时候，没少让他们吃苦。
但我不是这样的好汉，他也不是，况且，我们只在边缘上。于是，我们都从这边缘往后退了一步。系里的批评大会，一棒没有打散那一对鸳鸯，却不料打散了我们这对“准鸳鸯”。
没谈成恋爱倒没关系，只是当时的我何以活得这等战战兢兢的，叫我现在哪个眼睛看得上，没有人爱，那是活该。
我的研究生是在北京念的，那时的北京比现在安静多了，没有遍地隆隆作响的工地、开发区以及满街的“面的”。有一辆自行车，就东南西北到处可以去了——我喜欢那时候的北京。我们住在王府里，潜心研究艺术，所以看电影，看戏，看画展，听音乐会被我们视为正业。在这样的“正业”之外，我再添一个副业——谈恋爱，所以天天穷忙，几乎把功课荒废了。但仗了自己在大学里打下的那点基础，在导师跟前尚周旋得过。这么混过两年，到最后交卷的时候，导师对我说，你的基础一向是好的，这我知道，但这次论文，若要评一等，却轮不到你了，XX比你下的工夫要多，这个一等应该给她。我说当然。说的时候，一脸平静——那时候，到底已经长大，掩饰自己内心的技巧已经具备。等回家过年，我却灰了脸，一个人半死不活的，好像刚病过一场，弄得家人摸不着头脑。看看也不是和男朋友闹翻了，也不是没有通过论文，只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问我，偏不肯说，因为连我自己都暗中惭愧了：我的心态和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样，这么多年的饭竟白吃了。
我想，当时除了心眼小，还贪，以为自己有能耐，要鱼和熊掌兼得，不得，心中于是黯然。
那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自己是几斤，几两。进京读书，虽然面临的是一个“群贤毕至”的局面，但各人的知识结构不同，又尤其当时在国内治西方艺术史的人寥若晨星，山中无虎。在不多的几个人中稍知一二，以为自己果然是个好的，前途当不可限量。于是四下里去访名人，谈理想。有一次去拜访李泽厚的一位高足，那位高足当时虽然还是在读的研究生，却已经出了好几本书，正好是我们这类年轻学子到李泽厚那样的问鼎之人之间的过渡。有他的存在，辉煌便不是悬在云端里的位置了。及至见到那位学术新秀，他说的倒不多，我自己却口若悬河，对他大谈如何要重新构写世界艺术史的设想——要打破国界，按照人种的审美心理结构来统筹考虑云云。其实，什么是“审美心理结构”直到今天我都不能清楚说出一二，但当时我就敢拿它四处“妖言惑众”——那时候我们这起人兴这种玩法。最讲究用新名词把自己一直武装到牙齿。那位新秀听我说话时，头转过来，转过去，一会儿往我的茶杯里添水，一会儿摸摸自己桌子上的书。出来之后，我心里对他大不满意，看得出他不把我的构想放在眼里。那时我二十六七岁，他大概有三十八九岁罢。如今我也到了他当时的年龄，忆及此事，幡然悟道：他肯自始至终听我扯完那“宏篇巨制”的构想，实在已经是极好的涵养和耐心。换了现在，若有二十来岁的人到我跟前来扯这种淡话，只怕要吃我打出去也未可知。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已经是而立之年了。三十年的岁月毕竟对我作了些改变——我学会了做坏学生。这一点至今让我得意，过去，哪里敢呢。不过，先要承认，美国学校的实证主义的训练，是给了我好影响的。它对我这个学文科的人，在说话、立论的严谨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刚从国内出来，我一身的坏习气：说话空洞，浮夸，用大字眼，下不着边际的定义。在美国做第一篇论文的时候，教授让我们学生各自选一张画做分析，要求我们写清楚画有多大，画上有什么，是怎么画的，诸如此类，完全是直观的，浅显的，就事论事的。我一看就高兴了，想，这算什么，看我来一手深刻的，把美国学生“盖”一下，出出风头。我打算从画的美学性格入手，然后挖掘它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藉此好好展示一下自己的理论水平!于是熬夜读了许多书，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交上去便静候着教授夸奖。过了一星期，教授把那篇心血之作丢给我，上面批了两个字：重写!下面加了一行注——我不要看这些虚夸浮词，老老实实地写自己眼睛看见的东西。美国教授的这一下，给了我当头一棒——我一辈子感激不尽的一棒。在这样的训练下，我渐渐学得了对空洞浮泛之词的深恶痛绝。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国内过去的文章 ，几乎不忍卒读，上面全是拗口的新词，把一件事说得花里胡哨，云罩雾障的。那种文章，对读者极不负责，极无文德。美国教授教会了我把文章里的水分挤掉，废话丢掉。真正是功德无量。
但与此同时，我平生第一次对学校感到讨厌了，这在我是前所未有的。我做了这么半辈子的学生，而且很进入角色，知道怎么能做成一个好学生。到了美国我却开始感到受不住了。功课紧，英文差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并非是不能克服的因素。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给人二十年时间，傻瓜也能做博士。我同意他。我的受不住很大程度可能是被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达达精神熏染的——我天天和这些叛逆的异类打交道，能不被带坏吗?那些西方现代艺术家的能耐是常常走到事情的反面，把非价值作为价值来肯定，这种看事情的角度让我耳目一新。因此我跟他们学会不“乖”了。我一边坐在课堂里听教授讲文艺复兴，见他分析一张大师级的作品时得意洋洋宣称道，他数出了地上的瓷砖有几块，一边就在心内惑道：我能指望这个埋头数画上瓷砖的人领我看透艺术吗?于是我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情形不安起来：每天读书十几个小时，绞尽脑汁做那种只给教授一个人看的文章，那种文章是从这本书抄到那本书的“杂拌儿”，但教授要看的就是这种杂拌儿，你引的书越多，说明你越有能耐——渊博!在这种价值的推动下，事情变得滑稽起来，我们研究艺术史，却已经轮不到去研究作品本身，你必须去研究所有对这张作品的研究，小心绕过别人已经说过了的话，哪怕别人说的是对的，你也要绕过去，不能重复，重复是你没能耐。你必须拼命设法跟别人说得不一样，这被定义为创造力。结果，前人的研究成了我们通向作品的路障，我们的研究又成为后人的路障。通过这样层层设卡，我们因此获得了比较各自能力的机会。这是一种极累人的游戏，而且，在这个游戏里，我们已经忘记了研究的初衷——艺术，以及与此相关的生命、灵性，自由和美。
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非常偶然，那是某一天我在系图书馆的书架上找书，每一位教授都为自己正在开的课设一个书架——指定学生读一架子的书。教授有时会顺手在架子上放一些属于私人的物件。我在一个年轻女教授的书架上看到一本给孩子看的书——她有个两三岁的孩子，那是她偶然放上去的。那本在成千累万色泽高古庄严的典籍中五颜六色俏皮活泼的孩子的书，让我的心突然抽搐了一下，有一种感觉升了起来：那种书和我们读的书是属于两个世界的，那种书里是满满的颜色，趣味和生命的欢娱。但我们的书不是，我们的书里没有一点鲜活的生命。这种书我不仅必须读，而且要学会去生产制作，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我被领出那个充满色彩，趣味和生命欢娱的世界有多远了?
在这个疑问的支配下，我开始松懈了下来，我对争取好成绩失去了热情，我让自己渐行渐远，结果，一个学期末系主任找到我，说，你的成绩怎么掉下来了，鉴于这个情况，我们下学期博士候选人的奖学金不能给你了，除非你能在这个假期里好好干，向你的任课教授证明你是合格的。不必“除非”了，我走出系图书馆那栋没有窗子，充满陈年纸张气味的现代建筑，发现外面的天蓝得让人心醉。
此后，我便镇日坐在家中，一杯茶，两只水果，悠然读书——读自己喜欢的书，对自己对生活都感到满足而且满意，这在我做好学生的时候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这时我不仅完全长大了，而且已经不再年轻了。
王瑞芸，学者，现居美国。著有艺术评论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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