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马丁国王（外一篇·散文）
作者：北 岛
一
头一次见马丁是1985年6月初。我们先在柏林照了一面，紧接着来到他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他五十出头，身材敦实，肚子凸起，头发正在哗变——脱落退色，那是转变之年的白旗。他的笑容像面具但又不是面具，而是一种持久的乐观态度。他于1970年创办的鹿特丹诗歌节，如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诗歌节。马丁乐呵呵地穿过二十多年的隧道和想象的开阔地——何止是诗歌节主任，他简直就是诗歌界的国王。
我们住的那家小旅馆在鹿特丹市中心，是二战联军轰炸中仅存的几栋建筑物之一，仍保留着战前的风格。墙上挂着多桅帆船的油画和黄铜的舵轮。大厅的皮沙发笨重而舒适。门房认识每一个客人，跟他们闲扯。每天晚上朗诵后，诗人聚在旅馆的酒吧喝一杯，烟雾弥漫，与各种语言混在一起。
马丁专门派了个翻译小姐给我，有人开玩笑说：“北岛整天被只花蝴蝶围着。”那位小姐调皮任性，高兴时翻两句，要不然干脆颠覆文本，你说东，她偏说西。我那时英文差，和马丁对话只能通过她。交流与否倒不要紧，可别无缘无故把人家臭骂一顿。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马丁一直在笑，毫无保留地笑。
诗歌节结束了，马丁留我在他家过夜，第二天一早送我去机场。那天晚上，马丁夫妇开车带我和翻译小姐到一个城堡去喝啤酒。他兴致很高，谈到他未来的计划。如果翻译正确的话，他要请更多的中国诗人来，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荷兰读者。他脸色红润，在这个年纪上可是个危险的信号。说完某句话，他会突然愣住，似乎在倾听自己的回声。那是我头一回出国，什么都新鲜。记得我们坐在酒吧外边，头上是梵高画中燃烧的星星。那天我喝多了，舌头转不过弯，跟着马丁傻笑。我突然站起来，摇摇晃晃去找厕所，那一张张放满酒杯的桌子漩涡般漂走。
几年以后，我请马丁再带我去那个城堡喝啤酒，可他老人家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1987年我们一家住在英格兰北部的小城杜伦，我在大学教中文：“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马丁。”马丁来电话说，他和助手尤克要到伦彰出差，想过来看看我。那是1988年春天，英格兰北部依旧很冷，天阴沉沉的。火车晚点一个多钟头，害得我苦等时，把十英镑塞进吃角子老虎机。马丁和尤克那天都穿着米黄色风衣，像兽医和他的护士。我终于可以结结巴巴跟他们对话了。马丁说英文带浓重的喉音，含混不清，好像在喝很苦的中药。他们要搭当天的火车赶回去，只能待两三个小时。我们围着一壶茶坐下。尤克属于那种典型的荷兰女人，红脸蛋高颧骨，在马丁的带动下仓促地笑着。她的名字在英文的意思是玩笑，其实人很严肃。他们提议看看邵飞的画。画一张张摊开，英文的赞叹中夹杂着荷兰文的嘀嘀咕咕。最后马丁郑重宣布：请邵飞和我一起去鹿特丹，在诗歌节期间为她举办画展。
那年夏天来得早，有几张我女儿的照片为证。她那年只有三岁。一张在风车前，她穿着蓝白相间的连衣裙，皱着眉头；一张在鹿特丹港口的游艇上，几位诗人正逗她玩；还有一张是邵飞抱着她在梵高美术馆里，她呲着门牙，像个小兔子……当然，这些生活细节与马丁国王无关，他是属于大家的，属于被称之为诗歌那块圣地的。诗歌节开始了，马丁像个活动靶子频频移动，嘴咧到耳根，眼睁睁的谁也看不见，向有人没人的地方挥手说哈罗。我知道，这纯粹是给累的。你想想，一打掏腰包的官僚商人，好几十号难缠的诗人，再加上千口子挑剔的听众。当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只不过挥挥手，绝不走得太近。
那年请来的中国诗人除了舒婷和我，还有马高明，他跟荷兰汉学家柯雷合译的《荷兰现代诗选》刚出版。不知为什么，马高明最后一分钟才拿到签证，带着新婚妻子，猴急地搭上世界最贵的瑞士航空公司的班机，一下子花掉两万多瑞士法郎。这两张机票拿到诗歌节，谁碰烫谁的手，引起组织者内部激烈的争吵，把梦游的马丁警醒了，他凭第六感官，一见中国人就躲得远远的。我要找马丁说点儿事，他离我五十米远就拐弯了，向一排柱子招手致意。
二
此刻我坐在书桌前，试着回忆马丁的形象，突然感到茫然。算起来，我参加过四次诗歌节，一次小说节，又在荷兰住了十个月，而马丁给我的印象是破碎而矛盾的。他五十岁以后我才认识他，没有任何他曾年轻过的证据。再说，诗歌节期间不能算数，马丁被公众包围，六亲不认。即使只有我们俩在一起，他也不谈自己。其私人生活藏在大幕后面，当大幕拉开，他早已收拾利索，向观众致意。
我记起这样的场景：在鹿特丹下火车，穿过车站广场，在高楼大厦中拐两个弯，来到空荡荡的剧场。诗歌节办公室占其一角，堆满海报和小册子。马丁国王迎出来，跟我紧紧拥抱。他的拥抱是法国式的，非得把腮帮子两边都啃到才罢休。我个儿高，不得不弯下腰，还得保持平衡。一年一度的诗歌节还没开始，马丁头脑清醒，谈笑风生，关键是他能看清我是谁，这对客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问过我的家人和中国后，他神秘地掏出封信，是马高明的，密密麻麻的五张纸。他要在北京组织一个规模庞大的诗歌节观光团，专程来鹿特丹摇旗呐喊。马丁嗫嚅道：“他疯了，他疯了。”但能看得出来，他打内心里赞赏马高明。没有这种疯狂，他当年也绝不可能办起这么个诗歌节。
马丁与官僚商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诗歌节成功的钥匙。请他们在开幕式上致词，让出最显要的位置，陪酒陪饭陪笑脸。但马丁也有自己的原则，比如他虽然穿西服，但从不打领带，这是一种身份标志，表明他是站在不修边幅的诗人这边的。荷兰女王要接见他，皇室的人通知他必须穿戴整齐，包括领带，被马丁一口回绝。后来女王知道了，颁发特许令，才有幸和不打领带的马丁国王见上一面。
写到这儿，我突然有一种冲动。翻箱倒柜，找出马丁的电话号码。“哈罗，”他的声音微弱。我让他猜猜我是谁，听他支支吾吾，只好招了。他惊呼着，好像他家突然着了火。“北岛?是你?我一直在找你。”寒暄几句，他又讲起那个老掉牙的故事。“……当时我问那个中国老诗人，北岛在哪儿?他回答，北岛根本不存在，因为他不在我们的系统里。你看，我还是把你找到了……”那是一种发现的快乐。我把话岔开，问起他的生活。“你知道，退休是件困难的事，我又建了个叫‘各民族诗人’的基金会……今年六月我们去了哥伦比亚。那儿很穷，可一场朗诵有八千个听众!简直难以置信。”马丁国王越说越来劲儿，诗歌是他生命的动力。他告诉我，他下个月去中国，在北京会见到马高明。“他正在编一本厚厚的《国际诗歌年鉴》，由我们基金会赞助。当然，我还记得那两张机票，对我们也是笔大数目。是啊，他还是照样喝，这没关系，他有的是好主……”
三
退休，对马丁来说是块心病。我找到两年前他发给我的电传：“你也许知道我已离开国际诗歌节了，因为年龄的缘故。去年第二十七届诗歌节以后，我六十六了，在这个国家，六十最